【正见新闻网2017年01月16日】
三、清党救国
挖心战术
共产国际一九二二年四月《关于中国共产运动的纲要》曾指令中共“应分两步去做：第一步是完全倾覆封建主义，促成中国真正独立；第二步是推翻有产阶级的政治，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共产国际、联共（布）秘档与中国革命史新论》，中共党史出版社）“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暴力夺权。
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明确表示，改组国民党是为了使之“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对我们的威望充满尊敬与崇拜”，“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书面报告：“把国民党的一切地方组织都掌握在我们手中”；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的代表维经斯基甚至制定“逐步打击右派的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二零年代的中国》）
中共在苏联卵翼下，开始渗透国民党。蒋介石指出：“国父北上之后，共党分化本党的阴谋活动，益加积极。他们分化军校学生，并进而夺取军校的企图，更是显明。”（《苏俄在中国》）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得到共产国际的全力支持，成为国民党领导人。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在加拉罕、鲍罗廷的支持下，被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
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国国民党右派戴季陶、林森等召开“西山会议”，反对汪精卫左倾。共产党加速渗透国民党，预谋夺取国民党领导权。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二大”召开，与会二百五十六名代表中，中共党员占五分之三，当选的三十六名中执委，有七名共产党员。在随后召开的二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九名中执委常委中，共产党占四人。在八个部中，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和外事部由中共党员把持，而其它四个部，青年、工人、商业、妇女部的秘书也全部是共产党员。大会决议弹劾持反共立场的“西山会议派”，并开除其首领邹鲁、谢持的党籍。中共的“挖心战术”十分奏效。国民党岌岌可危。国民党中央的权力，已基本上被共产党人所纂夺；国民党各地方党部亦已大部分为共产党人所把持；国民革命军六个军的军政治部主任，五位由共产党员担任。
中共“主张通过召开国民党‘二大’，以达到打击右派、孤立中间派、扩大左派，并给日趋靠拢右派的蒋介石以回击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新右派的斗争》，中共中央统战部网站）
蒋介石忙于军事，避开党争。作为“底定广东”的英雄，蒋介石成了各派势力争取的对象。他在“二大”名列中执委九常委之中，进入国民党决策层。面对鲍罗廷与中共的节节进逼，蒋介石苦苦思考对策。
在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提出发动北伐，实现国父的遗愿。此时提出北伐，名正言顺，鲍罗廷、汪精卫均未表示异议。但此后不久，鲍罗廷回国述职。苏联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接到莫斯科指令，突然转向，强烈反对北伐，与蒋介石形成水火之势。季山嘉在黄埔军校竭力宣扬“北伐必败论”，宣扬校长蒋中正“不革命”。
中共配合苏共要求，在广州散布传单，攻击蒋介石为“新军阀”。蒋介石面见汪精卫，痛陈“革命实权不可落于俄人之手”；甚至以辞职力促汪精卫表态，驱逐季山嘉。不料汪与中共勾结已深，对蒋的请求不置可否，虚与委蛇。蒋介石觉察到自己已成为汪、俄勾结的障碍，处境危险，内心煎熬不已。（蒋纬国，《我的父亲蒋中正》）
蒋介石日记中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况:“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三月五日：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环境也。总理与诸先烈在天有灵，其当怜而呵护之，不使我陷于绝境乎。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忧患疑惧已极，自悔用人不能察言观色，竟困于核心，天下事不可为矣。十五年三月十七日：上午，议事。所受苦痛，至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于佛入地狱耶？”
收回中山舰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盗用蒋校长名义，擅自调动蒋介石坐舰中山号由广州驶回黄埔，大有劫持蒋介石之意。
“三月十八日，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矫令我的坐舰中山号由广州驶回黄埔。他对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告‘奉校长令，调舰特来守候。’这时我在广州省城，邓来电话问我此事如何，我茫然无所知。随后李之龙亦打电话问我：‘中山舰是否仍要来广州迎接？’我很骇异，就问他道：‘是谁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回黄埔去的？’他答不出来。其实他驶回黄埔，是要先在黄埔装足煤斤，以备临时远航。到了十九日晚间，中山舰开回广州，舰上生火通夜不熄，戒备极严。我知道共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威，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在十九日的夜间，我认为革命形势至此，个人的生死，自不足惜，而党与革命的存亡绝续，是不许我再有犹豫的。”（《苏俄在中国》）
二十日，蒋介石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收缴共党分子枪械，收回中山舰，并包围苏联顾问团和中共机关，解除中共党员在军校的职位。蒋介石的果断措施，打乱了共产党的阵脚。在苏联述职的鲍罗廷惊惶失措，立即将季山嘉及顾问团撤回国，并于四月底回到广州，向蒋介石道歉，对蒋介石限制中共的八条协定全盘接受。汪精卫称病，远走法国。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的领导权。
蒋介石正当自卫，师出有名，连中共领袖也服气。陈独秀分别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和六月四日在《向导》上连续发表数篇文章指出：“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根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绝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而且表示，“中国共产党若阴谋倒蒋，就应该起来打倒共产党，共产党员若阴谋倒蒋，就应该枪毙。”（《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版）苏联方面指责季山嘉等顾问，“他们轻举妄动。……他们明白如果国民党一旦在广东失败，那共产党也将无法生存。”（《陈立夫回忆录》）
果断处理“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与“苏联-中共-汪精卫”同盟的博弈中取得的第一次实质胜利。蒋介石反共救国迈出了第一步。
附体渗透
蒋介石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说：“对共党提出条件虽苛，然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杨天石，《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一九二六年北伐开始后，苏共指示中共，“要中共党徒利用国民政府的机关，接近农民，实现他所谓‘农村纲领’，制造他所谓‘农民革命’，其目的就是要从农村暴动中组织武力，建立共党政权。”（《苏俄在中国》）
维经斯基（吴廷康）给共产国际报告称：“共产党实际领导著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共产党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讨论中国问题的速记记录》，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
在北伐中，共产国际加快对中国军队的控制：“在指导中共军事方面，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把军队政治工作提高到应有的高度，强调在国民党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们从党内专门挑选一批人以国民党的名义从事这项工作，争取实际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在国民党的军队基层建立共产党的支部，在国民革命军各军师都设立政治机关，连以上至团都设有做这项工作的政治委员。”（《共产国际、联共（布）秘档与中国革命史新论》，中央党史出版社）
“邹鲁说，北伐军到了长江之后，共产国际就开始命令中共‘倒蒋’。当时武汉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一起开会研究‘提高党权’，就是想压抑蒋介石的‘军权’。最初蒋介石尚无警觉，直到‘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普遍了两湖，蒋介石同志至此才恍然大悟。”（《陈铭枢回忆录》，四十五至五十九页）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鲍罗廷竟在武汉集合一部分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开会，决定组织所谓‘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执行其所谓‘党的最高职权’。”（《苏俄在中国》）
不久，从欧洲回国的汪精卫主持武汉政权。而支持蒋介石的党员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形成“宁汉分裂”。“汪一到上海，即与陈独秀共同发表宣言，主张组织‘一切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以制压反革命’。”（《苏俄在中国》）
在混乱中，共产党一方面造谣离间，加深国民党的分裂，另一方面挑起事端，在湘鄂策动“农民运动”，杀人越货，敲诈勒索，制造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