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被非法判刑　福建幼儿教师左秀云控告江泽民

按：明慧网今天报道了左秀云女士第四次被非法判刑（四年）的消息。本文根据左秀云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寄送的控告江泽民的诉状整理。

福建省永安市铁路地区幼儿园教师左秀云因坚持法轮大法“真善忍”信仰，遭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三次被非法判刑（三年、六年、三年半），在福建省女子监狱遭迫害共计十二年半，期间遭受种种非人折磨和酷刑迫害；家庭被拆散。

左秀云的哥哥左福生也因坚持信仰，被非法劳教两次（一年半、两年两个月）；被非法判刑一次（六年），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福建省福清监狱迫害，遭到毒打后又被吊了六个小时，眼睛被打瞎了一只。

左秀云的母亲周莲英，被严密监视，家里电话长期被监听，并被威胁、恐吓；儿子女儿从一九九九年以来多次被非法拘留、劳教、判刑，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并被非法剥夺探视儿女的权利，请律师为儿女辩护却遭当地公检法拦截、恐吓。年过八十的老人于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怀着对一双儿女的深深思念含冤离世。

现年五十五岁的左秀云于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下面是左秀云女士在控告状中陈述的事实和理由：

我叫左秀云，原福建省永安市铁路地区幼儿园教师，曾被评为上海铁路局优秀教师。一九九六年四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在修炼法轮功前，我得了严重的眩晕症，长期失眠，身体虚弱直接影响了工作和家庭，到处求医问药，中医、西医也都没效果，到处找偏方，但都治不好，有一次身体眩晕症发作，头撞在栏杆上，造成头内骨折，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身体每况愈下。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一家书店看到一本《转法轮》，被深深的吸引了。从书中我知道了我为什么老炼功不祛病，知道了只有无条件去做一个好人，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才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从此我走上修炼法轮功的路。

修炼后，我能按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婆媳、夫妻关系和睦了，在工作上不计较个人得失，任劳任怨，精力充沛。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时家长送我东西我也不要了，我上班骑的摩托车用的汽油，原来都是我丈夫从单位拿给我。修炼后我再也不要他拿了，都拿自己的奖金钱去买。（记得我第一次被非法关押在女监迫害时，我丈夫去看我，那些迫害我的警察想从他那里了解到我一点什么不是，但我丈夫却告诉她们说，我修炼法轮功后变得不贪了，原来骑摩托车都是他提供汽油，后来炼了法轮功都自己买。警察听了只好作罢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出于妒嫉，利用手中的权力，迫害法轮功，迫害大法修炼者。我因坚持炼法轮功，于一九九九年九月被迫从单位下岗回家，一个月只拿200元的生活费。同年十月我到北京上访，福州铁路公安处以所谓“扰乱社会秩序”为由，非法拘留了我十五天。从此我受到了持续十多年的残酷迫害：迫害给我的家庭造成无法弥补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打击，同时也使家人生活在无比恐惧之中，导致家庭离弃。

第一次被非法判刑三年

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二日，我复印五十张法轮功真相传单，遭福州铁路公安处，一科科长方一及两个警察叶某、陈某绑架，并非法抄家，把我所有的大法书籍搜走（三年后回家，才发现我的项链和手链，均失踪）。后永安法院指定一个律师（交谈中，发现此人很象法官派来的间谍），所以在法庭上，我拒绝此律师给我做所谓的辩护。

非法开庭中，法官剥夺了我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只允许我回答“是”或“不是”。当庭还有人摄像。我被冤判3年，于二零零一年二月，被送进福建省女子监狱四中队迫害。

在女监四中队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一年年刚过，我和另二位法轮功学员一到女监，就被逼着通宵面壁罚站。两天两夜后，两腿浮肿了，搞转化的是一个据说曾前往北京接受过迫害法轮功专门训练的副队长林宝珠。她骗我们说写个不炼功的保证也行，就可以不用再站了。我听信了就写了。第二天我知道做错了，便向她要回保证书。她不给。我就当众炼功，她们就把我双手铐在铁门上，还把一个精神病犯人和我铐在一起。

逼着我做奴工。卸生锈铁螺丝架和用手拨海绵片。她们故意叫我做全车间最累的活；给我定很高的生产任务，然后以我完不成生产任务为借口扣我的分；并逼我晚上继续在号房走廊上干活至半夜。我一天，多则睡四小时，少则两小时。原来号房的卫生是轮流做的，可是她们却长期叫我一个人包。而且做的时候动作要快，稍慢就会被骂。狱警还常常在众多犯人面前开批斗会，对我羞辱谩骂。在前半年时间里对我实施“三不让”：不让接见；不让通讯；不让购物（只能购买女性用品）。

她们看这几招并不能让我放弃信仰，就又出狠招。对犯人说什么谁能驯服我，必有重赏。于是在这“重赏”之下，一个犯人自告奋勇，当了我的包夹犯。在狱警的纵容与布置下，这个犯人不停的找我麻烦：经常用海绵片抽打我，对我大声辱骂、用脚踢。有一次她用海绵片把我的脸抽破掉了一块皮。为了达到给我们洗脑的目的，晚上我们经常被强迫看一些污蔑大法及类似所谓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过后还要我们写心得体会。我就写这些录像都是假的、编造的。她们见不能让我屈服，就对我加大了迫害的力度。

有一天，他们又换一包夹犯，叫汪玉琼，此人粗壮有力，是个长刑期的贩毒犯（据犯人说女监对此人有专门培训如何打法轮功学员），借口我干活犯困（当时我一天只能睡2--4个小时），一拳把我打倒在地，然后对着我的身体用脚猛踢，嘴里还骂个不停。后来得知是狱警林宝珠（副队长）布置的，要她在收工前连续打我两次。晚上收工后，她又以窗户玻璃不干净为借口，抓住我的头发，对着我的胸口就是一拳，当时我就被打飞出去，重重的撞在床架上。她又冲过来对着我胸口、腹部猛踢。胸口象裂开一样的剧烈疼痛，气喘不上来，人几乎要休克，感觉她是要把我往死里打。

第二天晚上她们把我带到一个房间，说要开冷气冻我。后见威胁不成，又把我带到四楼的另一个房间，里面有两个犯人及两个狱警他们轮班换岗。让我不眠不休的连续站了两天两夜，期间她们不让我打瞌睡、没停没歇的用各种方法给我洗脑，还轮番用睡觉、亲情等等引诱我放弃信仰。眼看自己不能达到目的，两个狱警就对两个犯人使了一个眼色，出去了。两个犯人立刻对我拳打脚踢，在此之前我已经近一个月每天只睡二～四小时的觉了，人瘦的都皮包骨头了，再加上这两天两夜的折磨，我被打的已经麻木了，这次对我的迫害是当时任副监狱长的李美兰直接指挥并参与的。

第三天她们看对我暴力不起作用，就换上了伪善的面孔，说什么因为我不放弃信仰，使她们为了我花了很多的时间，不能照顾家人孩子等等。我一时糊涂了，没有认清其中的强盗逻辑，在她们谎言与伪善的欺骗下，写了所谓的“三书”。之后她们把我换到了二中队。在冷静思考之后，我认识到自己做错了，第七天我郑重的向狱警表示，我要继续修炼法轮功，要她们还给我所写的那些东西，开始她们不肯给，我便开始绝食。绝食的第三天，她们迫于无奈，只好当着我的面烧掉了我写的那些“三书”。

在女监二中队遭受的迫害

“三书”烧掉后，紧接着她们对我开始了又一轮的迫害。白天她们让我拔鞋（给皮鞋底、面上线），晚上还逼我加班继续拔鞋子，每天都要做到下半夜才能睡。两手都拔肿了；上厕所扣扣子都很艰难。平常还要做号房的卫生、洗厕所等等。一天到晚我几乎没有机会休息，别人休息时，我就被逼着站着“学习”。有一天晚上我被罚站站在走廊上，积委会（每个中队都有7个犯人组成的积委会，其中有一个是主任，都是狱警手下打手）的犯人走到我跟前骂我、打我，强行抓住我的手，逼我写三书。我不写，积委会主任付青春，就抓起笔对着我的手心，用力猛戳了几下，戳过的地方血汩汩地冒出来。

为了让我放弃信仰，狱警们想出了种种花招。有一天，二中队副队长对我说，因为我拒绝转化，监狱要取消二中队犯人本季度的减刑。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那些有希望减刑的犯人迁怒、怪罪于我，她们对我吐口水、指责、谩骂。一天副队长有意叫我站在车间大门的过道上，面对干活的犯人。不知站了多久。一个叫阿宝的长刑期犯人（据说她这次减刑后就可以回家）急急走到我面前，哭着对我说，你不要坚持了，你害我不能减刑，不能回家。你放弃吧，我给你跪下了。”说着她就真的跪在我面前。突然她身子一挺，整个人向后倒下去，脸上苍白，口吐白沫，身子抽动着。我忙蹲下去抱着她，一边大声呼救。

突然，我的腰被人用力踢了一脚，整个人飞了出去。后来这个副队长对我说：“你把别人气的昏过去了，如果她有生命危险，你要负一切责任。”随后她要我在床边侍候这个犯人，给她喂饭、擦身、按摩。听人说她有羊癫风病。醒来后，她不肯吃饭，一直哭，要我放弃，并说她回去后，每月会给我寄二百元。第二天有犯人偷偷告诉我，说我晚上回去后，她自己偷偷爬起来吃东西、洗澡。也有一些犯人知道这些都是狱警用来逼我就范的。我知道这些后，没有责怪她，依旧尽心照顾她。她很感动第三天就起来出工了。中队的减刑报告也按时报上去了。她们就用这种方式煽动犯人对我的仇恨。

一次狱警张龙香叫我到办公室。办公室里看得出来经过一番精心布置，窗帘拉上了。张龙香按下桌子上的三用机，一曲优美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音乐悠悠响起。狱警张龙香做出很关心的样子，询问我有关孩子、家庭等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我知道这一切安排不过是为了阻止我信仰真、善、忍的又一个花招而已。

有一天有人通知我说有人来看我。到了办公室，看到铁路分局公安处的一个公安坐在那里。几句客套话后，他就吞吞吐吐的说什么我女儿出事了（意指被人强奸了），我的亲属知道后都哭了，等等。我看出他的不怀好意，不吭声，也不理会他。临走时他说刚才谈到的有关我女儿的事是在开玩笑。

还强迫我看污蔑大法的录像。我常常被罚站，罚站时就要一个叫王芳的犯人在旁边不停的说，什么都说，满嘴胡言乱语、污言秽语，口沫四溅带着口臭，朝着我脸上喷，试图以此达到给我洗脑的目的。

副监狱长李美兰在大会上故意施压，点名批评二中队，说她们对我采取的转化措施力度不够。那个放音乐与我谈话的狱警张龙香，回来后大声辱骂我，一边骂一边用手指用力戳我的头，说我是一颗老鼠屎，害了一锅粥。说一句戳一下，不知戳了多少下。

有一天晚上，干完活（中队每晚都要加班到十点，有时甚至到十一二点），副队长叫我到办公室，通宵对我洗脑。她手里拿着一本卷着的书，边说边用书顶我的胸部，说到气处，她用书用力打我的手臂，我的手臂都被书上的订书钉划破了。最后她对我说：“左秀云，你知道吗？我的压力很大，我快疯了。”我能够感受到她的压力，也完全能够理解她。但我信仰真、善、忍何罪之有？她的压力与痛苦是谁造成的？这一切都是被告人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层层压下来的。真是祸国殃民。

一天，时任副监狱长的李美兰出面到中队找我谈话，她说：“她们（指干部和那些犯人）对你所做的事（指对我的迫害）都是我亲自布置的。做完她们要向我汇报的。”显然汇报的结果都令她不满意，最后她又决定把我放到原来的四中队继续迫害。二零零二年七月我回到了四中队。

狱警煽动犯人进行迫害

为了继续煽动监狱犯人对我的仇恨，四中队狱警采用最差号房株连法，挑拨唆使整个号房的犯人参与对我的迫害。按照狱警的规定，哪个号房连续三个月被评为最差号房，那么整个号房的人都要降档，降档将直接影响减刑。而且最差号房每月要坐车间大卫生，早上还要早起列队训练定型。狱警动则就扣我的分，有意让我在的这个号房连续三个月成为最差号房。她们借此挑拨犯人迁怒于我，制造打骂我的借口。在这三个月的残酷迫害中，平常犯人动则往我脸上吐口水、扇巴掌，粗言秽语辱骂我，对我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号房里有三个犯人是带头，严小梅、郑学英和另一个人。每次都由她们带头先骂，挑起别人怒气，再按事先狱警布置的打。打我时，少则二个人，多则八九个人，她们手上有什么就用什么打，拳打脚踢，专打我的头、胸、腰、小腹等要害部位。每次打完后还不让我洗澡，怕让人看到我身上被打后留下的青紫印。

有一天早上，我正在做号房卫生，一个犯人乘我不备，疯了一般冲过来，用凳子砸我的脚，用脚跟跺我脚趾。有一次，犯人严小梅用厚拖鞋底狠狠的抽我的脸，第二天，我的头和脸都明显肿起来了。还有一次，严小梅先找茬骂我，骂疯了后冲上来，用鞋跟跺我的脚趾。她还嫌力量不够大，整个人跳起来，重重的跺。人说十指连心，我痛的眼冒金星，脸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腰都直不起来。跳累了她才停下来。

有一天晚上，犯人周敏值班。此人二十多岁，一米七的个头，身体粗壮。她平常积极执行狱警的迫害指令。她先带头骂我，骂到气氛差不多的时候，她把电灯一关，煽动其他犯人一起打我。她先用力一拳把我打倒在床上，然后把我顶靠在床的墙壁上，用脚对着我的小腹部位猛踢。其他人冲上来，捏、打、拧、拽、踢全用上了，一直打到她们累了才停手。那以后很长时间狱警都没批准我洗澡，因为怕别人看出我身上被打的痕迹。

有一天一大清早，整个号房被叫下去做定型训练。一个五十多岁的无期犯由于紧张害怕，晕倒在地上。犯人们因此怪罪于我，这正是狱警们所希望的。晚上她们对我又是一顿毒打。

除了打骂我之外，狱警及其操控的犯人采取各种手段羞辱折磨我。狱警用三个月最差号房降档相威胁，大会小会上不断提这个事，点我的名，并以此挑拨犯人迁怒于我，给我很大的精神压力；狱警一次次找我谈话，还强迫我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并且有意长期让我睡眠不足；号房的人被安排着轮流包夹我，我干活、做卫生时她们不断的催促我，逼我保持快动作，使我时刻处于精神紧绷的状态。她们试图以此消减我的意志，从精神上摧垮我；平时号房里没有人敢和我说话，可是常常找茬辱骂我；经常不让我上厕所。有一天到中午还不让我上厕所，我看出他们不怀好意，就拒绝吃饭，告诉他们不让拉就不吃；冬天洗澡不给我热水，大冷天逼我洗冷水澡（中队规定每人每天一瓶热水）；晚上她们常以我没有完成任务为由逼我做定型，以正步走的姿势定在那里，脚背上还放一个东西，不能掉；以停开卫生纸来要挟；她们甚至当我面用垃圾污水给我洗饭盒，然后蒸饭给我吃。

由于长期不能按时上厕所，我只得养成少喝水和不喝水的习惯。有一次上厕所，刚蹲下来没一会儿，包夹犯就叫我起来。我没动。她一边叫骂，一边重重的一脚踢在旁边的水桶上，水泼了我一脸一身，接着硬把我拖起来。其他犯人看见了都指责她太过份了，大便都不让人拉。打人时，这个包夹犯也是积极参与者。她家是农村的，据说因为迫害我“有功”，狱警奖赏她的是：刑满回家时挑了一担衣物回去。

我干的活是全中队最脏最累的、劳动量也是最高的。拔海绵片时，不给工具，逼我用手拔。因为长期拔，双手都麻木了，连毛巾都拧不动。最累的活要属卸铁架。寒冷的冬天，在我干活时，狱警把两边对着的窗户打开，寒风对着我吹，更甚的是她们把我的衣服锁在橱子里，不让我穿毛衣。卸铁架时，手握着冰冷刺骨的铁架子，手脚都冻肿了，冻裂开了口子。做卫生时，手下到水里刺痛难忍。

一年后，我就被转到了另外一个中队。但是李美兰仍不死心，她要求这个队的狱警继续迫害我。

出狱前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三年九月，离我冤狱期满还差一个月时，李美兰找人问我：“左秀云，你出了监狱大门准备往哪走啊？”我知道她是怕我去上访告他们。她自知对我做的恶事太多，心难安，就以所谓的学习法律为名把我转到入监队。当时入监队的队长姓朱，她对我进行所谓严管，要求我这样那样，遭到我的拒绝，她就找人强制。我不参加早上的队列训练，她就叫我站在旁边一动也不准动。晚上让我站在走廊不准靠墙，从七点站到十一点，一站就是四个小时。

十月一日，监狱搞什么升旗宣誓仪式，我拒绝参加，狱警李美兰就叫人一整天把我的双手用手铐铐着。我中午没吃饭，晚上她们就借口我绝食，由一男副监狱长（李美兰因迫害法轮功学员有功，被提升为政委）坐镇，找了几个犯人用强行灌食迫害我。

我出狱那天，监狱强迫我参加诬蔑法轮功的报告会，直到下午五点才放我走。出了监狱的门，我就被铁路公安处的警察带走，直接交给了永安市“六一零”（中共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的非法机构）。

出狱回家后，迫害并没有停止，且延续到了社会……

回家后遭受的迫害

冤狱期满回家后，当地“六一零”和公安继续对我进行迫害。多次到我家里骚扰恐吓我和我年迈的母亲，家人终日担惊受怕。“六一零”还通过我丈夫的单位向他施压，在所谓的“敏感日”让他不要外出，甚至不要去上班，要他在家监视我。我丈夫怕自己受牵连下岗，就向法院提出离婚，借口是婚前缺乏了解，造成感情不和。开庭那天我没去，但永安市政府、六一零去了不少人，在法庭上他们引诱我丈夫说出离婚的原因是因为我炼法轮功，不顾他和孩子。这根本不是事实。江泽民才是真正导致我家庭破裂的罪魁祸首。

当地“六一零”平时常常派人跟踪我，还对我进行电话窃听。有一天永安市燕东派出所两个警察以叫我报户口为名，大白天在马路上，当着众多围观群众面前强行抓住我的手脚，把我扔到车上。到了燕东派出所，其中一个姓冯的当地人称黑打手的恶警对着手机说：“人我已经带来了，你快来吧。”对方推脱自己要开会，没来。原来所谓报户口是假，要做嫌疑人拍照、做指模是真的。我不配合，黑打手就抓住我的头发用力往后拉，然后对着我的脸就拍照。接着又拖我到另一间办公室逼我按手印。我不肯，黑打手对着我的脸就是一拳。

我摔倒在地，他又对着我的脚连踢两脚。还不解气，又狠狠的对着我的膝盖猛踢一脚。一阵剧痛，我不由的抱着这条腿。他抓住我的衣服把我从地上拎起来。看我痛的都站不住了，他才住手。也不知在椅子上坐了多久，他们才放我走。回家后才发现自己右眼下面青了一大块，左脚的骨头被踢伤了，走路都痛，几个月才好。

第二次被非法判刑六年

因我坚持信仰真、善、忍，坚持讲真相救人，在第一次冤狱回家才八个多月的二零零四年六月三日晚，永安市“六一零”警察伙同三明市“六一零”警察再一次绑架了我。四个警察把我绑架到永安市公安局三楼的一间办公室，后又叫来了两名女警。他们拿了一张单子要我签字，我拒绝后，他们就抓住我的手强按。然后，他们把我的双手分开铐在椅背上。当我要求上厕所时，三明“六一零”办公室主任要我把椅子也一起搬到厕所去，我拒绝后，他就一夜不让我上厕所。接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竟没有一个人进出。后来从他们的对话中我才知道他们劫走了我的钥匙，到我家抄家去了，他们知道我家没人。那天那些人从我家里劫走了一台电脑、一台针式打印机、一台刻录机、两台三用机、两架手机、大法书籍、师父讲法磁带两套、炼功带、一些光盘、二个电线插头、坐垫等等，为了装这些东西，还拿走一个包，至今没还（这次冤狱出狱后，才听家人说）。这些还仅仅是我家人能知道的。听我邻居说当时抄走我的这些私人财物装了一卡车。当时没有人通知我要去我家抄家，我至今都没有看到抄家的财物清单。

那天夜里天快亮时，又来了几个警察，其中有一个上文提到的当地人称黑打手的冯某人，这个黑打手把我拽到桌边，强迫我按手印。我不从，他对着我的脸狠狠的来回抽了几个巴掌，接着他双手抓住我右手大拇指用力往下压，手指快要被掰断了（后这大拇指整个肿了，痛了很久）。我写信向市公安局局长侯建军反映此事，却没有任何回音。这次冤狱出狱后，我回去办户籍，当面揭穿他们上次对我的暴行。永安市“六一零”警察杜爱勇不敢承认，并恐吓威胁我，说要再次抓我。

在永安看守所，我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公开炼功，看守所所长让管女号的女警拿来了两副手铐和脚铐，要把我们铐起来。

非法开庭，快速走过场后，被投入女监

非法枉判的整个过程非常快，过程中我没有签过任何字，三个月后，我就被投入了女监。期间，我一个修炼法轮功的亲属非法劳教已到期，却又被延期了两个月。显然他们害怕我亲属出来后会找他们要人。

非法开庭前我依法要求他们告知我的家人，但是他们谁也没有通知。开庭那天，只看到两个永安“六一零”坐在那里，其中有一个叫杜爱勇。法庭上所有的问话都只允许我回答“是”和“不是”。对我的沉默，审判长居然说：“沉默就是默认。”我在法庭上揭露在公安局被打的遭遇，法官打断我，不让我说。我提到没给我出具抄家清单的事，在法庭记录上却没有提及。开庭完，我被带到隔壁房间，看到“六一零”杜爱勇和审判长嘀嘀咕咕讲了很长时间。

我不服枉判，提起上诉。材料递上去后，三明市中级法院来了两个人。当我和他们说法轮功不是×教，我没有罪时，他们连忙打断我，不让我说下去。旁边一位听了似乎想和我说什么，打断我的这位用手捅他，并使了眼色，不让他讲话。不久中院裁决下来了，维持原枉判。第二天，六一零的恶警就迫不及待的将我们投入了女监。到了女监门口，我问看守所的警察，凭什么不让亲属接见送衣物。开车的一个警察说，杀人犯都不让见，你们还想见。

入女监之初，在洗脑班被吊铐六天六夜

到女监的第二天我们就被送入福建省“六一零”在女监办的洗脑班。进了洗脑班的房间，我看到地上、墙上贴满了辱骂师父的字条。我上去撕，马上上来几个恶警，把我的双手并在一起，吊铐在窗户的铁栏杆上，必须踮着脚站着，否则双手就会被手铐勒得很紧而剧痛无比。因双手被高高吊起，双肩的肌肉被挤压拉扯，那种痛苦是无法描述的。

在巨大的痛苦中，我是一秒一秒的熬过来的。中间不停的有人进来摸我的头，观察我是否痛的流汗。很晚才放我下来吃饭。晚上他们对我宣读他们的规定：不准上厕所，不准绝食。从此以后，我的双手平直拉紧不分昼夜的被铐在铁栏杆上，手铐一天比一天拉的紧，深深的勒进肉里，疼痛异常，至今手腕上还留有疤痕。

负责转化我的是省“六一零”一个姓陈的江西人，他每天来找我谈话。开始时他还能装成很和气的样子。几天下来，他的真面目就显示出来了。他强迫我接受他那套邪说，被我拒绝后，就拿着一本监规，指着上面说，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有一天晚上吃完饭；门突然被打开，进来五个人，三男二女，叫我写决裂书，我拒绝后，他们蜂拥而上抓手指的，挠痒的，但并没达到目的，他们就只好全部撤了。第六天，他们再次把我脚尖着地，吊铐起来。

同时他们把所有的门窗都关紧了，在房间里播放世界上一些邪教恐怖镜头的录像，把声音放到最大，整晚不停地重复播放那一段。在巨大的痛苦中，我被逼违心的屈服，他们才把我放下来。放下来后，双手已经失去知觉了，不会动了。可是他们还不相信，不放心，让我面对监视器，双手继续铐着。

我被折磨了六天六夜没有睡觉，很快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恍惚中有人几次进出，把我扶好靠着墙。第二天这个姓陈的恶警就拿来了纸和笔，他自己写的一个所谓决裂的保证书一类的东西，抓住我的手按了手印。我的双手伤的很严重，不能动了。接下来的日子，由监控室值班的女警照顾我的生活。我的床是铺在地上的一块木板，靠墙的一面立着一块床板，上面贴满了各种邪教的图片。

省“六一零”警察们知道，法轮功学员是不吃药的（因为修炼是可以祛病健身的，是不需要吃药。法轮功学员通过修炼，很多病不治而愈了。）在逼迫我放弃信仰之后，恶警们要更进一步在心理上摧毁我的信仰。一天负责我的省“六一零”警察陈某将我骗到医院去检查我的手脚的伤势，检查完后开了药。我告诉他们我不吃药。陈某假惺惺的说是为了我好。可是回到洗脑班后，他们几个人抓住我的手脚，强行灌药。

有一天，监狱政委李美兰（此人原是副监狱长，因积极迫害法轮功而被升为政委）来找我，在我面前交叉着双手，抖着一条腿，一脸得意的说：“左秀云哦……”这次她是特意来羞辱我的。我内心痛苦万分，晚上痛哭不止。我被吊铐了六天六夜，尿都拉在裤子上了，我都没有哭过一声，叫过一声痛。可是当我离开大法、离开了师父，我内心是那样的痛苦。

手不能动的第十二天，我正告陈某：我没有罪，我要坚持我的信仰。陈某说，我们都知道你迟早要回头的。接着他们对我的迫害又开始了。他们对我采取了各种手段，逼我长时间站着、不让我睡觉、把我的手铐在窗户上。省“六一零”陈某威胁说还要再次吊铐我。他们不停的给我播放污蔑大法、污蔑师父的录像，还有那些邪教录像。

遭电击，房间弥漫着皮肉烧焦味

有一天，陈某用报纸包着一根棍子，进来后拿出来，打开开关，只听啪啪的一阵响声，我才知道那是电棒。他先用电棒在我的头顶上滚了几圈，然后在我嘴上、腮边、前胸、后背穴位等部位电起来。被电过的地方过后全都起了水泡。他说今天电5分钟，明天就要电十分钟了，扬言要每天延长时间电下去。

第二天恶警陈某又来了，在我头上、身上的穴位上电，边电边看时间。在他电我的时候，有一个个子瘦小的省“六一零”成员（他们都穿便服）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就出去了。随后又进来一个瘦高个子，表面看上去挺斯文的一个“六一零”。他把我的手从铐着的窗口上打开，拉我靠在墙壁上，又拿来一条四腿长凳，把我顶在墙上不能动弹。这个恶警接过陈某手中电棒，打开电源，放到我耳上侧面，用来往下拉。一股强大的吸力，吸着我的头随着弯下去。他左边一下，右边一下的电起来。陈某也不示弱，学着他的样子接过电棒也电了起来。我当时的痛苦是难以言表的，用头撞墙。（这完全是中共警察酷刑迫害造成的，但请大法学员在任何屈辱困苦的情况下，都要和平理性的反迫害，不要以这种过激的方式反迫害，这种做法不符合大法法理。）陈某看到了，抓住我的头发，更用力的一边把我头往墙上撞，一边说：你受不了了，想死呀！说完又继续用电棒电。也不知电了多久。这时进来了一个矮壮黑皮肤的胖子，把他电我的手挡住了，冲着我大声说着什么。陈某还想继续电，胖子把他叫出去了。整个房间弥漫着皮肉烧焦的味道，很久才散去。我身上被电的地方全都是水泡，吃饭连嘴也张不开来了。

恶人也有心虚的时候。第二天刚起床，有一女警（后下到十队才知道，她也是十队的警察）进来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很奇怪，告诉她后，她没说什么就让我去洗漱。被高压电电后，大量的热量在体内引起了便秘。早上洗漱时，女警看到我蹲厕所的时候稍微长了一些，就强行拽我出来。我拉不出来时，只得自己用手去抠。从此以后我常常便秘。

有一天晚上晚餐时，来了一个女警（此人也是十队的叫林锦）给我喂饭。她专挑胡萝卜喂。喂完后，我听到她一出门就高兴的说，她吃了，全都吃了。晚上我的手被铐在窗户的铁栏杆上，进来一个人故意把窗户打开，半夜我的肚子痛起来了，我明白他们在胡萝卜中做了手脚了。平时放在我旁边让我方便用的小红桶也被移开了。我只好用尽全身力气，解下裤扣，蹲下去。这一晚，出奇的安静，整晚都没人露面，早上也没人来喂饭。直到十点以后，才来了一个犯人打扫卫生。这时，李美兰露面了，很得意的说了一通才走。

在女监第十中队遭受的迫害

在洗脑班遭受二个半月非人的迫害后，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日，我被分到第十中队。当时我的手稍微可以自理。到了中队，在李美兰的授意下，中队对我宣布了三不准：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接见，对我实行“一级严管”，一个叫郑小红的犯人做我的包夹。第十中队的阮队长借口我的被子脏，把它扔掉了，给了我一床薄被子。晚上我被冻醒了，只好又买了一床新的。

我的手还没有完全恢复，她们把我分在上铺，半夜上厕所时，因手无力支撑，从上铺下来时，整个人摔在地上，腿都摔破了皮，第二天才把我换到下铺。这个阮队长还规定我晚上上厕所必须先向值班的报告后，在值班的监视下才能去。平时不允许我腿盘起来坐，怕我炼功，睡觉都不允许我把两脚弓起来。有一天我躺在床上跷脚挠痒痒，正好女警钱容从门口路过看到了，她立刻叫郑小红阻止。看阻止不了时，当时的积委会主任屠云俤冲过来，拉着我的脚把我往地下拖，我整个背重重的摔在地上。我起身坐回床上，她又再来一次，就这样连续拖了三次。旁边一个犯人怕出事，连忙上来阻止她，她才停手。

二零零四年过年前，李美兰在入监队教室的黑板上写上“法轮功罪犯座谈会”，然后让中队的两个狱警把我骗入教室，叫男监一邪悟者陈日东在会上满嘴胡言，攻击大法和师父。有一天监狱把攻击大法东西放在操场上组织犯人去看。我不去，她们就让两个犯人一边一个架着我，强行拖着我走了一圈。

冬天我的手脚被冻得严重红肿，疼痛难忍（双手被吊铐的后遗症），有时上厕所裤子都提不上来。干活时我就用布包一下手，可是狱警们都不允许。

有一天狱警修队长让我写一张纸条，说是帮我转告一下家里需要交待的事。不久我收到家里的信，问我信中的字迹怎么变了。狱警叫我写信证明家里收到的信是我写的，其它话却不允许我写。我拒绝了。

有一次停电，因我不随郑小红进号房，狱警林雯就叫几个积委会的人拉着我的两只手，强行把我拖入号房。我的后背在地上拖着，全都是水。在痛苦中，我绝食要求炼功。狱警李爱东叫几个积委会的人给我强行灌食，灌的我满嘴是血。第二天她们给我调了号房，换了一个包夹犯人。为了阻止我炼功，她们把我调到厕所对面号房，让值班的监视我，并恐吓威胁我说要给我加刑。恶警常常用不让开帐逼我就范。我不报产量，她们就控帐，我炼功，她们就停帐。从二零零七年初到冤狱期满，我每月都只能买二十元的生活必需品。

我把我在洗脑班的遭遇写成上访信。她们得知后，趁我出工，搜走了上访信，从此不准我用纸和笔。

有一次我当着李美兰的面揭露她使用高压电棒迫害我。李美兰大怒，给二大队施压，强制我参加所有的活动。当时有一个叫杜鹃的犯人（是积委会成员），积极参与对我的迫害。有一次，他们逼我参加犯人大会，杜鹃和号房的其他犯人强行抬着我到犯人会场的拐弯处，强扭我的手逼我穿号衣，积委会的人配合狱警拉扯拽打，逼我就范。

有一次，我没有避让狱警修队长，她就大冷天逼我站在前岗风口处，一直冻到半夜十二点。当时的室温只有三度。第二天修队长找我谈话：“左秀云，你很自私，你只顾自己，不顾家人和孩子，我现在当了母亲（孩子八个月），我会让我的孩子享受母爱，只要我在人世间能拥有的我都会给他”。我听了什么都没说。是啊，我因为信仰真、善、忍，说真话，告诉别人法轮功的真相，使世人不被谎言所骗将来遭恶报，却被非法关押在这，使我年迈的母亲失去女儿照顾，我的孩子失去了母爱，在我离开她短短的三年，原来挺直的背小小年纪就过早的弯了下去，这一切都是江泽民一手造成的。

二零零七年六月在清流洗脑班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七年六月，她们又把我送到清流洗脑班，进行强行转化。这次她们变换花招，说是不会为难我，说什么真理越辩越明。说我只要能说服她们，我就可以回中队去。女监派了几个年轻漂亮的狱警，着淡妆便服，穿裙子、旗袍的来找我们谈话。

当时有一个女警叫郑祝莲，是从女监十中队调去的。此人后来长期留在洗脑班，是洗脑班中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之一。负责转化我的女警姓周，还有一个负责我的是省“六一零”男警那个人找我谈话说：林大鸟多，难免会有混进来的（我知道他指的是上次洗脑班中用高压电棒电我的陈姓等人），但现在不一样了。

男监派了两名邪悟的人，还有女监的几个，每天轮番来找我谈话，变换花样，引诱我说话。过程中监控器一直开着在监听。开始他们只是放台湾一个人讲的《弟子规》给我看。

一个月后，这些人失去了耐心，露出其本来面目。负责我的那个“六一零”男警踢倒凳子，用脚踩着对我说：“左秀云，你知道吗？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把学习班设在这偏僻的地方？你现在就象砧板上的肉，任我宰割的。”他们恐吓我要再次对我使用高压电棒。

接着污蔑大法的录像又开始不停的播放，声音放的很大，各种威胁恐吓折磨的手段不断上场：白天放那些污蔑大法录像，晚上不让我睡觉，到了凌晨4点钟让女警郑祝莲找我谈话。我乏困拒绝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白天让我睡三个小时，分成两次，早上一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他们晚上不让我睡觉，下半夜继续找我谈，执行两天后，看对我没什么作用，就不让我上厕所，不让我洗澡。还打乱我的吃饭时间，早饭十一点多吃，午饭十二点，晚饭九点。（这里伙食很差，三餐素食）。

洗脑班这里经常出现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天气，还停电。一天下午一个邪悟的人进来刚坐下，突然打雷闪电狂风暴雨大作，他连忙走了出去，我知道，此人一定来者不善，天在发怒啊。果真如此，他恐吓我。有一天晚上，那个姓周的女警突然跑进我的房间，看我一眼后，把电灯拉灭，然后跑到门口大声叫道：“某某某，快来啊”。叫完后又跑进来，打开灯，观察我的反应，看看是否有恐惧的表现。为了给我制造精神紧张和恐惧，他们在我面前放一个大监控器，可以清楚的看到脸上细微的表情变化。晚上常有神秘的领导到监控室查看，看到我表情严肃。女警因此常常骂我说我摆臭脸给人看。

有一次，“六一零”的警察以我坐在桌边时用手撑着脸为借口，将我的双手铐在桌腿上，连续铐了十一天，只有在吃饭、睡觉时才放下来。 负责转化我的省“六一零”男警和永安派来值班的女警（监控室是由从全省各地抽调来的女警轮流值班的）去了我家，见到我的母亲和女儿，骗我女儿说要带她来看我，还诱骗她录了相，带来给我看。试图用亲情逼迫我放弃信仰。

两个半月后，他们招数使尽了，也无法达到转化我的目的，只好让我回到女监。

回到第十中队遭受的迫害

回到中队后，我要求炼功。副队长黄秀就唆使整个号房的犯人轮流值班，看守我不允许我炼功。有一次，值班的犯人和号房组长林永芳、犯人何凤华看到我炼功，就把我的头按在床上，对我拳打脚踢的。

后来她们又出了一招，在嘉奖公布栏上写上“罪犯”两个字。我把公布栏上我的名字擦去了。她们就让包夹犯盯住我，不让我擦。我被逼只能绝食抗议。她们先后两次给我灌食。第一次由副大队长、副中队长黄秀和一个叫吴晓静的女警在场指挥。由积委会主任杨丽娟及成员和包夹犯刘宝妹、号房组长林永芳等人动手。由于我激烈抵制，这次没有灌成。她们把一个长刑期犯人王桂贤和值班组的叫郑小红的犯人调入号房监视我。有一次我喊“法轮大法好”，她们就抓住我的衣领，把我重重的摔在地上。

第二次灌食，是由女警林萍在场指挥的。两个犯人王桂贤和郑小红抓住我的头发，用力往后拉，然后用脚踢我腿弯部，逼我跪下。又叫号房的其他人扭住我的手，开始灌食。当时我憋的喘不过气来，灌进的水呛到了气管里，难受异常。她们把我拖到走廊上，让全中队的犯人对我开批斗会。一边一个犯人包夹挟持着我，不让我动。最后副队长黄秀还宣布今后我一切行为必须和其他犯人一样。回到号房后，我痛苦的用头撞铁床的栏杆，她们才停止这样做。

中队长林红娟和副队长黄秀为了让我放弃信仰，叫一个邪悟的人搬进我所在的号房，天天缠着我讲什么佛教如何，法轮功如何之类的话。女监让那些被转化，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人去学佛教，每天吃素，让女监食堂专门为她们做素食。我告诉她我的缘份是在大法中，和她学的那些东西没有缘。我不理会她，可是她还是死赖着要和我谈。她每天几乎不干活，专念经。后来她的行为让号房的其他犯人很反感，纷纷指责她。她只好找队长要求调了一个号房。

二零零八年八月，我写了份申诉，但被女监扣押了。二零零八年奥运会期间，海外记者指名要见我，监狱怕我揭露他们迫害我的事实，所以让大队、中队想尽办法阻止我，副队长黄秀谎称监狱系统方面报社记者想要采访法轮功“罪犯”，问我去不去？我拒绝后，她让我写条子说明自己不想见记者。我正告她说我没有给谁写条子的义务。她们哄骗不成，就恐吓我说如果我见记者，会对我孩子很不利。还吓唬我说：你看电视上的记者采访时都会出一些难题的，到时你会很难堪的。她们这样一搞，让我怀疑要采访我的可能不是一般的记者，我就提出要接受采访。她们一看吓不了了，副大队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大谈一通所谓爱国主义等等，我才确定是外国记者要采访我。哄骗恐吓对我都没有起作用，她们还不死心。她们安排女监《扬帆报》的女编辑见我，称我左秀云女士，我拒绝她的采访。她就把手上的微型录音机打开却谎称已经关上了，一直缠着我问我为什么不愿意接受采访，套我的话，录到她们需要的内容后，就走了。从那以后，关于外国记者要采访我的事没有人再提起。

再遭四个月洗脑迫害，连续二十几天不让睡觉

二零零九年二月，他们再一次把我关进洗脑班长达四个月。洗脑班设在入监队走廊最里面一间。里面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架电视机。窗户用双层布从上蒙到下，密不透光。门平时是不开的。第一个月，我一个人安静的在里面呆了一个月。后来就来了几个邪悟的人，拿着佛教的书对着我天天念。接着不断的换人和我谈话。我沉默不回答她们的任何话题。看她们对我不起作用，洗脑班负责人郑祝莲和姓蔡的，二个人亲自找我谈话。当时中队派了一个犯人任蓉。和入监队派来的犯人陈蓉卿。晚上轮流值班监视我。

两个多月后开始放污蔑大法的录像。她们把门窗关的紧紧的，声音开的大大的，连续几个小时不停的来回播放世界上一些邪教的恐怖镜头。还有佛教中的一些片子。从大清早起床，到晚上睡觉，这个录像一刻不停的在播放。同时他们不让我上厕所，逼我用便桶，长达一个月不让我洗澡。最后他们让一个邪悟的人住进来，和我睡在一个房间里，不停的对我说一些佛教中的东西。从早到晚放这一类片子，连吃饭都不停。

令人发指的是，他们以我不做作业为由，连续二十几天不让我睡觉。我困的晚上下半夜常常走着走着，突然人就失去知觉了，整个人向前倒下去，头一次次重重的撞在墙上、地上，头上不知道撞出了多少个包。两个监视我的犯人盯着我的眼睛看，只要我一闭眼，他们就大叫、或者拍我，踢我。那个十中队调来的吸毒犯任蓉，积极配合洗脑女警对我的迫害平时对我盯的很紧，对我常常破口大骂、拳打脚踢。她说我如果不“转化”（即放弃信仰），她就没有功劳了，就不敢向中队警察要好达标等等。洗脑班负责人郑祝莲经常找我谈话，谈话时一边大声呵斥、恐吓、威胁我，并观察我的反应，还用手摸我的手、腿，看看是否有害怕发抖的表现。有时她们甚至叫犯人在我面前讲自己恋爱的事和一些色情的话，试图用这些下流黄色的东西干扰修炼人的清净。有一天，搬进来住的那个邪悟的人，故意对我拉拉扯扯的，一边满嘴胡说乱讲，想要激怒我。

没睡觉二十多天后，我提出要见副监狱长。见到副监狱长我提出她们二十多天不让我睡觉，她反而大声训斥我说，这是不可能。当天晚上他们就让我睡觉了。一开始就叫我先坐着睡，几天后才让我躺下去睡。我的眼角发白，他们找了四、五个犯人，按住我，强行给我抽血，并做了全身检查。

被投入入监队后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九年六月八日，我被转入入监队。他们以关心我身体为名，叫一名狱医和十中队的两名女警（一个是副队长吴薇，黄秀已调走，另一个是女警吴晓静）强送我到监狱建新医院做心脏检查（由于我在长期迫害中，形成了少喝水或不喝习惯，血很浓）。检查结果正常。回到监狱，他们要我签字，说检查的一百多元费用要我自己出。我拒绝了，我说是你们强迫我去做检查的，检查的费用凭什么让我出。

入监队是新犯人集中学习的地方。属于严管队。这里犯人只能买生活必需品。每天学习安排的很紧。早上六点起床，上午做队列训练，下午上课或者唱歌，晚上看电视片。白天不允许大便，上厕所时间要等安排。非安排时间上厕所要申请，并罚刷一天厕所。晚上九点左右安排时间上厕所，只有这时可以大便，但是时间限制在五分钟。时间到了就要被叫起来，不起来就会被拉起来。睡觉后一个小时后才可以上厕所。入监队队长刘晓辉（曾在四队当副队长，管生产）在讲评会上说，上厕所规定五分钟是为了大家好，超过五分钟会导致肛裂等等邪说。很多新犯人因此造成便秘，只好用药来解决。憋尿更是常有的事。早上洗漱的时间限制在三分钟，到点必须走人。有时二十几个人同时进去，洗不干净也来不及。洗澡时间只允许十分钟。每人只有一个桶，洗头洗澡，洗衣服更没法洗干净了。二零一零年三十和初一连小洗都不安排，当时入监队有八十多个犯人，也没有任何解释。有的时候人多的两个人合铺。

入监队平时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军事化管理，要求令行禁止，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只能按照她们的要求去做，平时不让大声说笑，不能有自己的思维。所有的犯人都怕呆在入监队，而我在这个环境里呆了整整一年。

队长刘晓辉。她为了让我带犯人标志牌，就把我所有的外套衣服裤子都挂个标志牌，四边用打枣机打上，并在衣服的后背、前袋、裤缝都写上“罪犯左秀云”。她还让犯人邱恭喜、杨志青、邱莉把我的手扭到背后，强行拉到操场上参加队列训练。这三个人是入监队女警的打手，专看警察的眼神行事。

队长刘晓辉又以关心我血压为名，强行让医务犯每天给我量血压。我拒绝后，她就以入监队五个号房的犯人全部不允许吃饭相威胁，以号房为单位，让犯人轮番来劝我量血压。并扬言说还要发动十中队的犯人。最后恶警刘晓辉一边让犯人高喊“罪犯左秀云量血压”，一边给打手杨志菁使了个眼色。杨志菁冲上来，一边拉我的手，一边在我身上搓、拧、扭、掐，用脚踩我脚趾头。这些人表面上笑笑的，手上脚下却不停的使阴招。杨志菁身体强壮，受过高等教育，因诈骗上亿元，以诈骗国家合同罪被判无期徒刑。血压测量结果是正常的。可是恶警刘晓辉并不善罢甘休，她明知道我身体正常，可是却要用量血压这种方式迫害我。她每天叫号房的人强行按住我，给我量血压，长达一个多月。期间量血压都正常，有几次甚至偏低。

有一天，刘晓辉以关心我为名，借口天热、教室人太多，要我去几个邪悟人学习房间谈话。找了几个犯人据说是和我年龄、经历相仿，其中有一个叫刘凤英的犯人是长期监视我，并负责做记录。我不去，这些犯人将我硬拽到那个房间。

因为我没有服从她的安排，第二天早上在操场队列训练时，狱警叫两个犯人一边一个抓住我的手，把我夹在中间。我拒绝报数，她们硬把我往下压，用手肘撞膝盖顶我。就这样她们强迫我进行队列训练。我高喊“法轮大法好”。狱警跑过来，叫犯人让我低着头蹲在地上，不让我起身。收操时我高喊“法轮大法好”。警察非常惊慌，把我拉到楼梯的过道上，命令犯人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诬蔑法轮功。

到了入监队所在的七楼，队长刘晓辉手持电棒（电棒象手电筒一样，前面有两个尖尖的东西）对着我脸连戳二下，我的脸和嘴唇顿时肿起来。接着她叫犯人杨志菁罚我在原地转一百下。我不动，她就叫两个犯人在旁边转，叫另一个犯人给我喊口令。这个犯人吓傻了，不会动了。队长刘晓辉就骂她不服从指令，和我一条心，也对着她打。犯人吓的发抖。刘晓辉还不解恨，象发了疯一样，叫犯人强制我跪下之后，用绳子把我大腿和小腿都绑在一起，从背后将我反绑的手和腿捆在一起。然后把双手用手铐铐住，提到教室，说是要破我的功。她叫人找了一张观音的画像，贴在墙上，让犯人强按住我的头，逼我磕头，说我是有师父的，我给别人磕头，我师父就不要我了。她一边尖叫着一边高声辱骂我，眼中放出一种邪气和凶光。这种眼神我在长刑期很恶的犯人眼中见到过。她越骂越起劲，同时拿警棒对我行恶，我的脸上、头上、身上、腿上，到处留下青紫印。她边打边说：“你去告吧，我不怕，反正我也不想升官”。她还用皮鞋踩我的脚趾。中午她不让我吃饭，并威胁我要给我灌食，打吊针。对我行恶一直持续到了下午四点多。在整个过程中，入监队的警官都站在一边看着，学心理的狱警翁烟梅在一边不停的观察我的反应（此人和我同一天调进入监队）。

当天下午我的嘴肿的吃饭都很艰难，脸也肿起来了，全身到处都是青紫印。

过了两天，队长刘晓辉又在入监队搞了一次对我的批斗大会。黑板上写上一些污蔑大法的邪恶的话，让几个转化并邪悟的人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郑祝莲拿着录像机对着我的脸摄像。

队长刘晓辉动用各种手段迫害我，逼迫我放弃信仰。可她却说并不是叫我转化，只是叫我反省。她叫犯人用油漆在我的衣服上写上几个大字“罪犯左秀云”，她经常叫我“罪犯左秀云”，同时叫她手下的狱警这么叫，还强迫犯人这么叫我。刘晓辉动不动就扣我的点，让我所在的号房成为最差号房，而使全号房承受体罚和做卫生，以此挑拨全号房的犯人迁怒于我，而参与对我的迫害。这是女狱警察惯用的手段。刘晓辉以各种借口逼我洗厕所，同时常常利用女警周梅春欺骗、恐吓、威胁我。

在入监队一年期间，狱警经常对我拍照和摄像，强制我参加女监犯人新年座谈会。对我迫害的手段用尽用绝了。恶警刘晓辉叫狱警在我睡的床的上铺床板上画一个八卦图和一个苹果。因我每月只能购买20元的生活必需品，这个苹果目的很明显。她还叫一个狱警讲色情故事让我听。

有一次队长刘晓辉叫手下狱警周梅春拿了一张罪犯考核表叫我签字。我写上“法轮功学员”左秀云。她一看大怒，叫上狱警周梅春各提一个电棒，把我叫到号房要用电棒电我。为了叫我在罪犯考核表上签字，她使尽了花招也达不到目的，最后狱警翁烟梅、叶厦丽、周春梅叫犯人抓住我的手，逼我签字，犯人杨志清每次都没忘记手下使坏。夏天穿短袖时我的手臂常常都有青紫印。

队长刘晓辉逼我跳健身操舞，先是用不让我洗澡逼我，后又让犯人杨志菁骗我说只要我跳个舞，监狱就让我提前回家。原来她们把污蔑大法的舞蹈编在健身操前面，以此陷害我，让我对大法犯罪。我被骗后，痛苦万分。我知道，他们做这一切目的就是逼我放弃，我不能放弃，我做了对不起大法的事，我会加倍补偿。当时李美兰和她的女儿教育科陈科长，就站在台下正中间。

二零一零年三月初，离我冤狱期满还有三个月，恶警刘晓辉又对我搞什么出监教育，要我保证出去后不在外面讲大法真相，逼我写回家就业计划等等，还威胁我说我坚持炼法轮功，回去后街道、居委会、六一零如何如何。教卫生常识的女警叶夏丽看我不做她的出监教育课，把作业纸对着我的脸上摔过来，大声辱骂威胁我，接着新来的狱警游晶晶不停的对我说教，说我不做她的作业，她会失去这份工作，逼我配合她们的所谓“出监教育”，逼我做笔记、做作业、考试等等。刘叫了五个犯人做“陪读”，其中一个说是帮我做作业的叫秘书。入监队所有年轻狱警每天轮番找我上课，刘还在入监队讲评会上进行轰炸式演说，说因为我不配合“出监教育”，使得以后的人都不能受到这种所谓的“教育”，污蔑我害大家。她还让犯人就此事写讨论题。

接着，叫来了四、五个九零后的犯人，叫她们把我当成她们自己的妈妈，拉着我的手，抱着我，诉说自己的心里话，眼泪汪汪的叫我妈妈。我和她们素不相识。刘晓在一旁指挥说，只要能让她哭就好了，只要能哭一点出来，后面就会止不住的大哭了。这个把戏一直折腾到下午五点，对我一点作用也不起。刘晓辉叫一个犯人进来跟我说：过去的事（指刘晓辉迫害我的事）就让它过去了，不要再提了。原来刘晓辉害怕我出去后，曝光她的恶行，所以想用对犯人惯用的“心理宣泄法”让我把心里对她的怨恨发泄掉。她在对我行恶时邪性十足，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其实是很心虚的，怕曝光的。这样的花招她先后对我多次使用，对我都不起作用。

队长刘晓辉对我在入监队短短一年时间，邪招一个接一个，把她手下指挥团团转，她们敢怒不敢言，入监队的狱警对我说：左秀云，你快走吧。你走了我们也轻松一点。平时她们稍有不慎，就会被她高声尖叫大骂，后勤犯称她是“老虎发威”。

所谓的“出监教育”没有达到目的，她怀恨在心，叫手下的恶警安排我洗了半个月的厕所，直到她因迫害我有功，离开入监队调升机关为止（后调到心理咨询老师）。还把我写给家里送衣服出监穿的信扣押，出监那天我穿着一套破睡衣。快出狱前犯人杨志菁对我说：左秀云，刘队长很想转化你，真的很想转化你。

冤狱期满那天，永安六一零企图再次劫持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日，我冤狱期满这天早上，十中队的狱警把我带到十中队。李美兰叫刘晓辉把我拽到办公室，指挥两个十中队副队长和狱警吴晓静拉着我的手强行签字，还骗我说在入监队都签过了，在这干嘛不签。他乘我不备，对我背后猛击一掌，高声叫骂，说我在发功。恶警刘晓辉对我的迫害可以说是由始至终。接着她们骗我说我的家属在女监二楼办公室，把我骗到那里后，我看到副监狱长江启生和教育科陈科长（此人是李美兰的女儿）、永安政法委书记、六一零白主任，还有男警杜爱勇和街道、居委会主任等五个人已经在那儿了，根本没看到我的亲属。他们先问我出去后有什么打算和计划，又问我是否有家里的钥匙？（指永安我母亲家，我母亲正在福州亲属家）”六一零“杜爱勇很嚣张的问我是否还认识他，说就是他把我送进女监的。这一帮人试图把我绑架回永安继续迫害。

到了女监门口，幸好当时我的亲属已经来到监狱接我。就这样我留在福州，照顾我的母亲。

第三次被非法判刑三年半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九日，我的哥哥左福生早上去上班，突然被福州国保绑架，我依法控告国保警察执法中犯法，同时告诉他们我哥哥信仰“真、善、忍”是受宪法保护的，没有罪，要求放人。我把控告信寄给了福州市政法委书记、”六一零”主任、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人，却遭到报复，福州市政法委书记陈为民，两次下令绑架我（均未遂）。我哥哥左福生也是他下令绑架的，后被非法判刑六年，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福建福清监狱迫害，期间在福清监狱遭到毒打，后又被吊了六个小时，眼睛被打瞎了一只。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一点多，我下楼去给我母亲买点心，走到楼下拐弯处，突然前面两个，后面两个警察向我冲来，把我的两只手向后撇，拉着我就走，我想起来我的母亲一个人在家行动不便，没人照顾怎么办？家里已没点心，晚上又没有人烧饭给她吃，这怎么办？我急的一直喊“妈”，当时绑架我有六个人，其中两个人（市政法委、“六一零”）在指挥，三个国保、一个福州晋安区警察。他们把我强行推上车，之后，我被非法关押在福州市第一看守所。

两次在福州建新医院受到的迫害

第一次是，我在看守所开始绝食抗议迫害，福州市政法委直接和建新医院联系，把我送进去，我不配合，建新医院就用手铐、脚镣，把我铐在床上强行挂点滴，后把我的血管破坏了，就又用插管，两个月后，回到看守所。我继续绝食，两个多月后，福州政法委书记陈为民指使仓山区法院编造和诬陷我哥哥左福生，重判六年。重判我三年半。

我于二零一二年十一月被下女监，经体检不合格，发现肺结核就退回到看守所，我拒绝住院，要求保外就医，遭到拒绝。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四日，看守所和女监刘院长私下里讲好，硬给我塞进女监，到了入监队的第二天，就强行给我送到建新医院。在医院里，我再次绝食，我告诉她们只要我坚持炼功就会好，她们更都不听，她们每天把插进胃里的管子拿去化验，持续化验了一个月也没发现结核杆菌。

女监不顾我在绝食中，要求强行治疗，她们说，你就是没有病，在传染病房呆这么久，也要给你治。就在营养液中下药，我拼命抵抗，三个护理犯林锦、唐艳玲、李佩琳（均是女监调去的犯人）就配合护士使用暴力给我灌药，每天灌两次，每次两三个人，有按我头的，有的骑在我身上、有抓我手的、有的拽耳朵、用力捏两腮、有的用十个指甲掐进我的头皮里按住我的头，真是不惜一切代价。时间长达7个多月。期间，出现血糖偏高，血色素偏低，都没能阻止他们的灌药。在多次CT检查中，因我一直动，女监就派少则五、六个，多则十几个，有时有男的，用力按我的全身，有一个男的很高大，用力拉我的手铐，手铐深深的勒进我的手腕，疼痛难忍。特别是要回女监做最后一次CT检查，来了十大队副队长吴晓静、五大队林指导员，还有几个狱警，因片子拍不出来，提出用全身麻醉的方法，后麻醉师不同意没做成。

在女监第三次遭到的迫害

二零一三年八月底，我回到女监原来的十中队（现称九分监区），我拒绝在药费上签字，监狱就不让我见家里人，不让我开账（购物）副队长吴晓静就叫号房组长賈玲红向我施压，经常找茬骂我，罚我做卫生。这个队管的很严，平时做任何事都要申请，动则扣分，扣分就要做号房卫生，用的是命令式的管理方式，每天收工抽号做裸体搜身。晚上上厕所必须叫上“三互”一起上厕所（“三互”是狱警指定的三至五个人）。

包夹我所在的号房是管生产的副队长寥春燕，此人以有人告我说了什么为名，除了“三互”以外，不准我和别人说话，后又进一步加紧迫害，对我实行严管（就是做什么都要向狱警申请，如上厕所、洗漱、洗澡等不同意就不能去），夜间上厕所不但要叫上“三互”，还要在晚上值班的三个犯人同时都在走廊时，才能上厕所，而“三互”其中一个要上厕所，我又必须起来跟去，站在旁边不准拉。我只好憋尿。平时我不准出中队的大门，除了出收工外。

大队长张龙香对我在车间实行定点定位。不准走动，有一次我走动被她看到，后中队女警找我说，如果我再走动就扣我“三互”的分。

在洗脑班的迫害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九日中队长张云和副队长刘蓉蓉派中队一名狱警谢静文（研究生，在洗脑班专门研究佛教）和一名吸毒犯阮少忠硬给我拉到设在出监队的洗脑班里，企图想转化我，强迫让我放弃信仰。还把男监的法轮功学员（包括我哥哥左福生）关在出监队对面医院第三层楼上，有二个男犯人在监视，加上四个男法轮功学员，女监这边有二个：我和八分监区的法轮功学员林丽芳。洗脑班负责人是郑祝莲。她看到我以前在女监被迫害的事实在明慧网上曝光了，一去就找我说：什么时候二十几天不让你睡觉了，我指出后，她就推说自己不知道，是犯人干的。

这次和以往洗脑班一样。开始做出伪善的样子。后来原形毕露叫我做作业，我不做，就一直找我，再后来就是放“佛教”、攻击诬蔑法轮功的电视，找我谈话就是骂。和我住在一个房间的还有个邪悟者（这个邪悟者白天到对面楼男的那边，晚上就配合女监狱警想转化我）和中队派来的吸毒犯阮少忠（用吃的和减刑引诱他参与进去）什么都骂，连我一起骂，骂我是疯子。

长达二个多月时间，我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到了女监门口都不让见（老人于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怀着对女儿的深深思念，离开了人世，这三年都没有见上我一面）。

从六月二十六日开始，每天早上站在走廊半个小时，叫中队派来的两个犯人（阮少忠、余巧玉俩人是老乡，平时关系就很好）站在我旁边念“三字经”长达一个多月，每天热得一身汗。

为了达到所谓的学习目的，把一天的时间安排的紧紧的从早到晚眼睛没停过，看完了就写认识，我不写就找我谈，特别是洗脑班负责人郑祝莲，每次找我谈话都叫我坐在她的对面，两只手要放在桌面，眼睛看着她，她没谈两句就开始骂大法，好象和法轮功有深仇大恨。非常能骂，有次还恐吓我要把手机砸过来。狱警谢静文很会说谎，骗我说我家里人从来没来过，也没给我写过信（回去后，我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邮局的汇款票据，是七月十八日寄的，正好此时我在洗脑班，退回去连说都不说。如果不是看到这张收据，这钱就没有了。后听别人说我母亲七月十六日接见日时有去过，女监不让见人，还叫派出所警察把她绑架到派出所关到晚上七点多才放人。）。

有一天，一个女警弯着腰，端着个摄像机突然冲到门口，对着我摄像。我看了好笑，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执法机关，这鬼鬼祟祟干什么？

自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以来，我先后三次被冤判，共十二年半，洗脑班进了五次。每一次进去少则几天，多则四个月，受到各种酷刑的折磨和精神上迫害，有时头会出现晃动，吸毒犯阮少忠（此人很势利，很善于察言观色，极力讨好狱警，平时对我严密监视，一有什么事就马上报告，经常告我的状。很贪吃，邪悟者用吃的把她收买后，拿诽谤法轮功的书给她看，叫她一起帮忙转化我）就马上报告，郑祝莲就招集洗脑班成员开会研究后找我，说如何如何关心我，要叫我到医院检查，我不去，她就逼我写保证，一拿到保证，就大量安排播放诬蔑法轮功的片子，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逼我写保证。有这张保证在手她已无所顾忌。一直到八月份这个洗脑班才解散。

回中队后的迫害延续

回中队后，副队长刘蓉蓉继续对我进行迫害，安排犯人余巧玉睡我对面的床，吸毒犯阮少忠睡我上铺，还说她们俩跟我三互一直要跟到我回家。副队长刘蓉蓉利用吸毒犯阮少忠想向上爬的心理来严密监视我，每天晚上叫她写我的监视记录，一出号房门，她就跟着我后面，小组开会时就坐在我对面，我和别人说话，眼睛盯着我。一直往前靠。背地里她叫别人不要跟我讲话。别人跟我讲话先要看她脸色。还常常把洗脑班学来骂法轮功的话，用来骂我。有一次犯人余巧玉故意问我在洗脑班墙上贴的邪恶的标语是什么意思？她们骂我时，号房里的人从来没有人敢出面制止，狱警也佯装不知。

有一次，天很冷，脚冻的红肿很痛（在洗脑班手铐吊起来脚尖着地的后遗症），我就用卫生巾垫在鞋子里，被狱警郑锦看到了后就报告了队长张云，队长张云就在中队大会上宣布我的“三互”，和给我搜身的两个犯人分别给扣分处理。这一招很狠，一时中队犯人对我议论很大，背后骂我，有人骂我是害人精。被扣分人的卫生都加到我头上，要叫我做。张云还在会上说她是忍着才扣一点分。如果没忍还不知怎么罚。队长张云，在我第一次在四队遭受迫害时，她就在四队，我被迫害的经过她都看到了，所以几次谈话她都没有忘记对我提到四队，她还说我很自私，不顾孩子。吸毒犯阮少忠，马上也用这话来骂我。

我回家日子还没到，副队长刘蓉蓉就忙上了：问我回去后干啥？要住在哪里？又是联系永安市司法部（“六一零”），六月十五日上午九点多钟，到了门口，几个男警察说要对信息，我告诉他我没罪，他们就说信息不对，不准出去，还说没送去攻坚。后打电话到教育科请示，才让出了大门。出了大门刘蓉蓉叫我和另一狱警站在那里等，她到了教育科去，十点多来了一辆小车，从谈话中知道是永安“六一零”、街道、居委会共5人。这时女监教育科的饶科长，洗脑班头头郑祝莲，三监区大队长张龙香都来了。他们一会要我坐车出去不能和同修说话：一会要我走出去和同修说两句，再坐车就走。就这样都不能让她们满足，最后蛮不讲理的说：上面说了，就是不让你们在女监门口见面。

后来从他们的对话中知道，同修来了不少人，还打了一个横幅：“左秀云我们接你来了”，这可把女监这些人吓坏了，把当地派出所的人又叫来了，来了好几个，其中一个是所长，走到我面前说：走，到派出所门口去和他们见面，女监门口不允许你们见，我告诉他说：我今天自由了，我又没有违法，凭什么到你们派出所去见。他们只好走了。最后张龙香说：左秀云你就这样走到大门口，然后坐上汽车就走，你要保证不和她们说话。有人还拿手机一直拍摄。

到了家，我看到的是母亲的遗像，母亲没等到我回家，在一个多月前就已怀着对儿女的思念离开了人世。哥哥却仍在冤狱中。这场迫害何时休？

哥哥左福生屡次遭迫害经过

我的哥哥左福生，原福州市铁路分局干部，修炼前身体不好，在人世间名利的争斗中把身体整垮了。修炼大法后，他处处用“真善忍”来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中勤勤恳恳，带领手下的职工，把工作做的有声有色的，得到大家的信任和上级称赞。身体也有了根本的改变，每天精力充沛，做事先考虑别人，与人为善，不为名利争斗，人变得更善良、宽容。在家是个孝子是个称职的好丈夫和好爸爸。

但自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以来，左福生和众多大法弟子一起开始上访为大法为师父鸣冤，说句公道话，却遭到迫害：

一九九九年，福州市法轮功学员向全国人大写了一份公开信，信中反映了法轮大法的真实情况。左福生在这份公开信上第一个签上自己的名字。而遭绑架，并被非法劳教一年（延期半年）。延期期间，单位和福州铁路公安处警察向他妻子施压并恐吓，妻子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孤独和痛苦中被迫提出离婚，导致家庭离弃，妻离子散。从那以后，左福生再也没见过自己的女儿。为了坚持信仰，大陆又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象左福生一样家破人散。在残酷的迫害下不放弃信仰。

因坚修大法，不放弃信仰。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一日上午，左福生再次遭到绑架。当时左福生正在单位上班，被福州铁路公安处绑架到铁路桂山看守所。随后被以“参加非法活动”为由宣布刑事拘留。左福生当场严肃责问警察“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何事”时，警察不予回答，只用“过几天告诉你”支吾搪塞。左福生拒绝进入牢房，此时看守所姓柳的所长叫嚣着：“不进去用大镣铐起来”，随后叫五、六个在押人员强行将左福生的手脚用大镣铐（用于死刑犯的刑具）。然后又用六个手铐将左福生铐在水泥床上。恶警柳某还恶狠狠的说：“让他大小便拉在身上。”就这样被铐在床上三天三夜。直到第四天要提审时才将大镣铐换成脚镣。后被非法劳教两年（延期二个月）。在被非法关押在福州儒江劳教所期间，因抗议迫害，拒绝写“三书”，遭受多种酷刑折磨，一天被迫从事十几个小时强重劳动，并被酷刑折磨，如双手高举、全身贴墙站立、弯腰半蹲、关禁闭室、被打、不让睡觉、围操场跑步。非法劳教期间，左福生的身心遭受到常人难以想象的非人折磨和迫害，从劳教所出来后又受严密的监控（在他家对面楼上，“六一零”安装了一个监控器，正对着他家的楼梯）、跟踪、电话监听。

不久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突然半边身体不灵活，出现中风现象。生活无法自理，左福生主动把自己的母亲接来身边照顾。人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左福生从没有嫌弃过他的母亲，吐在地上脏东西，他扫掉，擦完地板，从没说过一句重话，母亲因手不灵活吃饭吃的满身满地都是，他都耐心的扫掉。老人没牙齿，他到菜场都要选老人能吃的菜买，怕母亲吃不动都要用高压锅压一下，老人穿的鞋，穿的衣服，他到商店看到有合适的，都知道买回来给母亲，虽然有的时候并不中意，但那是他的一片孝心。”

二零一零年六月，被非法关押六年的妹妹（我）也回到了家中，三人相依为命，一起照顾着母亲。但好景不长。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九日在上班路上，哥哥左福生又再次被福州市国保支队警察林峰、严名坤等人绑架，警察抢去左福生的私人钥匙，入室非法抄家。他们将左福生非法关押在福州市第一看守所已九个多月。期间，我多次找有关单位要人，并告知检察院已非法超期关押左福生，都得不到解决。福州市“六一零”继续操控仓山检察院、法院图谋进一步关押迫害左福生。

二零一一年我和我的母亲就公开写了一封信，控告国保警察违法乱抓无辜。左福生信仰“真善忍”完全是合法的。并寄给福州市公检法有关单位，当时政法委书记陈为民，却二次下令绑架我（未遂，2011年12月16日福州市“六一零”及国保队长，亲自出面，带着四个警察埋伏在左福生家楼下，全然不顾家里还有位需人照顾的老母亲，再次绑架我）。

年近八十的老母亲就为哥哥左福生聘请了一位外地律师。十月十二日我们收到左福生从看守所寄来的明信片，说十月八日已收到仓山检察院起诉书，要求见律师。仓山法院百般刁难辩护律师进行阅卷及见当事人，并通过律师所在市的司法局向左福生的律师施压，不准律师出庭。我和母亲只好又联系北京两位律师，两位律师于十月三十一日赶到福州，下午就到了看守所顺利的见到了左福生，左福生当场签了律师委托书，律师做了当时的谈话记录，并请左福生签了字。

第二天早上两位北京律师就到了仓山法院找到法官蔡文建，蔡文建法官看到律师委托书上左福生的亲笔签名，很吃惊，急忙追问，怎么见到左福生的。律师告诉他手续齐全，就见到人了。蔡文建法官无话可说，就又耍起了他惯用的那一套：什么要我母亲身份证复印件；要给律师做记录；要请示领导，又说领导不在，到时他再打电话给律师，但又说什么电话不能打长途等等。两位北京律师没有被蔡文建使尽的花招和伎俩难住，坦然地说：“那我们就打给你吧”。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仓山区法院非法开庭。非法开庭前，法院周围站了很多便衣；法院门外街道两旁停放着三十余部汽车，有的汽车里坐满了人；还有武警消防战士、空军医院人员、社区保安、街道居委会人员等等。更有一些便衣不怀好意地审视着路人，有的拉扯围观的群众，一旦怀疑谁是法轮功学员，马上就上来几个便衣，有的表示要交流，有的表现出居心叵测的关心，还有的在劝说着学佛教。以这种方式限制被怀疑人的行动自由。更有便衣在偷偷拍照，各个方位反复拍摄、录像，故意制造恐怖气氛。

非法庭审期间，旁听席上坐满了中共特意安排的人员，只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给我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留一个空位，身边还安排了三个女警看着她，不准说话。老母亲坐的远，听不清，只知道律师在给儿子作无罪辩护。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福州仓山区法院也不通知左福生的律师，又再次偷偷开庭，冤判左福生六年，也不通知左福生的律师。左福生本人向福州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并邮寄明信片通知北京律师进行无罪辩护。可是，过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左福生的北京律师才接到左福生的明信片，才得知消息的。之后，律师于六月二十四日到福州，二十五日律师就到福州第一看守所要求会见左福生，遭到福州第一看守所的刁难（福州市政法委下令不让见），没能见到左福生。随后，律师又赶到福州市中级法院，向接待法官付立新（音）递交文件，并要求公开开庭审理左福生案及开庭时间及时通知律师。

六月三十日，福州中级法院电话通知左的北京律师说：左福生的案子不开庭审理。律师电话给福州市中级法院询问结果时，对方称，维持原判。左福生于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五日被劫持到福建福清监狱。

哥哥左福生坚持信仰，不愿放弃，二零一四年四月被福清监狱偷偷送到位于闽候南屿镇省女子监狱办的洗脑班强行转化，此时我的母亲正好在亲友的陪同下来到福清监狱要求接见左福生。福清监狱多方阻拦，最后不得不说出左福生在省女监洗脑班的事。这样我的母亲才见到了哥哥左福生。但省女子监狱却毫无人性的不但不让我的母亲见我，还把我80多岁的老母亲绑架到当地的派出所，一直到晚上七点多才放出来。这期间还把老母亲寄给我的钱，偷偷的退回。

二零一四年七月份，因我哥哥左福生坚定信仰不放弃。就又回到了福清监狱。由于哥哥左福生坚持信仰，让“攻坚组”对他的一次又一次“转化”计划落空，让这些狱警很恼火。（“攻坚组”是监狱内部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机构，人员在管理上与其他普通狱警不同，直接听命于福建省监狱管理局教育处副处长冯宁生的指挥。这个“攻坚组”设在出监队，目前包括左福生在内有四名法轮功学员在这个“攻坚组”受迫害）。十月八日上午，我哥哥左福生在这个“攻坚组”因不公对待而与一名狱警发生小冲突。当天下午四时左右，被转到“高危监区”。在狱警的授意下，犯人陈君斐带着四、五个犯人，把左福生打成重伤，左眼被打瞎。狱警当时在旁边看着，不但不阻止，还把重伤的左福生吊铐了整整六个小时。下午被打时，这名狱警也在场。后来，左福生曾被送到监狱里面的医院看过，医生确诊他左眼失明。左福生又被转回出监队“攻坚组”，被打成内伤的地方时常疼痛。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我来到福清监狱要求见哥哥左福生，但福清监狱却派了四名警察事先等在那，一个拿着手机拍摄，另三人缠着我编造各种理由拒绝他妹妹见他。我就要求监狱拿出有关法律条文和规定，说明为什么不让见？他们拿不出来，就谎称在接见室里。

去年十二月份母亲寄给哥哥的钱被退回，至今还在福州市邮局（退回的理由是本人不在服务区内）。家里写去的二封信，左福生都没收到。

八旬母亲的遭遇

我的母亲周莲英，于一九九六年五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是个文盲，只认识几个字。身体不好，做过胆囊切除大手术，刀口经常痛。修炼后，母亲变得更加善良，宽容。与邻里之间和气相处。为了能看《转法轮》这本指导修炼的大法，六十几岁的老人开始学认字，她把不认识的字都照葫芦画瓢的样子写在纸上。等我回去的时候问我、或向邻居请教，就这样她孜孜不倦，从不放弃，学会了看这本《转法轮》。修炼后，母亲变得更善良了，身体也健康了，自己一个人在家买菜烧饭整理家务，不让子女操心，再也没吃过药，为子女节省了钱。她对大法书真是爱不释手，一有空就捧着书看。

然而，自从江泽民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老人再也不能安心的炼功、静心的学法了。我和我的哥哥左福生只因坚持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一个更好的好人，屡遭迫害：多次被非法劳教、判刑，监狱和劳教所进进出出没停过。从此以后，我母亲总是提心吊胆的。不是“六一零”就是单位或居委会来人来电话说女儿被绑架非法冤判，就是儿子被非法劳教。我们兄妹俩均被迫离婚，两个好端端的家庭被拆散了。

我们兄妹俩侍奉八旬老母亲，相依为命。我母亲胆子很小，但每次我们兄妹俩一被绑架，母亲因牵挂我们，总是一趟一趟的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跑，就是不让见，她也总是眼巴巴的盯着大门，总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她知道她的儿子女儿都是好人，没做坏事，信仰真善忍是完全合法的，是祸国殃民江泽民在害人。特别是迫害初期，周围一些人听信了电视报纸上对法轮功的诽谤诬蔑，都不理她，有的还讥笑她。有时面对着因非法抄家留下的一片狼藉，紧张、害怕的心不知向谁诉说，禁不住眼泪刷刷的流。第二天又拖着疲惫的身体，带着衣物和钱到看守所，看望被非法关押的儿女。

我第一次被绑架时，我的女儿才上小学，她担心孩子受委屈，就买着吃的去看她，孩子听信了电视上的谎言对她很冷淡，她还是一次一次的去。

记得我第一次被非法判刑时，福建省女子监狱四中队的狱警用不让我开账、买生活用品来逼我放弃信仰，正好我母亲来接见我，我就告诉我母亲她们不让我开账买纸，母亲指着她们大声的问她们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女儿开账？那个狱警吓的不敢说话，赶紧走开。回去就让我开账了。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日我再次被绑架。我第二次被非法冤判，被非法关押在福建省女子监狱六年。期间，女监怕迫害我的事被曝光出去，就不让家人见我，探视权被无理剥夺。母亲为我担心受怕的，身心遭受巨大的折磨。

二零一一年后，我们俩兄妹再度身陷冤狱，母亲曾多次拖着行动不便的身体，在亲友的陪同下，找国保经办警察林峰，要求释放无辜被绑架、非法关押的儿女。福州市“六一零”怕我母亲再去要儿女，就向在福建南平地区工作的大哥施压，让他把母亲接回福建永安市的家。母亲独自一人在家居住，无人照料，只有一些好心人给她买买菜之类的。

福州市“六一零”为了逼我母亲离开福州，就把我哥哥左福生家的水、电、煤气都停掉，使她来福州无法生活。由于被多方刁难，母亲只好又回到福建永安家里。独自一人，行动不便，度日艰难。

一年一年过去了，母亲也老了，前几年母亲中风后半边身体不灵活，行动也不方便，又会晕车，但母亲还是拖着不便的身体，去看我们。特别是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我第三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时，我绝食抗议迫害，母亲知道后，带着我的女儿就赶到福建省建新医院要求见我，后又找到福州市国保去要人，又帮我请律师。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六日母亲来到女监，要求见我，但毫无人性女监却非但不让见人，还把我母亲抓到派出所关到晚上7点多钟才放人；后又把我母亲寄去的钱退回，连讲都不讲一声（后我在整理母亲遗物时看到收据）。

二零一四年母亲知道了儿子左福生在福清监狱遭到毒打，后又被吊了六个小时，眼睛被打瞎了一只，母亲哭了：这些人为什么这么狠？她因年老行动不便，已无力再坐车去看儿子，就请人帮她写了一封信给有关部门反映此事。

从一九九九年“七.二十”至今十六年过去了，母亲历经了我和哥哥左福生反复被中共邪党的迫害过程，特别是当她得知儿子被打成重伤后，母亲更担忧，身体终于承受到了极限。二零一五年三月份开始母亲出现严重病状，在这过程中仍念念不忘狱中的一对儿女，希望自己能好起来并能够去探望狱中的儿女。

二零一五年四月份，母亲的身体状况更糟。四月二十五日晚，母亲来不及等待她即将走出冤狱的女儿回家，带着对身陷冤狱的一对儿女的思念，带着老无所依的悲哀含冤离开了人世。

以上所述受到的一切不公正的对待和迫害，都是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所造成的，其行为违反了宪法和法律。由于“任何个人或组织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因此江泽民应负法律责任。

十六年来，江泽民利用金钱、权力，引诱了多少中国人参与了这场迫害。我们今天起诉江泽民，是民心所向，合天意顺民心，是中国人的大好事，大益事。也是昭显正义、唤醒良知，挽救众生的正义之举。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拍手称快，同时对至今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不法警察敲响警钟：不要再听令于江泽民，立即释放所有关押的大法弟子，免遭薄熙来、周永康下场，为自己和家人在未来的路上做出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