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7年02月26日】
2012年末，一封来自中国劳教所，夹在万圣节装饰品套装中的匿名求救信辗转到美国俄勒冈州，使得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出现在国际媒体的聚光灯下。写信的法轮功修炼者孙毅于近期逃离中国，终于以真名实姓露面。
作为《马三家咆哮》《马三家来信》两书的主人公，孙毅是在马三家遭受酷刑最严重的人之一。被问及在马三家的两年半中，有多长时间在酷刑中度过，他平静地答说：“这些酷刑是一样一样换著用的，也有组合在一起用的，只能笼统说两年吧，有放松的时间夹在里面。”
“劳教所的酷刑发展成为一种非常精致化的邪恶迫害。”
记者：这张“上大挂”，被酷刑的人后面怎么还有一个棉被？为什么脚画得那么大？
“我在马三家教养院上‘大挂’”，《马三家来信》插图。（孙毅绘）
孙毅：这也是我的亲身经历吧。
在“上大挂”的时候，人有时会痛不欲生，极度痛苦中可能会用后脑勺磕撞架子床上的钢管，所以警察会在那地方垫床棉被，护住头部，用警察的话讲就是防止自伤自残。他们非常有经验，事先把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腿浮肿可以消肿，伤筋了也可以养好，但看得见的外伤不就留下证据了嘛，所以不能让你有外伤。不仅头后面有防护，连手腕的铐子上都缠着棉套，它的目的，有时候不是让你死或者让你伤残，它只想折磨你的意志，让你处于生不如死的生存状态！
劳教所的酷刑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非常精致化的邪恶迫害，比如行刑的地方不叫“小号”，而是叫“特管室”。他会说因为你想自伤自残，所以需要“特殊看管”，阴损的行径被包装成所谓人性化的管理方法。
在北京调遣处，2008年的时候，据说人性化管理了，不许随便用铐子铐人，于是警察就发明了“人肉铐子”——让两个“包夹”（看管我的劳教人员）用他们的四肢夹住你的四肢，迫使你一动不能动，这是比上铐子还难受的，也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把脚画得那么大，是因为当时就是那样。长期上大挂，最痛苦的就是这个腿和脚了，小腿比大腿粗很多，像大象腿一样，脚肿得像巨大的面包，袜子和鞋肯定是穿不上了，只能踩在鞋上，而且小腿和脚会渗出一种带血的黏液。
极度困倦中，最痛苦的事就是睡过去，一睡着，身体就会“掉”下来，手腕被固定在铐中，结果铐子就切进了肉，巨痛就把自己疼醒了，而且是一次又一次连续的折磨。随着你困倦的程度，时间间隔会越来越短，他们用这个方法让你长期不得睡觉。我最长一次是连续8天9夜，估计是受这种刑时间最长的一个人，是极其痛苦的。没有经历过的人，是难以想像的。
记者：这张图画的是您被捆绑在一个刑具上吗？
马三家劳教所酷刑组合：“死人床”与“上开口器”，《马三家来信》插图。（孙毅绘）
孙毅：这个不是刑具，其实就是普通的医用护理床，劳教人员把它叫做“死人床”；嘴上戴的东西叫开口器，是给口腔做手术时用的医疗器械。同架子床一样，任何东西都能被警察用作刑具，这个酷刑就是警察利用治病救人的医疗器械来折磨人。
用开口器撑开嘴，开始是为了绝食时方便灌食，后来你不绝食它也给你长期戴上，它就成了刑具了。长时间戴开口器，口腔肌肉就会被撑得无力收缩，下巴脱臼，拿下开口器嘴也闭不上了，下巴合拢不回去。画上的这个“包夹”，曾经拿着木头马扎打我的头，有时他往我嘴里吐痰、掸烟灰，有时往我眼睛鼻子里抹辣椒面、芥末油和大蒜，因为整治我，他后来立了功，提前解教回家了，劳教所专门奖励这种人。
在这个下面有轱辘、中间有便溺口的“死人床”上，我躺了七八个月，因为双手戴铐，我被放下来的时候，左胳膊韧带拉伤，双腿肌肉萎缩，不能行走，一段时期的恢复后，行走仍有困难，连一个很小的台阶我都不容易上下。“解教”回家后经过炼功，我才渐渐恢复，经过几年后才恢复正常。
这个开口器我画了三天都没画成，后来我躺在床上用手机自拍自己张开嘴的样子，然后照着照片画，那时我才知道，画画是可以“临摹”自己的呀。
马三家劳教所酷刑：金鸡独立，《马三家来信》插图。（孙毅绘）
记者：您给自己的亲人看过关于您的书吗？
孙毅：我曾把《马三家来信》这本书当作生日礼物送给母亲，后来听一位和我妈关系好的同修阿姨说，母亲看书后，哭了很长时间。这对她来讲太残酷了！她毕竟是个母亲，怎么能承受呢？儿子受苦，疼是疼在母亲心上……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所以每次回忆这事，我都受不了，痛悔不已……
每次我出事，对母亲都是非常大的打击。她夜里睡不着觉，担心我的生命安全，经常做噩梦，半夜惊醒，所以心脏就非常不好，她的去世跟我受迫害有很大关系。我这次出走，没带什么出来，但带了一些我母亲的照片，只能是多思念思念她吧……
这些年我经常流离失所，不在家，警察就经常骚扰我妻子，问她我在哪里、干什么，不修炼的妻子甚至还被抓到洗脑班去洗脑！所以妻子太痛苦，一度曾经拒绝看这本书，也不愿意知道我的事情，对她来说，看这些就像再次经历折磨一样。她也是总睡不好觉，夜里经常做噩梦，甚至有一次做梦与我一起到了国外，还是流离失所的状态，得不到安宁。
本来我们是刚刚一起过了20周年结婚纪念日，又突然出事，我不得不出国。这次分开，不知以后会怎么样……
在这个国家，许许多多修炼人的家人、亲人、朋友，可能都在过着这样的生活，可能因为很小的一件事情，随身带了一本书或一枚护身符，或者手机里有法轮功的电子书，或送给人一张真相光盘，或者只是翻墙或到朋友家串门等等，就会一下子改变命运，从此失去工作、被迫离家或被关到监狱、劳教所里，然后就是长期的奴工劳动、体罚虐待侮辱，然后就是孩子、老人没有人照料……没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一个家庭遭到灭顶之灾，这样的事太多了。还有些人就此失去生命……
“这些酷刑在全国早就是普遍存在的。”
记者：在大陆，您所遭受的这类酷刑很普遍吗？对您实施酷刑的警察都是什么样的人？后来受到什么处理吗？
孙毅：我所遭受的这类酷刑在中国大陆是普遍存在的，目前更多是发生在法轮功学员身上，在其他如上访的、维权的及犯罪嫌疑人中也有，但不会如此严重吧。
比如谢阳律师（大陆维权律师谢阳是“709”大抓捕事件的在案人之一）受酷刑的细节最近在国内外得到广泛关注，是谢阳有机会通过律师接见把消息传递出来，更多人受酷刑的事实因为各种原因都被掩盖和封锁起来，官方媒体不会曝光，即使有些能在自媒体上曝光，也很快会被删除“和谐”掉了。在中国，无论你是谁，凡是坚持真理、坚持维权的人，最后几乎都会遭受酷刑。
在中共血腥统治的历史上，酷刑现象几乎无处不在，非常广泛，只是因为中共对媒体的严格管制而很少人知道真相而已。只有少数个案为人所知，比如文革时期对所谓“右派”林昭的虐杀，对李九莲的活摘肾脏器官，还有大家都知道的张志新被割喉行刑。
法轮功学员受酷刑，大陆民众关注得少，很少会主动了解和传播，主要是中共长期恐怖统治造成的吧，与中共不一致、关注这个群体就会有危险。于是民众本能地对中共插手的事采取回避态度，避免惹祸上身，这也是民众在中共的高压下以求自保的一种方式吧。
我所经历的这些酷刑，据说是从马三家女所、以及锦州劳教所、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那些地方学来的，那个时期全国的监管场所都互相交流学习整治“法轮功”的先进经验，所以这些酷刑在全国早就是普遍存在的。
我所在的马三家教养院法轮功专管大队，由于暴力整治法轮功工作有成效，当时曾被评为省级先进单位，大队长提升为所长，下手狠的警察也都立了功，得到了奖励和晋升，书里说的就是实际情况了。
一般给我行刑的都是年轻的警察，对法轮功的整治成果直接与警察的附加工资、奖金挂钩，也是警察晋升、立功的机会，其实是中共以利益诱惑来让他们犯罪吧。有被动参与的，也有少数良知尚存的。我知道有一个学法律的小警察，因为不愿参与这些，后来被排挤走，去看监所大门了，警校毕业的一般下手就狠些。
我受酷刑情况曝光后，家里就给我请了江天勇律师，帮助我家人到处发信、控告责任警察，所以后来他们有所收敛，我所在的法轮功专管大队最后也解散了。听说那几个责任警察后来也没升上去，也是替罪羊吧。
记者：除了身体的摧残，据您所知，酷刑会还给人留下什么后遗症？
孙毅：酷刑迫害的后遗症各种各样，这跟每个人身体、心理承受能力都有关系。严重点的，会精神不正常，会出现错乱或臆症，有的是人格分裂，像“709”李春富律师就比较典型了，他被关押放出后就确诊精神分裂；还有就是失忆、健忘等等。
我听江天勇律师讲过，他在洗脑班被酷刑折磨三个月后，出来连自己最常用的信箱密码都记不住了。轻一点的会出现心理障碍，比如多疑、不信任、没有安全感等等，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怕”。还有就是消沉、冷漠、自闭、不愿与人交流等等，也有受挫或是气馁的感觉。
其实你看看大部分中国人那种明哲保身、回避政治、对人权和正义事件表现出的冷漠状态，就知道中共这些年的极权统治和酷刑迫害对国人所造成的影响有多深重：使中国人整体上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变异。
只有心理承受能力非常强的人才不会留下太多的后遗症，他们因为战胜了酷刑，所以会有一种经历粹炼后的成熟和坚强，一般都是有信仰的人。
记者：您觉得如何能制止酷刑的发生？
孙毅：我认为，通过国际舆论压力会使中共有所收敛，但却不能治本，酷刑可能会变得更隐蔽、更黑箱操作。因为共产制度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酷刑是制度性的必然产物，就像腐败现象一样。所以要治本的话，就得结束这个根源。
系统化的酷刑最早针对法轮功学员，后来针对上访者，到现在是竟然对人权律师也用酷刑，范围越来越扩大。“雷洋事件”说明，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也不再有安全感了。极权制度下，民众都迟早会感受到这个残酷现实的，一批批的人都在觉醒，都感觉不能再继续沉默了。目前中国民众发起了各种反酷刑联盟、声援活动，这也是一种觉醒吧。民众觉醒的过程也是解体中共的过程，当更多民众从中共的党、团、队邪教组织脱离出来，抛弃它，中共的解体也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