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7年06月06日】
这是一个在当下中国继续进行、但又不在社会上公开的群体“战争”，其面积之大、涉及群体之广同时又个体化、独立化的特点史无前例，其一方面惨烈无比，震耳欲聋，同时却又悄无声息。这场“战争”在中国发生十八年了，令世人关注，却容易让中国百姓忽视。它注定被永远载入史册。这场“战争”就是中共与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与反迫害之“战争”。
很多中国人都听说过法轮功，知道法轮功被迫害。在中国，除了被允许外，不管褒贬该话题都是被禁止的。但是人们发现，法轮功并没有政治目标和政治纲领，也不会杀人和自杀，那么，为什么被禁止？为什么1999年前后官方态度会是两个极端？为什么延续十八年法轮功学员要苦苦讲真相？法轮功被迫害到底与每个人有没有关系？法轮功到底是什么？……这些，很多人是模糊不清的。
鉴于对法轮功的史无前例的惨烈迫害已让中国人生存环境恶化；鉴于法轮功话题是中国法治、德治、人权改善绕不开的话题，鉴于法轮功现象已成了中共人力物力和社会伤害挥之不去的梦魇，本调查团并不站在中共或法轮功学员的立场上，而是抱着第三方严谨、负责的态度在北京、辽宁、上海、广东、湖北、四川、山西等各省同时独立、客观展开调查。
遗憾的是本调查不能发表在大陆媒体上，只能投寄大陆以外的媒体，以真实情况展示给读者和未来。
一、 气功，在中国曾经是很吃香的馍馍
在中国，30后、40后的老人都有记忆，气功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中国开始火起来，70年代后，四川等省不少地方传出少儿用后脑勺识字、用脚识字等特异功能新闻（见《四川日报》1979年3月11日的头版通讯：《大足县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辩认字的儿童》），当时，打、跳、坐、翻等各式动作的气功在城市乡镇里随处可见。城市的公园、绿化带、街边、广场没有人跳广场舞，也没有现在的体育器材，人们主要都是练各种功法。
由于气功的火爆，惊动了中共高层，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曾派人调查过气功及特异功能现象，由于气功所提出的意识形态理念与中共的无神论不一致，中共采取默认态度。
有两点事实可以证明当时气功的发展，一是中国体育部门作为官方机构，下面设立了气功协会，推广气功；二是“三不政策”及“人体科学”的提出就是来源于当时中共的政界与学界高层。
气功吸引人的原因，一是祛病健身的奇效，二是有特异功能现象出现。从民间到官方，直到后来，中南海高层也有不少人学练。
从媒体报导的98大兴安岭动用气功师灭火、一些著名歌星球星的师父──被称为“周永康国师”的王林给贪官消灾等新闻中可略见一斑。当然，后来西山会的常客王林事件以及国务院副总理退休后研究《黄帝内经》，那时气功已被不允许练了。由于气功太火爆，许多人发现了发财致富的门道，因此，出现了许多为求名利而胡编骗人的假气功。一时间，五花八门，真真假假，人们很难辨别。由于气功本身的超常性，没有机构或部门能做鉴定，人们只能身体力行地自行判断和选择。
90年代后，很多气功自生自灭地渐渐消退，却有一个功法，人传人地开始火热起来，那就是法轮功。
法轮功是1992年5月在中国开始传出的，1993年，在东方健康博览会后，在北京迅速发展，而后，滚雪球般在全国传开，一直到1999年，根据公安内部的统计，约有7000万至1亿人在炼。
调查发现：炼法轮功的人上至80、90岁的老人，下至4、5岁小孩不等，职业有工人、教师、公务员、农民、商人、学生、记者、医生、军人、公检法人员甚至有国家领导人等等，学历有文盲、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教授、专家学者等等，也就是，遍及各年龄段和社会各阶层人员。法轮功最初传播的方式基本上是人传人，就是亲朋好友互相推荐的，当然，还有从媒体上或书店中得知的。
他们中不少人相约在公园炼功，或在一起读书，但也有单个或二三个人相约在家学炼的。经过近二十年的迫害，一部分人放弃了，但也有很大部分的人坚持至今，在采访这些人时，他们阐述的炼功原因各异。问：“你为什么会炼法轮功的？怎么炼上的？”
沈阳法轮功学员李科生（因在大陆特殊环境下，为保护采访对象不受伤害，对有关人员全采用化名，下同）：“法轮功修炼讲向内找，就是有问题找自己，对升华生命境界和人生质量有巨大帮助，让我改掉了很多坏毛病，比如吸烟喝酒，比如移情不专一等，关键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所以当朋友告诉我时我就炼上了。”
青岛法轮功学员陈光安：“人都有向善的愿望，法轮功讲‘真、善、忍’，使我明白了人生的终极意义，因为我自己在炼功，身体的变化和感受只有自己知道。”
武汉法轮功学员秦雪英：“我原来患有肠胃炎、肾炎，而且腰椎盘突出，炼法轮功后全好了，我女儿一开始叫我炼，我们这一代经过中共的教育，开始我拒绝，后来医院说我的病治不好了，我试试炼的。”
成都法轮功学员张小车：“那年我还是高中生，同寝室的人给我看的，我觉得内容很深奥，学炼后精力旺盛，成绩跟上去了，同学说我开智开慧，我就炼了。”
天津学员鲍小莲：“原来我和婆婆关系不好，家庭矛盾大，看了《转法轮》后我明白了人与人的缘分关系、恩怨关系，我放下了，多替别人着想，一家人和和美美，生活幸福祥和，我家里人都炼了，我就一直炼下去了。”
…………
关于法轮功对人体体能改善、祛病健身与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作用，1993年后，陆媒有大量报导。现在走进北京或上海国家图书馆、湖南、湖北、天津、辽宁等国家图书馆或媒体影视历史档案馆，翻看一些历史报刊或影视资料，还能查到一部分历史资料：
1993年6月，曾获全国科技期刊三等奖的《中国气功》刊文专题报导法轮功及功法创始人对社会的贡献；
1995年12月，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神通大法──李洪志和中国法轮功》一书；
1997年3月17日，中国《大连日报》刊登的《无名老者默默奉献》一文，报导古稀老者因修炼法轮功为村民义务修路1100多米；
1998年2月21日，中国《大连晚报》报导大连海军舰艇学院的法轮功学员从大连自由河冰下3米救出一名落水儿童；
1998年5月15日晚10时，中国中央电视台在第一套节目《晚间新闻》和第五套节目中以赞扬口吻分别报导了国家体育总局伍绍祖局长视察长春，广大群众修炼法轮功的盛况，时间大约10分钟；
1998年7月19日，《中国经济时报》以“我站起来了！”为题报导河北邯郸家庭妇女谢秀芬在瘫痪十六年以后因炼法轮功恢复了行走能力；
1998年8月28日，《中国青年报》以“生命的节日”为题介绍98年中国沈阳亚洲体育节上1500人的法轮功队伍的良好表现和法轮功的健身效果；
1998年11月10日，中国《羊城晚报》以“老少皆炼法轮功”为题报导了法轮功炼功点5000人的大型晨炼及患高位瘫痪、全身70%部位麻木失灵的广州迪威皮革有限公司统计员林婵英在炼法轮功后恢复了行走能力之事……
另外，1994年5月的《文艺之窗》、1996年1月的《北京青年报》、1998年8月11日的《北京日报》、1998年11月24日上海电视台、1998年11月1日的中国《乐山日报》、1998年12月31日的中国《深星时报》、1993年3月的《气功与科学》、1996年3月22日的《北京晚报》、1996年6月8日的《北京日报》等媒体上均对法轮功有正面报导。
社会各界各部门也曾对法轮功有大量表彰，比如1993年，法轮功创始人获中国公安部见义勇为奖；最高科学边缘奖、明星功派、健博会特殊贡献奖等等；1999年3月4日，哈尔滨市法轮功辅导总站被哈尔滨市公安局评为拾金不昧先进单位……
那时，国家提倡并推广全民健身运动，开展了系列活动，包括90年代初的东方健康博览会等，认为国家强盛的关键在于民众的身心健康。
二、镇压的原因
中共对法轮功的调查，其实在1996年就开始了，那年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法轮功》等书籍，原因是“宣扬迷信”。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批判当时被北京青年报评为“十大畅销书”之一的《转法轮》是“伪科学”。
时任政法委书记的罗干当时派公安部在全国秘密调查，在炼功点上对法轮功进行观察跟踪登记。1998年7月公安部一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中首先提“邪教”一词，紧接着又提出：“要掌握活动内幕情况，发现其违法犯罪的证据，各地公安政保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在全国各地，两次调查都没有搜集到“证据”。
但是，公安部的镇压需要理由，一定要有“证据”。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向所属公安部门发出了朝公发（1998）37号《关于禁止法轮功非法活动的通知》，一些炼功点上的辅导员开始被罚款，朝阳市一公园的辅导员累计被罚金额达4000多元，有时不给收据单，有时给白条。由此引起40余人到公安部上访；1000余人联名投诉朝阳公安局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又向全国公安部门发出《通知》，辽宁、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的基层公安部门开始强行驱散炼功群众，抄家、进入民宅没收私有财产等。最终因为调查无结果而放弃，但有些调查人员却真的炼起了法轮功。
在上海的虹桥公园原炼功点上的郑铎彬说：“我原是国安的，1996年10月卧底中发现法轮功学员除了个人身心修炼外，没有违法乱纪事件，社会上吃喝嫖赌抽、抗蒙拐骗偷与他们无关，炼功对身心健康却有奇效，后来我辞职了，并告诉法轮功学员以前我是‘特务’，现在也炼了。”
直至1999年4月22日，天津教育学院的杂志刊登了何祚庥的文章，说“炼法轮功会使人得精神病”，并在文中提到“义和团”、“亡国”等词语。法轮功学员认为，如果不能澄清事实，不但学员们的合法炼功权利会受到威胁，炼功群众还可能被拉入政治斗争中去。于是，很多法轮功学员到编辑部澄清事实。开始的时候，编辑部的领导出面接见了法轮功学员，表示愿意更正这一不实的文章，但第二天却突然改口，拒绝更正，并有防暴警察300多名，驱散法轮功学员，殴打并逮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天津市政府的官员当时说，这件事天津直辖市管不了，要说明情况就要找直辖市的上一级单位。
当法轮功学员要求放人时，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逮捕的法轮功学员不会得到释放。天津的公安亦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于是，就发生了4.25万名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
有法轮功学员说：“很多地方的农民第一次到北京找信访办，根本不知中南海在哪，是他们到了火车站被武警带到府右街的，其实是站在街的两边，没有包围中南海，更不存在冲击、围攻这种现象。”
调查了解到，当天，当时的总理朱镕基确实接见了学员代表。据法轮功学员、原广东省政协委员高大维回忆说：“大概10点多吧，朱镕基总理到机场去送外宾，一下看到那么多学员，就叫工作人员下去了解情况，朱总理当时带了话，他送完外宾以后，会回来接见我们的代表，了解详细的情况。
“法轮功学员的代表提出了我们的三点诉求：第一点是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抓捕的所有学员；第二点是为广大法轮功群众提供一个合法、合理的修炼环境；第三个就是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的书籍。”
朱总理很快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
清华大学炼功点的法轮功学员杨清回忆道：“4.25的晚上，大约9点多钟呢，进去的代表出来了，出来告诉大家要有什么意见可以向各地的信访部门反映，国务院会把这些意见进行处理，当时听到这些消息以后就觉得呢，领导上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就满意了。”
当晚10点，学员们离去。整个过程非常有秩序，地上连警察吸烟留下的烟蒂也被捡走了。
这成了镇压的理由之一：“法轮功组织十分严密。” 但法轮功学员却说：“是天津抓人，全国学员自发去北京的，因为修炼人到处要做好人，地上的垃圾也是大家自发捡走的。”
当时任职于美国圣地亚哥Scripts研究所的封莉莉教授，震惊于4.25事件中的民众所表现出的状态，由此对法轮功产生了兴趣并最终走入修炼。谈到当时的感想，她说：“他们这么的单纯！对这个国家充满了希望！他觉得到那里以后，他可以跟他信任的政府去对话，他可以把他的心交给政府，把他的信任交给政府。一个国家应该为有这样的百姓而高兴，应该拥抱他们、奖励他们，因为他们和政府是一条心的。”
不过，总理的批示，地方上的法轮功学员并不知情，因为“禁炼令”还在进行，天津还在关押炼功人。后来法轮功学员说：“总理的批示被中央有人压下了，根本没有下发。”
1999年6月10日，“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成立（这就是后来被人称为“610办公室”的机构），后来更名为“反邪教组织办公室”，再后来更名为维稳办。
1999年7月前后，中央媒体不断报导：“练功不违法，健身不犯罪，国家提倡全民健身运动”（见历史影像）。
但是，1999年7月21日凌晨，全国公安开始全面同时在炼功点上抓人，第二天，全国媒体全部开始批判法轮功，不允许学员炼功。顿时，全国有大量炼功点上的法轮学员被驱散和抓捕。法轮功学员说：“前段时间的媒体是为镇压造势，其手法与50年代反右斗争中引蛇出洞的阴谋如出一辙。”
当时媒体报导的法轮功的违法之处主要有几点：一、与党争夺群众基础；二、炼功人中死了1400人；三、伪科学。
后来，报导法轮功修炼情况的明慧网针对“1400例”作出说明：中共迫害机构把很多精神病和非修炼人的死亡归到1400例中，说200万修炼人中死了1400例，按这个比例，平均一年死亡200人，即所谓的炼法轮功死亡的年平均死亡率仅为万分之一。
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统计，在1990年到1996年的七年中，全国人口正常的年平均死亡率为万分之六十六，大大高于所谓的炼法轮功死亡的年平均死亡率。而据国内医药学专业期刊提供的数字，住院病人中因药物不良反应而死亡的死亡率至少是万分之二十四，也远远高于法轮功修炼者万分之一的年平均死亡率。退一万步说，假定这1400例是真的，那么它也恰恰证明了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功效（见明慧网）。
关于争夺群众基础，法轮功学员认为他们没有政治纲领和目标，不存在基础这个说法。而社会中有民众的意见是：如果中共敢于放开独裁，让民众自选统治组织，这才是正道，也就谈不到争夺一事了，只要是真心为民众谋福祉的，何惧争权？关于伪科学，在1999年前就有媒体报导有关组织验证的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一说，这里不再争论。
2001年除夕之夜，中央电视台等国内新闻媒体基本都报导了一则新闻：自称是法轮功学员的人为了升天，在天安门广场自焚。但是，很快，CNN等媒体否认了陆媒的一些说法。法轮功学员在他们办的明慧网等媒体上说，自焚是导演的，自焚者的口号、动作全不是法轮功的，而且自焚人的头发、腿间的可乐瓶都没烧起来，真实的王进东与后来央视报导的王进东在发际、耳朵上来看是两个人，刘春玲是被打死的，而且，自杀不符合法轮功的要求……
法轮功创始人在法轮功最主要的著作《转法轮》第七讲一开始讲道：“杀生这个问题很敏感，对炼功人来说，我们要求也比较严格，炼功人不能杀生。不管是佛家、道家、奇门功法，也不管是哪一门哪一派，只要是正法修炼，都把它看的很绝对，都不能杀生，这一点是肯定的。”
在1996年《悉尼法会讲法》中法轮功创始人回答弟子提问时说：
弟子：……杀生是一种很大的罪业，一个人他自杀算不算罪呢？
师：算罪。……
那么，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呢？
民众中有人认为：“法轮功的信仰与中共的信仰是相反的，中共是统治党，就不允许的。”也有的民众认为：“不知道，上面的事情，说政治就是政治。”
而广东省紫金县政法系统的一位负责人说：“无产阶级政权下，一切敌人都毫不留情消灭，这是政治任务，关系到我党生死存亡大事。”
维稳办系统中一位姓顾的主任说：“都听法轮功的了，谁还听共产党的？中央定性了，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法轮功学员却说：“江泽民出于个人妒忌和对权力的欲望，与共产党的反华本质相勾结。”
而江泽民的说法在《江泽民文选》中有一篇《一个新的信号》中提到：“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这问话，显示是1999年4月25日当晚给政治局写的信中提到的，他当时表示了对法轮功的迅速发展及其对民心的凝聚力的担忧，但法轮功创始人在讲法中多次提到法轮功不搞政治、不涉入政治、绝对不能参与政治、永远不参与政治。（参见《二零零五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精进要旨三》〈不是搞政治〉、《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各地讲法一》〈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北美首届法会讲法》、《精进要旨》〈大法金刚永纯〉等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