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7年06月16日】
沈文伶，女，今年六十一岁，满族，家住辽宁省绥中县，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包括肺气门淋巴结核、心绞痛、心肌供血不足、肝功能减退、神经官能症、腰间盘突出等一身的病全都好了，人也变得慈善、乐观。
然而，江氏一伙利用权力非法打压修佛向善的法轮功学员，沈文伶被四次非法关押看守所，遭受各种折磨，二零零八年始，在辽宁女子监狱遭受五年折磨，期间家人承受巨大压力和痛苦，两位亲人因此失去生命。
二零一五年五月，最高法院宣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政策后，沈文伶女士于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以自己和家人亲身遭受迫害的经历，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下面是沈文伶女士在《刑事控告状》中讲述的控告事实及理由。
我叫沈文伶，今年六十岁，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我有幸喜得李洪志师尊传的高德大法，也称上乘佛法。身心得到了高度的净化，一生中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通过学法都迎刃而解。修炼前，我是做购销废钢生意的。为了名利争来斗去的。得了一身病，什么肺气门淋巴结核、心绞痛、心肌供血不足、肝功能减退、神经官能症、腰间盘突出、乳腺增生、梗椎五至六节生理曲度变直、窦部粘膜性溃疡、咽炎、风湿、低血压、肩周炎等真是生不如死，炼功后，无病一身轻。跟婆婆多年的积怨通过学法都能善解。慈悲伟大的师尊，从新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我，提高了自身的素质，把我带上了返本归真的路， 知道了人生存在的意义。
迫害之初 为大法鸣冤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九日，江泽民一意孤行，下令抓捕了全国各地辅导员，听说大连辅导员被抓了，我和同修去了大连，在大连的市政府布置下，公检法部门还有武警部队全出动。把五千多名大法弟子包围在大连市政府广场。我们胳膊挎胳膊形成人墙不让他们带走。
当时我目睹了四五个警察把一女同修胳膊背到后边，用力一推，脸蹭在了马路牙子上，脸上前身流的都是血，大法弟子都流泪了，这场没有硝烟的血腥迫害，这样对待手无寸铁的大法弟子。江泽民是发动这场迫害的罪魁祸首。他们把大法弟子都拥上两节大客车上，几乎大客车都调到了现场。分别拉到中学，放广播谩骂大法，诬陷师父，心想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炼？
我第二天早上与同修就去了北京。为师父鸣冤，还我师父清白！一路上经过了九道关卡，警察身着迷彩服，戴着钢盔，挎着枪，戴着墨镜，嘴上还蒙着三角巾，穿着皮靴坐着挎斗摩托车上，不停的鸣着警笛。我问开车司机他们是干什么的，司机说抓法轮功的。我心里迷惑不解。这是为什么？
四次被非法关押看守所：遭老虎凳、野蛮灌食、药物迫害
我曾四次被绑架到看守所，第一次是因为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五日进京上访，为师父鸣冤，还我师父清白，给大法弟子一个修炼环境。信仰自由，十月十八日被海淀区公安分局绑架，被葫芦岛驻京办事处，有绥中公安局，王福臣，赵继斌等人把我们绑架到办事处，连夜王福臣，张希文，等人把我们绑架到绥中，送进了看守所。被迫害四十九天。在看守所里我和同修们炼功背师父经文，还有《洪吟》。遭到无理的打骂，有一次我们炼功抱轮，大队长王学平叫我的名字让我把手放下来，我们没听他的。不一会儿他把我和苏菊珍（已离世）叫出去，问我们还炼不炼，我们坚持炼，张文仲和事务犯人小隋给我和苏菊珍同修背了二十四小时背铐，晚上我俩不能躺着睡觉，手肿的象馒头似的。苏菊珍疼的一夜没睡，在地上走一宿。
有一天早上，我们背经文，背《洪吟》，值班的陶狱警不让背，我们还坚持背，等大队长王学平上班把苏菊珍同修叫去，一进门就给七个耳光，脸都打肿了，眼睛也冲出了血，待会儿又把我叫去，不让我们背，我坚持要背，他边骂边踢了我好几脚，大腿都踢青了。
第二次是二零零零年七月八日左右，公安局政保大队队长杨志学带王福臣，田卫东，张希文等人抄家，拿走了炼功用的圆垫子，并把我绑架，带到公安局问我在哪拿的经文，都给谁了，我不说，他们就进行严刑拷打，张希文拿一把新笤帚从脑袋打到腿，直到把笤帚打碎，浑身上下都打成了紫黑色。他们还不停的骂我。我说你们身为警察穿着人民的衣服，却对我们大打出手，为了私欲，为了交差，你这是在犯法，我不说出别人，是不让你抓他们，不让你们犯罪，当天他们把我送进了绥中看守所非法关押二十多天。
第三次是二零零零年十二月约十四日，政保大队的王福臣，田卫东，张希文，来抄家，说满街贴的都是江泽民的十大罪状，说大法弟子都进去了，没别人就你干的。就这样无辜的又一次把我绑架，没有任何理由，王福臣为了给我凑材料，把大法弟子给他们邮的真相资料和其它收集的资料厚厚一摞，作为教养依据，被非法教养二年，在教养院里不让睡觉，天天干奴工，被迫害的血压高二百多，也不放过。在看守所里呆了将近五个多月，吃的连猪食都不如，炖的菠菜里漂一层瓢虫，到盆底有六七厘米厚的一层泥。我跟大队长说了菜没法吃，大队长说了做菜的大师傅，大师傅恼羞成怒，大骂出口，不但不分我菜份，还把菜汤泼的大板上地上都是。
第四次被非法判刑五年。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早晨六时左右，我正在家，突然听到有人撬门声，我到门镜前往外看，没人。我刚要开门看看怎么回事的时候，就听那门“咣当”的一声，闯进一伙人，有六、七个。我不知什么时候给我戴上的手铐，把我按在沙发上。其它几个抢电脑（女儿的电脑）我当时以为是冲钱财来的呢，我丈夫问她们是哪的，干啥抢我们家东西，没人搭茬儿，我大声地喊着，我说你们要干什么？别把孩子吓着（女儿的孩子）后来有一个人说了一句“公安局的”。我才知道，啊，是冲我修炼法轮大法来的。
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四个男的把我抬成大字型，从我丈夫和孩子面前，把我绑架走。当时，孩子才三岁多点，闯进我家的警察有机场派出所的马子文所长、政保大队的刘焕宇、李爽（女）其他人不知道叫什么名。
他们把我抬到楼下，塞进警车里，拉到绥中看守所，然后又返回到我家地下室收走墨水4箱，新乐牌A4纸10箱，后来又把我拉到葫芦岛市看守所。在葫芦岛看守所，我只有用绝食来反迫害，他们百般的折磨我，女警察冯冰利用贩毒和诈骗的罪犯李侠、齐红、李玲等对我大打出手，用手使劲捏我两腮，至今牙齿松动。
有一次，强行给我灌食，看守所杨医生使劲踢我，还脏话满嘴，把我的拖鞋都踢飞了，根本就没有医德。
还有一次，狱警冯冰张医生等强行把我摁在“老虎凳”上，给我下管儿灌食。我已被他们迫害得心律过速，心跳一百五十多、血压二百左右，下很长的胶皮管，我憋的差点晕了过去。冯冰还说看守所有3% 的死亡率，死你一个也不管我们的事。
有一次葫芦岛看守所盖楼，在押人员都转到绥中看守所，公检法几个部门全出动，狱警冯冰让我穿号服，我说：我没犯罪，我不穿。她利用犯人梁丽君、齐红等四五个犯人强行给我套上。在他们的迫害下，我心脏急速的跳动，浑身哆嗦一团，她还狠狠地打我两个嘴巴子，犯人梁丽君在后面用脚踹我。葫芦岛市公安局一个姓徐的女警不断的训斥我，她用力的推我一下，把我推出好几米远，摔倒在水泥地上。我趴在地上起不来了。姓徐的女警和一男警把我拖出去有几十米远，扔在道边的有医疗设备的车旁边，他们又把我塞进车，强行给我打了针，不知什么药，绑架到绥中看守所。
在葫芦岛看守所时，张希文（原政保科警察，现调到辽宁省公安厅）、陈绍周（原绥中县公安局法制科科长，现在县公安局任督查）等几次逼我，让我回答他们的问话，我不回答他们，他们就胡乱写一气，还有不是在我家收的东西，都给我写上了。拽我头发往后背，逼我按手印，不按，陈绍周把印泥盒盖儿硌在我的手背儿上，把着我的手强行按手印。
辽宁女子监狱五年“人间地狱”般折磨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十三日，也就是汶川大地震那天，天下着大雨，绥中县法院审判长李桂敬、陪审员孙月、吕丹、还有书记员高鹏，到绥中县医院给我和周迎春在医院非法开了庭。后来又分别判了刑。我被非法判了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把我绑架到辽宁女子监狱一监区六小队，进行非人的折磨和迫害。
当时由李敏（诈骗犯）、于晓荣（杀人犯）对我进行残酷迫害。他们强行让我看攻击大法的书，还有光盘带子，让我写什么所谓“转化”六书。我不听他们的，他们百般刁难，就大打出手，大骂出口，于晓荣经常往我脸上吐唾沫，拽我往墙上撞，让我站在四十见方的地板砖上，不让动，一动就连踢带打，腿肿的迈不了步，一推就倒。有一次，队长赵秀梅差点把我搥倒在地，天天晚上不让睡觉，一站就是十一点到半夜一点钟。
还有最严重的是于晓荣拽着我，要拿墩布把，捶我的下部，她还不停地喊着：“我就是流氓！我就是流氓！”她跟迫害大法弟子的（诈骗犯）张威说，谁谁用这办法，马上就“转化”了，这招可好使了。于晓荣还经常念破坏大法的书，经常用那厚厚的书搥我的胸部。
刚去的大法弟子不让跟任何人接触，在监舍有两个犯人进行迫害。一般的都在监舍迫害两个月，再让上车间强迫劳动。七月二十二日，让我上了车间，又开始从劳动上对我进行迫害，有时加班到晚上十点，不干活就停帐，因为吃不饱，自己家里都得存钱，他们说不让花，就给停帐，连日用品都不让买，有一次，吕思队长强行让我答心理咨询题单，不答就让我面向墙壁站着。冲我大喊大叫。还给我停了帐
二零一一年，弟弟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妈妈病危，信中说让我跟狱中领导请示请示，回家看看妈妈最后一面，也了了老人的心愿，妈妈也能含笑而去。我看信后，很悲伤的找教导员秋英，说明我的原因，也让她看了信。我又找了队长李宏坤，他们说我没“转化”，不可能让我回家探亲。这种惨无人道的迫害使我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每天以泪洗面惦着妈妈。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老人家含冤而去，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因为我被绑架那年，妈妈已八十九岁高龄，也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别看她八十九岁，上五楼都不歇一下，后来，我不在她身边，又加上长期想念我。
家人遭魔难 失去两位亲人
二零零八年，我被绑架期间，我女儿已怀孕四个多月，因她丈夫上班，没人帮她，她没办法只能忍痛割爱，堕了胎。这场迫害使多少人遭难
我一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回家，足足的被迫害五年，失去两位亲人。五年没给我发工资，该长的工资也没给长。现在我和我们同事同级工资的相比，我每月少开五百元左右。
我回来时。把信和判决书想带回家，队长于淼茹把信和判决书没收了，用碎纸机处理了，原因就是，信中有请示政府的话不让带回来。出狱时，我自己的东西什么也不让带出来，给我扒得一丝不挂。
这些年来我曾经被关押在看守所、教养院、监狱，长达七年多煎熬折磨，身心受到严酷的摧残，与侮辱，我的自由被剥夺、工资被扣押、失去两个亲人，还有我丈夫是国家公务员，受到他人的指责和歧视，因精神压力太大，三次晕倒差点丢了性命，给我们家庭造成的伤害和财物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参与对我进行迫害的人，都是江泽民政策的执行者，他们也都承受着来自高层的压力，明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为了职务、为了饭碗、为了自保，昧着良心犯罪，将来也将面临正义的审判。但我目前只把江泽民列为控告对象，是想给其中还有可能改过的人留下希望与机会，其实他们也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牺牲品，控告江泽民，也是在为他们鸣冤。江泽民是这场迫害的始作俑者，是造成众多世人犯罪的罪魁祸首。相信最高检察院会为我主持公道，这也是在匡扶人间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