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7年06月25日】
谷贺霞夫妇和公公婆婆一家人修炼法轮大法，在十几年的迫害中，长期遭骚扰恐吓，曾两次被迫举家流离失所，长达四年多。期间，三位老人无法承受煎熬，先后离世，孩子不能正常上学。在二零一一年谷贺霞的丈夫姜立庆在马三家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一年迫害。
二零一五年五月，最高法院宣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政策后，谷贺霞和丈夫姜立庆于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以自己和家人亲身受迫害的经历，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谷贺霞今年五十二岁，丈夫姜立庆五十一岁，家住辽宁锦州市。在《刑事控告书》，谷贺霞说：“对法轮功十六年的迫害中，我一家饱受颠沛流离之苦，长达四年之久，有家不能回，整日东躲西藏，在高压中，在思念中，三年间双方三位老人相继离世，丈夫被劳教一年。
“江泽民对真善忍信仰团体的迫害，是对整个人类社会道德的颠覆，其罪之大，罄竹难书，因此，为了惩恶扬善、匡扶正义；为了结束迫害、挽救世人，江泽民必须被送上法庭，接受法律的大审判。”
下面是谷贺霞在《刑事控告书》中讲述的一家人遭受迫害的部份事实。
我是一九九四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修炼前曾患过胃出血、十二指肠溃疡、胆囊炎和妇科病，学炼法轮功后做好人，一身病全好了。不仅如此，我的人生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的我，不骂人不说话，修炼后从来不带脏字了，坐公交车时，我几乎不坐座位，目的是留给他人坐，有一次在集市上买鸭蛋，回家后，发现卖主忘了收我的钱，大热天，我顶着烈日，返回集上把钱送去，卖主感动地说：怎么当今世上还有这么好心眼的人？类似这样的事很多，对于大法修炼者来说，这样的事儿也太平常了。
可是好景不长，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风云突变，法轮功无端被迫害，我们家的苦难从此接连不断。
本着对政府的信任，我和其他三位同修在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三日去北京上访，向政府说明法轮功真相。二十八日在北京天安门被绑架，把我们硬塞进警车里拉到丰台体育馆的一个大广场，警察不给我们饭吃，不给水喝，不让上厕所，冻到晚上九点多钟，我们又被拉到一个四合院派出所，第二天被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用警车拉回当地，车上有座位，可是他们不让我们坐，硬让我们蹲在过道上，他们出入从我们头顶迈过，以此来侮辱我们，一直蹲到锦州。
到了太和分局，警察把我们每个人身上的钱全部搜走，说是替我们保管，可是却一直未还给我们。我身上大约一百元钱被搜走。而我丈夫（也去北京上访）在北京龙凤宾馆时，身上的一千多元钱就被他们抢走。之后，我被送到戒毒所（因市拘留所人已满，都是从北京绑架回来的）。在戒毒所被关了十五天后，被原单位接回，在厂里办洗脑班，强迫写不炼功的“保证书“，不让回家，吃住在厂里，在厂里又被关了十五天，因我不写保证书。最后，又被送到锦州焊条厂院里办的洗脑班，并威胁说：再不写，就送马三家继续迫害。
二零零零年年底左右，本厂保卫科孟宪辉带着厂保卫科数人到我家非法抄家，抄走了我的所有大法书十多本和讲法录音带，并抢走了我们家当时唯一赖以维持生计的三轮车（平时丈夫靠拉三轮车维持一家人生活）。抄家时我不在家，回来时发现我的书被全部搜走我就来到厂保卫科找孟宪辉，坚持要求还回我的全部书籍和讲法录音带，我据理力争，最后全部书籍和讲法录音带被要回。但三轮车他们说什么都不还，最后逼迫我丈夫，硬是勒索我们一千元钱才要回了三轮车。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女儿河派出所几辆警车、十多名警察来到我家楼下，欲对我们进行迫害，因为我们不配合，不给他们开门，他们欲搭梯子闯入我家（我家在二楼）。后因故梯子没搭成，迫害才未得逞。为避免骚扰，不得已我们举家流离失所。
二零零七年十月，我为制止迫害向当地民众揭露迫害，当地派出所恼羞成怒欲绑架我，为躲避跟踪迫害，我们被迫再次流离失所四年。
二零零八年奥运期间，女儿河派出所和太和公安分局二十多人来到我家欲行迫害，又因家中无人，迫害未得逞。他们向邻居打听我们的下落，还去了我孩子姑姑家去找我们，当地派片警经常到我家骚扰、恐吓，我们只好没完没了的搬家、躲藏。
这时的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暗无天日，有冤无处伸，告状无门。
因为我们是流离失所，孩子无法在当地学校正常上学，当地学校也不敢给开转学证明，只好花高价，把孩子送到外地学校，当寄读生，丈夫被绑架后，对我们这个原本经济拮据的家更是雪上加霜。
我的公爹和婆母，在修炼法轮大法前，公爹患有肠炎、胃炎、支气管炎，长年不敢喝凉水，吃凉东西。婆母患有风湿性关节炎，一九九四年，二老双双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后，疾病全无，身心快乐，九九年七二零，大法被无端打压，二老齐上北京向政府说明法轮功真相，结果在北京被绑架。回来后，直接被关进当地拘留所，期间受尽折磨，坐了一个多月的小板凳，屁股被坐烂了。
回家后，我们又听说恶人又要在当地街道办洗脑班，继续迫害两位老人，为了不再被迫害，二老不得不离开家，也过上了流离失所的生活，在迫害期间，派出所和街道经常来我家骚扰，扣发二老的退休金，使得已近七十岁的公婆不得不靠打工度日，长期劳累和高度的精神压力，尤其在我丈夫被非法通缉期间，由于过份的担心和思念，三年间二老相继去世，
二零一零年，我的母亲离世，母亲在世时，为我担惊受怕，每当我回家，总要特别嘱咐我：不要让丈夫回家，免得被抓，让他一人在外找地方住，尤其在我丈夫被非法通缉期间，这些年从来没过上安稳日子。
孩子也跟我们一样，整日精神紧张，提心吊胆，孩子跟我说：妈，我可真累啊，上学、放学的路上，我总是回头往后看，看是不是有警车，警察跟踪我。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六日，是公公百日祭日，下午三点左右，女儿河派出所伙同锦州市公安局防恐支队，在我们所寄居的二楼的楼内，将我丈夫姜立庆绑架。直接送到当地派出所，又于当天送到锦州市拘留所，非法关押八天后，送到马三家非法劳教一年。
在马三家劳教期间，当天我丈夫就被强迫“转化”，狱警指使犯人连打带踹，强迫穿号服，强行背监规，每天早六点到晚六点强迫做服装活。有一次，警察王桌琳不知道为什么对我丈夫不分青红皂白连打带踹、扇耳光、拳脚相加。在高强度劳动完不成他们下达的任务，我丈夫被队长王飞又是一阵拳打脚踢打耳光。收工后回宿舍，还得坐板凳、背监规。天天如此，就这样残酷的迫害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