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次绑架两次劳教　被关精神病院

河北省三河市法轮功学员赵淑英控告元凶江泽民

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法轮功学员赵淑英，应坚持法轮大法真、善、忍信仰，多次遭中共人员绑架、关押，并遭非法劳教，被关精神病院。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三日，当时六十三岁的赵淑英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

以下是赵淑英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

我叫赵淑英，一九九七年八月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我一身的病都好了，我生第一个孩子落下了产后虚脱，什么重活也干不了，甚至看孩子都觉得累。本来家里就不富裕，有点钱就看病，钱花完了病也没好，等再有钱就再治，循环往复。直到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无病一身轻。我丈夫和我二女儿看到我的变化（身体好了，脾气好了）他们也相信大法、学大法了。那时我们的生活太幸福了！

到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泽民发动了这场对修炼人的迫害，我家也添了一层阴云。

迫害初时遭骚扰

一九九九年八月，我单位（砖瓦二厂）党书记赵永会，不让我回家，吃住在厂子，让我丈夫监视我的一切行动（因我俩都在一个厂子上班）每天让我到赵永会办公室签到四次。我家里就剩一个二十岁的女儿。女儿胆小，从来没有一个人单独在家过，又加上社会这么乱，坏人又多，实在让人放心不下。二十天后：局610主任孟广亮，找我谈话，要我支付看管我的人和他们的工资。我说从我工资里扣，他说不行（因那时在厂里我的工资最低）我说：“那怎么办，卖儿子我没有，那只能卖房，得让我回家，我也没做什么坏事。为什么把我软禁在这里？”最后他让我回家了。

没有想到，下午五点多回家的，晚上八点多，厂长、厂长儿子（是司机）还有孟广亮三人来我家敲门，我去开门。他们三人见我都愣了，厂长说：这不是在家吗？我把他们让进屋，问咋回事，孟广亮说：“刚才上边来电话说你上北京了。”我说：下午五点多你们才让我回家，怎么又说我上北京了呢？如果不是你们知道我不可能上北京，你们肯定会相信的。他们对待我一个炼功人还这样呢，对待法轮功就是这样无中生有，你们可别相信那些，全是骗人。

北城派出所经常去我厂问我的情况，实际是骚扰，有时厂长给挡回去；有时我丈夫给挡回去。所以我不知道，还以为警察没找我麻烦。后来我丈夫说：“他们（派出所的人）经常找你，我整天提心吊胆，你倒没觉得怎么样。”

五次绑架经历

二零零零年二月，大年三十晚上，我们一行四人来到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准备在天安门广场炼功，还没到广场，在人行道上走路，就让便衣骗上了警车，拉到前门派出所，下车后点人数，我们不知干啥，后来听警察说：抓一个炼法轮功的给他们五百元人民币。第二天被拉回三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三十天，到天却不放人，说我们扰乱社会秩序，又加十五天（实际原因是当时开两会）有个学员质问：“我们都没出看守所，怎么扰乱社会秩序了。出去我要告你们。”就这样我们十多个人被非法关押了四十五天，还都罚了款。当地的学员罚两千元，城建新村的和外地的学员罚五千元。我家托了人，被罚了一千元（请警察吃饭又花了六百元），这些罚款没有任何手续。

出来后我坚持早晨在外面炼功，没几天又被北城派出所从家中绑架到看守所。理由就是因为我在外面炼功。我绝食反迫害，七天后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三月底的一天，我们十几个同修还象往日一在外边炼功，其中有四个老太太，最大的七十岁。一会来了一帮警察，象恶狼一样，把老太太推倒拽上警车；年轻的更不用说了，连打带骂，有的还用电棍电。到派出所后，强行让我们跪着，七十多岁的李荣辉老太太被派出所所长赵永康用手铐铐在自行车上打嘴巴，把老太太嘴巴子都打肿了。当时有外地的夫妻俩是年轻人，男的受了刑，电棍电了几次，每次几分钟。用一根木棍立在地上，让他的肚子顶着棍子，让他两手两脚着地，似爬非爬，一会儿棍子就倒了，人也倒了，爬起来从新再来。就这样数次，小伙子出虚汗了，身体直哆嗦。期间让我背着他们、面对墙跪着，我刚一回头，一个姓白的司机就拿皮带往我后背狠抽一下子。我们这些人，有中午就回家的，到晚上，把夫妻俩还有东北一个老太太送进看守所，其余的都回家了。

二零零零年五月份，皇历的四月初六，我和赵连俊、周秀莲（两人已被迫害离世）、贾学云（被迫害致残十几年，生活不能自理）四人在北京金水桥前拉开三米长的“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北城派出所艾广亮等人去北京截人，等我们拉开横幅，他们找到了我们，把我们四个人劫持到前门派出所，又被劫持到看守所分别关押，听警察说她们三个人挨打了，贾学云被打得最厉害，逼供问谁给她的横幅。四十五天后，才放我们回家。

二零零零年七月六日，我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外边东北墙角与五、六个外地同修一起聊天，被警察绑架到前门派出所。我没报姓名，我丈夫发现我不在家，去北城派出所找我，所长赵永康、艾广亮、还有一名司机姓白，到我们厂子找厂长、从会计那支现金一千元到北京去找我。以我的名字打借条，副厂长田凤来代笔，钱交给了赵永康，没有任何手续。把我带到当地派出所，我绝食反迫害，七天回家。

遭非法劳教 被关精神病院

到家才五天，十八日下午，北城派出所阎建树、艾广亮等四、五个警察强行从家中把我抬上车（磕破了我的腿）绑架进看守所。告诉我说“一会给你找个伴”，时间不长他们就把贾学云送来了。第二天早六点多，看守所的警察刘辉、杜洪波、还有一个司机把我俩送进唐山开平劳教所进行非法劳教，我没见任何手续就被非法关劳教了。

我绝食反迫害，第四天，开平劳教所强行灌食，因我上不来气，他们灌不了，第五天把几个长期绝食反迫害的大法弟子，带医院去检查身体，说我们有病，要抽血，要给我做胃镜，我一概不从。因我没有病，原来的病炼功后全好了。一个姓张（男的）的是劳教医院院长，一个姓安的女队队长说把他们送那边去。后来才知道是唐山第五安康医院，是精神病院。他们把我和两个唐山法轮功学员送到那边的精神病院。

我们去时，医院那里已有三个大法弟子（一个也是开平劳教所送去的；另外两个是唐山本地派出所送去的）。开平劳教所吩咐医院主任要对外封锁消息。除劳教所送我们的两个警察之外，任何人都不知道把我们送哪去了。可是和我一起来的两个唐山本地人很出名，医院大夫都认识她们，一个护士对其中一个同修说： “你妈前些日子刚走，你又来了。”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

消息传出后，有唐山法轮功学员去看望，主任不让见；一次、两次、都不让见。一个病得很厉害，送进两天家人去见，就让见了。一个月后，开平劳教所又往医院送去一个承德大法弟子。两个月后又把我们被非法劳教的五个人转到劳教所医院迫害。每人一间屋，一个包夹，上厕所都不能一块去，强行灌食；完全剥夺了我们的人身自由。

再说精神病院残忍的事，我看到医生用开口器强行给大法弟子曹博静灌药，那个痛苦无法形容（她已含冤离世）。大夫把药研碎放在强行灌的食中，有个叫段京京的，一天下午舌头吐出来（平伸出来）成黑紫色不回去，疼的她要撞墙。痛苦不堪，大夫不得不又给她用解药，她说：“要不往灌食里下药哪有这痛苦？！”我们几个都出现了不良反应，有的头晕，有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肉体上的痛苦。

在劳教所医院被迫害一个月后，又把我们带回劳教所，劳教所里面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说还以为我们回家了。

十月份的一天，因为我炼功，一个姓周的女警，一把拽我到地，起来后又拉到菜园里，把我们十多个人拴在柿子树上，隔一根拴一人，互相之间无法说话，隔得太远。那时我已绝食三个多月了，整在树上拴了一天。我没犯国家的任何法律，只是祛病健身，按真、善、忍做好人，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就遭到这样的迫害，实在是天理不容。

在这期间我丈夫和亲属去八次劳教所要人，半个月就去一次，但都没见到人，这次送去衣服，等下次去衣服还在墙根那放着，丈夫因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心急火燎。问警察：“我们这人还有没有？”这才告诉他给送安康医院了，等出院再让见面。丈夫的一个战友是法院驻开平劳教所的，跟战友一说，他说不能够。问他咋的，他说那是精神医院。 到人快不行了，劳教所才让家人见我，衣服不知劳教所给弄哪去了，一件也没给我。

又遭四次绑架 再次非法劳教

二零零一年五月底，我女儿去法轮功学员赵连俊家。那天北城派出所正去绑架赵连俊。只因我女儿包里有几份明慧网文章，就把她给绑架了（那时她已不敢炼法轮功了）。北城派出所警察阎建树用电棍电她，还打她，逼问资料哪来的。女儿没告诉警察。我听说赵连俊被绑架、抄家、我去找女儿，一进小区就叫赵永康认出来了，也被绑架了。我们共六个人被强行送进看守所，我们绝食反迫害，有一个人都吐血了，一周后被放了出来。

二零零一年九月的一天，我去王秀荣家串门，被警察绑架到三河洗脑班，我没报姓名，他们（警察）认出我后，当天就把我送唐山劳教所去了，路上姓史的（脸有黑痣的警察）跟警察刘迎秋（此人已遭恶报，年纪轻轻不到四十岁就死了，太可惜了！）说王秀荣骂他了，所以他打王秀荣了，我知道他们这是陷害，为他打人找借口，大法弟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怎么会骂人呢？到劳教所不让上厕所，六、七个人把我围在墙角，不断的灌输应该转化的邪说，到晚上九点多，他们（邪悟者）六七个人中的一人说，拿桶来就叫她这解，对别的同修可能也这样，实际上这是对我的侮辱，没办法也只好如此了。五天五宿不让我合眼，白天邪悟者、警察谎言洗脑；晚上劳教犯人轮流看着，两小时一换人，每次两人，直到迷迷糊糊、神智不清时写下了“三书”才安排住处，使我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丈夫、女儿精神上承受的更大，他们找不到人，没人告诉他们人送哪去了，几天以后才知道，他们承受了这么大的精神压力，到现在他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解脱出来。

二零零二年五月一天，我只身一人在天安门金水桥前打开了“真、善、忍”横幅，喊了我心底的话：“法轮大法好”。被天安门警察强行绑架，两个警察拽着胳臂，整个人躺在地上，从金水桥一直拽到西北角，在那里他们搭了一个临时棚子（迫害大法弟子）我裤子都拖破了好几块。又强行拉到前门派出所，因我不报姓名，又被强行带到唐山驻京办事处。一警察用胶皮棒猛抽我大腿，两个警察看着，把门关上别人不知道，一直打到我晕倒在地，他又用凉水将我泼醒，接着打，打的我两腿肿的很粗，站不起来了，把我拽到大厅。我想把裤子拽上去，叫打我的警察看把我打什么样，他不看，还威胁我，说送我去承德、又说送唐山、一直到晚上才能站起来，这个警察良心出现，给我两个馒头，让我走了。

二零零二年六月份，我再去北京证实法，在天安门门洞打开“真、善、忍”的横幅，被警察非法从前门派出所强行拉到大红门派出所，几天后又拉到大兴转化班，我绝食反迫害，不配合，十天后放回。这次我丈夫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大，十天不见人没处去找，也不敢去找。（因以前只要到北城派出所问是不是他们抓走了，他就被非法关押）每天天不亮，他就到大马路上走，直到天亮去上班，等我到家后他跟我说：“你知道我怎么过来的？我都快疯了！”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十多年来，我与我家人、亲朋好友都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经济上损失也是巨大的。

这一切人间的悲剧，都是江泽民发动的这场惨无人道的浩劫造成的，江泽民罪恶真是罄竹难书。我请求你们这些正义的检察官、法官，早日把江泽民送上审判台，还我师父清白、还社会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