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7年12月15日】
前几年，中国大陆“学术界”有人谈到宋代的养老和社会福利时，就有“学者”质疑封建专制的朝代真有那么好吗，那我们还不如回到宋代。从五四以来在知识界有人一直在讲，中国古代是封建专制，但对封建专制是什么样的状态，也是从大陆媒体上知道的。
中国大陆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了解国外的知道那是个法治社会。认为中国大陆现在是人治，但对人治是个什么状态并不知道。
这个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很多人可能都说不清的，因为中国大陆很多人并不知道什么是人治、什么是法治。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大陆官媒在谈论中国古代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基本都是一个论调：人治。这个结论使得很多中国人对中国古代的了解都是在大陆官媒制之下和引导之下的认识，认为中国古代是帝王制，皇帝九五之尊，一言九鼎，掌握一切生杀大权，皇帝一人说了算。而那些电视剧更是用财色诱人，好像皇帝的后宫都是穷奢极欲，天天就是淫荡。
然而，古代皇帝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宋史》中记载了一个故事，书法家蔡襄是宋四大家之一，在《宋史》中记载，仁宗皇上任命蔡襄做起草诏令的知制诰，一次三位御史向皇上议论大臣梁适的不是，仁宗一听，下诏要贬梁适，让蔡襄写诏书，蔡襄认为这个不是在庭上公开议论弹劾，而是私下跟皇上讲就下诏要贬人，不合理，蔡襄拒绝写诏书。之后，每次遇到有这种不正当的解职情况时，蔡襄都不写诏书，仁宗皇上没治蔡襄的罪，还给蔡襄加官，并赐给蔡襄母亲冠帔表彰她生了一个好儿子。
因为仁宗非常喜欢蔡襄书法，仁宗想给自己宠幸的妃子的父亲写个碑文，就让蔡襄写一个《温成后父碑》碑帖，蔡襄一口回绝，说“这不属于我的职责，是待诏的事”。蔡襄拒不奉诏。
这样看来，拒绝皇上的请求的事还是有。
《曲洧舊聞》讲了一个故事，仁宗宠幸的张贵妃一次提及给她自己伯父張堯佐个官职，仁宗就想任命張堯佐做宣徽使，到庭上议论没有通过，仁宗只好不打这个主意。过了好久，贵妃还是想给伯父張堯佐个官职。一日，仁宗准备上朝时，张贵妃送仁宗到了殿門，撫着仁宗的背叮嘱仁宗：“皇上今日别忘了提宣徽使的事。”皇上答应。在朝上，仁宗就降旨封張堯佐做宣徽使，可是没通过，包拯讲了各种理由拒绝，包拯太激动了，走到仁宗跟前，说话时唾沫喷出，溅到仁宗脸上。仁宗没办法，只得作罢。张贵妃心急，一直派小黃門过去探听消息，得知包拯跟仁宗在庭上争论，弄得皇上很没面子。当仁宗退朝时，张贵妃迎上去谢罪，仁宗用袖子一边拭脸，一边说：“中丞到我跟前讲话，唾沫都喷到我脸上了。你只知管要宣徽使、宣徽使，你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中丞吗？”
《唐语林》中也讲了一个故事，一次，唐太宗对一棵树很是欣赏，赞美了几句，站在边上的宇文士及马上顺着皇上的意思不停地称颂赞美那棵树，太宗马上严肃地说，魏征常常劝诫我远离佞人，我不知道他说的佞人是谁，只是猜测是不是指的你，今天看来魏征说的是你。宇文士及马上谢罪说：“在朝上那些官员跟您争执的时候，经常把陛下说得头都抬不起来。今天臣有幸在陛下左右，若不多少顺从陛下一些，陛下虽然贵为天子，有什么意思呀。”
看来皇上不仅不是说一不二，还经常在朝堂上被大臣们指责的抬不起头。
那中国古代不是“人治”，不是“法治”。到底是什么治呢？
梁启超先生在1904年《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引用了日本穗积陈重学者提到的古代宗法的“礼治”思想，提出“礼治主义”。《论语》中讲“克己复礼”。外国人对当时的中国的认识、评价是“礼仪之邦”。
中国古代文化的“礼”，包含了习俗、宗教，敬天悯人，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等宇宙观。这个“礼”，即讲述了天人的关系，也规范了人的规矩，又是伦理，讲“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是人伦天理，所以古籍中也有“理治”之说。
有人说，在古籍中没有看到“礼”和“治”合起来的“礼治”这个词。这是因为“礼”，不是治人，是教化人，让人从道德方面提升，自己约束自己。人治、法治都是从外面来管人的方式，来治人，虽然法治保护了你，但同时也限制了人（这还得是良法，若为恶法那不只是限制你，还得迫害你）。
这就是“人治”、“法治”与“礼治”的根本区别。
读古人笔记看到那时的文人、官员言行普遍都是用道德约束自己，即使贫寒也不贪不义之财，才明白，为什么会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那个社会的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