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8年04月20日】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一部分 苏联的暴力、镇压和恐怖（6）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为一个“非常委员会”，契卡后来盛极一时，行事没有丝毫法律依据。和列宁一样，捷尔任斯基只想不受约束地行动。他以如下的惊人方式作了描述：“是生活本身给契卡指明了走向。”在这种情况下的“生活”意味着“群众的革命恐怖”，即被很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激烈煽动的街头暴力。他们暂时忘却了其对民众自发行为的深刻不信任。
12月1日（公历12月14日），战争期间的一个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对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发表讲话时，警告“不到一个月内，这种恐怖将采取极端暴力形式，就像法国大革命期间一样。不仅监狱在等待我们的敌人，法国大革命了不起的发明──断头台也在等待。它能够使人少一个头”。
几个星期后，列宁在一个工人集会上发表讲话，再次呼吁采取恐怖手段，并将其称为“革命的阶级正义”：“苏维埃政权行事，正如一切革命无产阶级所应该的那样；它已经与资产阶级正义彻底决裂。后者是压迫性阶级的工具……士兵和工人必须明白，没有人会帮助他们，除非他们自己帮助自己。如果群众不自发起来反抗，这一切就都不会促成任何事情……因为只要我们不能以投机者应得的方式对待他们──脑袋中被射进一颗子弹──我们根本就会一无所成。”
这些要求采取恐怖手段的呼吁，加剧了已经因布尔什维克掌权而在社会上引发的暴力。自1917年秋天以来，数千栋大型农业房产被愤怒的农民队伍袭击，数百名大地主遭屠杀。1917年夏天，暴力在俄罗斯已无所不在。暴力本身屡见不鲜，不寻常的是，这一年的一连串事件让几种处於潜伏状态的不同类型暴力汇聚在一起：在工业社会的中心，反抗资本主义关系之残酷性的城市暴力；传统的农民暴力；一战的现代暴力，它使人际关系重新陷入不寻常的倒退和残酷状态。这三种形式的暴力相结合，就促成了一个爆炸性的组合，其效应在俄国革命期间具有潜在的毁灭性。其标志有：正常的秩序和权威制度的失败、长期积累的日益上升的怨恨和社会挫折感，以及民众暴力为政治所用。相互猜疑一直是城里人和农民之间的常态。对农民来说，城市是权力和压迫的中心，这一点更甚以往；对城市精英以及大部分来自知识阶层的职业革命者而言，用高尔基的话来说，农民仍然是“一群半野蛮人”，其“残忍本能”和“动物性个人主义”应该受到“城市有理性之人”的谴责。而同时，政客和知识分子均完全意识到，正是农民造反动摇了临时政府，让在国内实际只有一小撮人的布尔什维克得以在产生的权力真空中抢占先机。
1917年底和1918年初，新政权未遇到任何强烈的反对。武力夺权后一个月，布尔什维克就有效地控制了俄国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远至伏尔加河中部，以及一些较大的城市，如高加索地区的巴库（Baku）和中亚的塔什干（Tashkent）。乌克兰和芬兰已脱离俄国，但未显示出任何战争意图。唯一有组织的反布尔什维克军事力量，是一支由约3000名志愿兵组成的小型军队。它是日后“白军”的雏形。当时，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Mikhail Alekseev）和科尔尼洛夫（Kornilov）将军正在俄国南部创建“白军”。沙皇的这些将军把他们所有的希望寄托于顿河和库班河的哥萨克人。这些哥萨克人完全不同于俄国其他农民。在旧政权下，哥萨克人的主要特权就是，可通过服兵役直到36岁，来换取30公顷土地。如果无意获得更多土地，他们就会热衷于保持已获得的土地。由于首先渴望保持自己的地位和独立性，且对已证明危害富农的布尔什维克公告感到担忧，哥萨克人于1918年春与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结盟。
要描述1917年冬和1918年春俄国南部爆发的首波冲突，“内战”可能并非最合适的词语。这些冲突涉及数千名男子。他们来自志愿军和鲁道夫．席弗斯（Rudolf Sivers）将军的布尔什维克部队。后者几乎不到6000人。卷入这些冲突的部队人数相对有限，而布尔什维克实施的暴力却异乎寻常和具有压制性，这一反差十分引人注目。这些暴力不只针对他们俘虏的士兵，而且针对平民。1919年6月由俄国南部武装部队总司令安东．邓尼金（Anton Denikin）将军创建后，调查布尔什维克罪行委员会在其存在的几个月内，努力记录了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库班河、顿河地区以及克里米亚犯下的暴行。该委员会收集的声明表明，自1918年1月起，布尔什维克已犯下不计其数的暴行。这些声明构成了谢尔盖．梅尔古诺夫（Sergei Melgunov）1926年经典之作《俄国1918年至1924年的红色恐怖》（The Red Terror in Russia, 1918-1924）的主要来源。在塔甘罗格（Taganrog），席弗斯军队的分队，把50名士官生（Junker）和白军军官手脚捆绑着扔进高炉里。在叶夫帕托里亚（Evpatoria），数百名军官和“资本家”被五花大绑，遭受酷刑，并被扔进大海。类似的暴力行为也发生在布尔什维克占领的克里米亚的大多数城市，包括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雅尔塔（Yalta）、阿卢什塔（Alushta）和辛菲罗波尔（Simferopol）。从1918年4月和5月起，当时发生叛乱的哥萨克大城市里记录了类似暴行。这个邓尼金委员会的文件，极其准确地记录了“尸体的双手被砍掉，骨头碎裂，头部被撕掉，下巴破裂，生殖器被切除”。
不过，正如梅尔古诺夫所指出的，有组织、系统性的恐怖行为，同可能仅被视为不受控制的暴行，难以明确区分。罕有资料提及，地方性契卡是如何指挥这类大屠杀的，直到1918年8月和9月；直到那时，契卡网路仍相当稀疏。这些大屠杀，不仅针对敌方战斗人员，而且针对被视为“人民的敌人”的平民（例如，1918年3月初在雅尔塔遇害的240人中，有大约70名政界人士、律师、记者和教师，以及165名官员）。它们常常由“武装小分队”、“赤卫军”和其它不明的“布尔什维克成分”所实施。消灭“人民的敌人”，无非是一场革命合乎逻辑的延伸。这场革命既是政治革命也是社会革命。这一世界观并不是在1917年10月之后突然产生的，但布尔什维克夺权的确在其随后的合法化中发挥了作用。在夺权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对此问题做了相当明确的阐述。
1917年3月，一位年轻上尉写了一封颇有洞察力的信，评估这场革命及其对他的团的影响：“士兵与我们之间的差别是无法弥合的。对他们来说，我们是，且将永远是巴里尼（主人）。以他们的思维方式来看，刚刚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政治革命，而是一场社会运动，其中他们是赢家，我们是输家。他们对我们说：‘你们以前是巴里尼，但现在轮到我们了！’他们认为，经过了所有那些世纪的奴役后，他们如今将会复仇。”
任何事情，只要可能推动群众中这种“社会复仇”的诉求，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就会加以煽动。他们把这种事情视为恐怖在道德上的合法化，或列宁所称的“正义的内战”。1917年12月15日（公历12月28日），捷尔任斯基在《消息报》（Izvestiya）上发表呼吁，要求所有苏维埃组织自己的契卡。其结果是，“委员会”、“小分队”和其它“特别组织”迅速兴盛起来。当几个月后中央决定结束这样的“大规模举动”，并组建一个集权化、结构化的契卡网路时，在控制这些组织方面遇到很大问题。
1918年7月，捷尔任斯基对契卡存在的头六个月进行总结时写道：“这是一段临时应付和踌躇的时期。在此期间，我们的组织并不总是足以应对局势的复杂性。”但即便截至此日期，契卡作为镇压工具的记录，也已十分庞大。1917年12月，该组织的人员还未超过100人，但仅在六个月内，就增至12,000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