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口抬高一厘米”，做起来没有那么难

曼德拉的自传中，有一段简短的故事，读来颇为震撼人心：1964年曼德拉再次被政府以“煽动暴力罪”送上法庭。在一次庭审的时候，公诉人Bosch突然扔掉手里的卷宗，跑到被告席，拉住曼德拉的手说：“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我不想把你给送到监狱里去。”虽然他改变不了什么，但是公诉人Bosch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道德与良知的坚守。

这样的表现行为，民间有一个形象的概述，叫“枪口抬高一厘米”，它来源于一个著名的审判案例：1992年2月，统一后的德国柏林法庭审判了一起枪杀案。被告是前东德的一个名叫英格.亨里奇的守墙卫兵。他在把守柏林墙时枪杀了一名企图越墙逃往西德的青年克利斯。他的辩护律师称，他当时只是执行命令，别无选择，所以他是无罪的。不过这样的辩护最终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法官西奥多.赛德尔认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错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底线。在这个世界上，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作为一名警察，首先是一个人，具备独立人格和道德品质的人，然后才是警察。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柏林法庭最终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罪行成立，不予假释。自此，“亨里奇案”作为“最高良知准则”的司法范例在国际社会广为传扬,世人把面临法律和良知冲突时，坚守良知的表现形象的概括为“枪口抬高一厘米”。

在中国大陆，习惯于听命令行事的中国人会觉得做起来有点难，因为这样的选择可能会失去工作，失去赖以养家糊口的饭碗。听朋友讲了一件事：某乡政府缺钱，想了个欺骗老百姓的招，哄骗老百姓贷款，数额不多，一户可贷1000元，无息贷款，数额不大，但人多，真的贷出来也是一个可观的数目。有个银行的工作人员说了句实话：“贷出来老百姓也花不上，最后还是乡政府把钱花了。”很多老百姓听说后到乡政府要求退贷。乡政府把这事反映到县委书记那儿，最后这位工作人员提前退休了。

在中国大陆，说实话是要付出代价的，会受到中共的无理迫害。法轮功遭到中共的污蔑与流氓打压，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站出来讲真相，被中共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抄家、关押与残酷迫害，到今天为止被曝光出来最邪恶的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中共作恶无底线。表面看上去，中共很厉害，似乎可以在人间为所欲为，一切都能说了算。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古至今，人从来没有说了算过，中共这个邪恶组织也是如此。当初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狂妄的叫嚣“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十九年过去了，法轮功越来越引人注目；在法轮功真相面前，越来越多的人觉醒了，认清了中共的罪恶本质与流氓真面目，三亿多人退出中共就是个明证；在迫害法轮功中，中共把自己迫害倒了。

面对中共的暴政，觉醒的世人遵从自己的良知与正念，选择了“枪口抬高一厘米”。某局公安局领导在内部会议上说：“法轮功的事，我们别问了，再问，以后会有麻烦，因为法轮功定罪跟现行法律都对不上号，我们没必要再去惹这个麻烦。”有明白真相的人把新唐人电视台称为“顶级内参”；有的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组织）人员明白真相忏悔，调离这个邪恶部门，还得了福报；有的老百姓听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后，气愤的说：“这个大坏蛋（江泽民），早该被绳之以法了！”我母亲不识字，看了新唐人电视后，还气愤的说：“（周永康）活摘器官，杀一百次都不解恨！”

面对上级骚扰法轮功学员的命令，某派出所所长派了两个不明真相的警察去了，结果听了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后，女警对男警说：“难怪他们都不肯来，就把我们俩当傻子，要我们俩来。”

接到有关法轮功学员的举报，有的警察不出警；有的出警，把警笛一路鸣，提醒法轮功学员赶快离开；迫不得已的，把法轮功学员请上警车，转到僻静地方，把法轮功学员放回家；有的法官把法轮功案子办成取保候审；有的法官拖延着不开庭；有法官当庭宣判法轮功学员无罪释放……

人明白真相，善心出来后，就会选择自己的方式善待法轮功学员。天理在上，中共在人间也不能为所欲为，明白真相，善待法轮功学员一定有福报。有个人明白中共邪党的真相，拒绝入党，反而连升三级。某市委书记接到真相信，要求查清是哪位法轮功学员写的，有个警察恶狠狠对一个女法轮功学员说：“查出来是你，整死你！”结果处理的是公安内部人员。后来这个市委书记见了这个女法轮功学员一面，并且警告随行人员：不准任何人找她的麻烦。这位市委书记后来到更大的城市当官了。

明白真相，“枪口抬高一厘米”得福报的故事太多了。身处不同行业，只要心存善念，都有善待法轮功学员的方式方法，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福报。

“枪口抬高一厘米”，做起来没有那么难，就看自己的一念如何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