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9年03月16日】
前往阿拉巴马
二零一八年十月九日晚集体学法结束之后，我们一边往停车场走一边交流，忽然西人同修威敦医生问我，用他的话说，能否帮他“一个大忙”。我估计他说的事多半跟讲真相有关，果然不出所料。他解释说：“我们准备在阿拉巴马举办讲真相的活动，举行反对强摘器官的纪录片放映会。亚特兰大有位同修曾经在中国大陆遭受过迫害，他答应参加活动，但后来又说可能去不了。如果他去不成，希望你能去，讲一下你被迫害的经历。”“没问题，我能去。”我当即答应。能有这样的机会给世人讲真相，当然不可轻易错过。威敦接着告诉我活动的日期，还说：“只要他确定去不了，我就马上告诉你。”
我们讲真相的过程通常是这样的：首先放映记录短片《对法轮功的迫害》，使在场者对大法真相和迫害真相有一个大致的但比较全面的认识和理解；然后威敦做演讲，着重分析从多个方面尤其是中国大陆医院网站及邪党政权的官方网站获取的信息与事实，进而得出结论——中共政权对法轮功修炼者活体强摘器官是不可置疑的事实，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系统进行；然后是我演讲，告诉大家我在中国大陆遭受的迫害及曾经面临的被活摘器官的危险；如果时间比较充裕，威敦会提出一些与活摘器官相关的重要问题给大家讨论，然后让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最后，我和威敦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每次在场的学生们都听的非常认真投入，接受真相没有任何障碍。当讲述我自己被迫害经历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动容，有时甚至哽咽的厉害，难以平复，只得停顿一下调整自己。我发现在场的每个人都深受震撼与触动，有人还不断的抹眼泪。这些讲真相活动的效果非常有力：看过纪录片，听过威敦的分析，再听我作为一个迫害与群体灭绝罪恶的幸存者的亲自讲述，一个活生生的见证者的亲身经历，他们受到的触动是很大的，因而自然而然的并且是明明白白的选择站在正义的一边。他们提出的问题当中，有些体现出他们某方面的疑惑，而更多的直接反映出他们正义的态度，比如，“为了帮助制止这个（罪恶），我们能做什么？”这问题本身就毋庸置疑的表明了他们的立场，他们在善于恶的较量中令人欣慰的选择。
活动结束之后，他们多数会与我和威敦握手道谢，有人还与我真诚的拥抱，为我脱离险境而感到宽慰。其中两个班的学生事后把他们表示谢意的话写在了明信片上，通过那位老师转给了我和威敦。他们的话语都特别真诚感人。威敦收到的一张明信片上，有一位男士写道：“Roy，你为我们带来了光明。威敦，你做的也不赖。”有一次威敦和我提到这个，笑着说：“我估计这是对我的一个考验，要我去掉自我观念和自负心理。”我一听，也忍不住笑了，知道让我听到也不是偶然的，我要避免产生欢喜心。
这是讲真相救人的一个很有效的途径，其可靠、明显的救人效果使我和威敦都很受鼓舞。只是这样的机会并不经常有。有一次讲完真相之后，在停车场威敦开玩笑说：“也许我们应该做巡回演讲。”我也希望能够如此。
得知我有可能去阿拉巴马，我想，看来是阿拉巴马当地同修要举办这些活动，如果我能去，我所要做的就是把我被迫害的经历讲出来，为讲真相救人的活动尽一份力。至于各方面细节，我也没多问。我非常希望能参加这些活动，但是我也清楚，去或不去，最终是由师尊安排的，哪些世人由谁来救度，都是有定数的，没有偶然的事情。我有多救人的愿望，但也要顺其自然。
接下来下一周的集体学法之后，威敦说亚特兰大的同修还是没有最后确认是否能去阿拉巴马。他看起来有些迷惑不解，因为他认为你只有首先确定能做到的时候才能答应别人，而答应之后不能食言或举棋不定。他说David Matas（大卫﹒麦塔斯）也要去阿拉巴马，而麦塔斯一旦答应了什么事情，从不食言。我知道这是西方主流社会中人们的共识与惯例。这对我来说倒也是一个提醒：不能轻率答应做事，更不可轻易食言。当然，也许亚特兰大的同修遇到了意外的变故或干扰，可能他没能跟威敦说清楚。
当时没有任何想法，但是隐隐约约的感到好像师尊要安排我和威敦去阿拉巴马。果然，几天后威敦告诉我：“亚特兰大同修去不成了。我会尽量帮你买到机票。”十月二十三日集体学法之后，我发现威敦最终在他要乘坐的班机上为我订好了票。看起来是费了些功夫。当时离启程只有一天的时间了。我知道通常订票时间距离启程时间越近，票价越高，但不清楚当时我的机票费高到了什么成度。
我想看看我能当时还是以后付给他机票费，便问他机票费是多少。他说：“我的是几百（美元）。”看起来他不很情愿说我的机票费是多少。我立刻估计到不便宜，至少不止几百美元，于是问我的是多少。“一千（美元）。”他用很轻的声音说。我忍不住有点惊讶。这的确不是很少的一点钱，而且几乎相当于我一整年的饮食开支（由于新陈代谢明显减缓，我吃的很少）。他解释说：“是啊，我没法早订，不然会便宜很多。”我知道他为我买票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我什么时候能偿还他。他很清楚我当时的经济情况很困难，但他还是买了，因为他注重的是让讲真相的活动顺利进行，在救人上有更好的效果，而不是我能不能偿还他机票费。我补充说：“我相信这个值得。”我明白，他之所以花那么多钱为我买机票，是因为他也相信值得。
初见凯尔
经达拉斯转机之后，我们抵达阿拉巴马的莫比尔市。威敦告诉我一个叫凯尔的年轻人（非修炼人）会到机场接我们。下了飞机向机场外走的时候，他告诉我，刚过去的七月份，他曾在华盛顿的一个反对活摘器官的集会上做过演讲，当时凯尔就在听众当中。他们是在彼时彼地初次相遇的。集会之后，凯尔找到了他，说打算在阿拉巴马他的大学举办类似的活动，反对中共强摘器官的罪恶。威敦很高兴，当即答应配合，不过以为很可能像通常情况一样，凯尔一时在兴头上，产生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但回到学校，回到正常的生活学习惯例中以后，恐怕就把这事给忘掉了。但是没想到，凯尔一回学校就开始着手此事了。他每周都和威敦联系，告诉他准备工作的最新进展。事情进行的很快，短短的时间之内，三场纪录片放映会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
威敦做了他这方面的工作，包括设计活动的海报、传单，邀请大卫﹒麦塔斯，联系亚特兰大大法学会，然后又把我加入进来，给凯尔提供建议，以及其它一些事情。他还特意在亚特兰大找到一位年轻的西人同修跟凯尔联系，给他进一步讲了真相。而阿拉巴马那边的工作，全是凯尔独自完成的，包括申请三个场地，活动推广，申请赞助为放映会的观众购买外卖食品、饮料，还有其它的一些细节。听到这些，我深受震撼：一个非修炼者，一个年轻的大学生，竟然能够做的这么了不起，真是可敬可佩！稍后我得知他当时才二十一岁。还没见面的时候，我就已经对他心存敬意与好奇了。
走出机场，我看到一个年轻人站在出口外的一侧，身边停着一辆吉普车，他就是凯尔。他不是一下子就会给人留下特别印象的那种人，而是看上去很得体却又比较典型的来自主流社会的美国年轻人：有活力，善良，单纯。
在柔和的阵雨中，凯尔一边开车带着我和威敦在南阿拉巴马大学校园和春山学院校园里转，一边给我俩讲解一些情况，为的是让我俩对举办放映会的两处校园稍微熟悉一下。同时，我们也聊一些其他的事情，毕竟刚凑到一块儿，有很多可以交流的内容。我得知他正在读大学四年级，准备毕业后读社会医学专业。转完后，他带我俩去了校园里的一家咖啡店，讨论确定了与放映会有关的一些细节。然后我们又去了春山学院的两个将要使用的场地，检查了多媒体设备，确认可以正常工作，而且整个场地也都准备就绪。之后凯尔把我和威敦送到了宾馆。
整个过程中，我发现凯尔对自己和我们整体所要做的事情心里非常有数。他给我留下了这样一个深刻的印象：认真负责，理智理性，准备充份，处事很有条理，注重必要的细节。总体上说，他的做派既智慧又低调，使我很难相信这是一个生活在被魔严重败坏了的现代社会的二十一岁年轻人。毕竟，现在世界上很多年轻人被变异潮流带动的厉害，思维、言谈、举止已经不够理性了，更谈不上如此智慧与低调。刚见面不久，我就看的出来，这个年轻人的确与众不同。
首次放映会
首次免费纪录片放映会主题为“活摘”，是当天晚上（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春山学院的勒布朗克会议室举行的，六点半开始。放映会之前，我们做了简单的布置，不一会儿就开始有观众到场，多数是学生，也有几位教师。为观众准备的外卖食品饮料也到了。凯尔从一个学术俱乐部申请到了八百美元为这三次活动的观众购买食品和饮料。我看到有五六个学生帮着摆放椅子及食品、饮料，原来他们是凯尔的同窗好友。布置好之后，我们简单的聊了一会儿。他们外表差别很大，性格也明显不同，但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友好，热情，真诚，愿与他人沟通。
首先放映了记录片《活摘》。然后是威敦演讲，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用幻灯片作为演讲的主要工具。几乎每次演讲他都要对幻灯片的内容做一些调整，这次跟以往相比也是有所不同，不过大的内容框架是不变的：用确凿的事实和数据证明邪党政权对法轮功修炼者活体摘取器官的罪恶从迫害开始之后就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进行。
接下来就是我的演讲。演讲之前我还曾经想过，我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状态？我甚至有这样一个顾虑：自己的经历对公众讲过那么多次了，是不是感受就不会那么强烈了？如果连我自己都表现平淡，缺乏情感投入，怎么能期待听众受到震撼，产生共鸣，进而巩固他们在善与正义的一边选择呢？当天我注意到自己有过这么一点点疑虑。但演讲开始之后，我的感受却与白天的疑虑天壤之别。演讲一开始，刚讲过几句话，那种强烈的感受意外的涌来，使我哽咽起来，不得不停顿一下，才能继续讲下去。在演讲过程中，我发现他们都面露悲伤的看着我，有的在擦眼泪。在场的每个人都受到震撼与触动。因为纪录片长约一小时，所以我演讲的时间不能很长，但是基本上把想说的话都说了出来。
演讲结束之后，我和威敦解答了一些问题。最后离场之前，他们大都走上前来向我握手道谢。一位年轻女士说：“我知道，即使在这儿公开的讲你的经历，对你来说都可能意味着潜在的危险。你很勇敢，非常感谢！”我明白她的意思是说，在这里公开揭露迫害可能会招来邪党特务的注意。过了一会儿，一位大块头男士走上前来，伸出大手，爽快的说：“非常好，非常震撼！我一定得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向你表示感谢。”说着便把我紧紧的抱住，然后再次真诚的握手道别。有几位留下来，跟我和威敦就迫害与揭露迫害交流了一会儿。他们的反应对我是很大的鼓舞，因为这明确无误的表明：他们了解了真相，得救了。
初见大卫﹒麦塔斯
去阿拉巴马之前，威敦告诉我他邀请了大卫﹒麦塔斯（因很多同修对他的中文译名已经很熟悉了，所以在下文中不用他的英文原名）参加我们的活动。麦塔斯先生要从他加拿大的家乡乘坐飞机，远道而来飞到阿拉巴马的莫比尔市，按照航班时间，预计在当晚大约十点钟到达。九点左右放映会结束后，我们三个吃了点晚餐便去机场接麦塔斯。
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麦塔斯本人，不过在一些揭露邪党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纪录片上看到过他演讲或接受采访的片段，所以对他并不陌生。走进机场，我远远的看到麦塔斯先生站在一个出口内，专注的看着外面，静静的等着我们，左手提着文件包，行李箱放在右边。除去通过视频对他的了解之外，威敦还多次跟我提起过他，说他头脑机敏，目光敏锐，善于分析，极为理性、客观并严格，用威敦的话说，“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但同时这位老先生又特别有意思。因此，见面之后发现他简单且直奔主题的言谈举止风格之后，我丝毫没有意外之感。
麦塔斯已经是七十五岁左右的人了，早上六点从加拿大登机，中途转过两次机，前后用了大约十六个小时，风尘仆仆的夜里十点赶到阿拉巴马的莫比尔，却不显疲惫，反而精力充沛。他告诉我们，一年当中，大概60%的时间他都是这样飞来飞去的，在全球各地参加会议、集会、活动，这次结束阿拉巴马之行以后，下一站是日内瓦。后来威敦告诉我，邀请麦塔斯很简单，给他打电话，大概介绍了一下活动的情况，然后就听麦塔斯回应道：“这活动很好，我去。”
很显然，作为一个从事律师职业那么多年的世界知名人权律师，他是很健谈的。即使闲聊的时候，言谈方式也透露出明显的职业特点，而且一旦话匣子打开，一般是不会停下来的。他语速比较快，因此语调略显平直，在短时间内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而他这种谈话方式是让威敦感到他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原因。威敦和他已经见面并合作过很多次了，所以对他很了解，并打趣说麦塔斯是一位“古人”。见面之后，我也确有同感。在这个被魔炮制的现代变异潮流充斥和败坏了的社会里，他的确像是一个从过去时代穿越而来的人，而那个时代是更传统更正统的。每次提起麦塔斯，威敦都会忍不住乐，因为他觉的麦塔斯很逗人。接到麦塔斯之后，威敦变的特别开心、活跃，在去宾馆的路上，他不停的问麦塔斯各种问题，麦塔斯也一刻都没闲下来。威敦一边听麦塔斯说一边和他互动，有时候还转向我，咧着嘴笑，像是一个调皮的少年，好像在说：“你看，我说他很有意思吧？”我发现麦塔斯记忆力极好，谈话间都能说出三十几年前处理过的案子的细节。
有时他的确显露出很好的幽默感。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个记者在采访中问他：“麦塔斯先生，您认为您会在历史上拥有一席之地吗？”他回应道：“嗯，你是希望我吹牛还是谦虚？”听了他的话，我们开怀大笑。
第二次放映会
这一次是第二天（十月二十六日）中午前后在南阿拉巴马大学的一个阶梯教室里进行的。看到人数远不如预期的多，至少不如昨天晚上人多，我察觉到自己有点失望。看的出来这次到场的全是学生。活动开始前，其中一个男生和我聊了一会，告诉我说，很多学生来不了，因为他们要上课，不过有些翘课到这儿来了。我为那些想来却不能来的学生感到惋惜，不过我想我应该把这个放下，因为凡事自有安排和因由，把该做好的尽力做好，其余则随其自然。该救的人自会有得救的机会。
因为活动时间是在中午前后，时间比较短一些，所以没有放映纪录片。因此，严格的说，这就不算是纪录片放映会了。威敦首先做了演讲；然后是大卫﹒麦塔斯演讲，他主要是从医药伦理的角度上讨论强摘器官的罪恶性质。当我开始演讲的时候，那种情感冲击竟然比头天晚上第一次演讲时还强烈，多半时间中我说话的声音都处于哽咽挤压的状态，难以恢复常态，有几次不得不停顿下来深吸一口气，调整一下。我觉的应该把状态控制的更好一些，而事后威敦却说我当时把控的很好，他总是以一种很自然的方式对我的演讲做出积极评价。我们三个人的演讲使在场的每个人都受到了触动，整体结果也非常好。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