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25年02月20日】
【原文】
（一）语出《论语·宪问》：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注解〕
《论语注疏》（三国魏何晏注，北宋邢昺疏）：
正义曰：此章论君子之道也。子路问於孔子，为行何如可谓之君子也。“子曰：修已以敬”者，言君子当敬其身也。“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嫌其少，故曰：“君子之道，岂如此而已？”“曰：修己以安人”者，人，谓朋友九族。孔子更为广之，言当修己，又以恩惠安於亲族也。“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犹嫌其少，故又言此。“曰：修己以安百姓”者，百姓，谓众人也。言当修己以安天下之众人也。“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者，病，犹难也。诸，之也。孔子恐其未已，故又说此言，言此修己以安百姓之事，虽尧、舜之圣，其犹难之，况君子乎！
《论语集说》（南宋蔡节）（卷七）：
集曰：君子之道，不越乎修己以敬，而己盖一于笃敬，则修己之道尽，推之家国以及于天下，皆是道也。极其至而天地位、万物育，况于安人、安百姓者乎？修己以敬一语，言君子之道本诸身，理亦无不尽者。子路疑其未足，则告之以修己以安人。安人是己之所推，而己又疑其未足，则告之以修己以安百姓。安百姓是安人之备者。而己曰尧舜其犹病诸，欲子路无忽于斯也。凡覆载之内，尧舜固欲己之泽均被之也。有未能焉，是尧舜之所病也。此修己以敬无穷意。南轩张氏、致堂胡氏曰：可愿莫如善，敬立则百善从。宜远莫如邪，敬立则百邪息。故敬也者，存心之要法了，检身之切务也。
（二）语出《论语·为政》：
子曰：“君子不器。”
〔注解〕
《论语注疏》（三国魏何晏注，北宋邢昺疏）：
正义曰：此章明君子之德也。器者，物象之名。形器既成，各周其用。若舟楫以济川，车舆以行陆，反之则不能。君子之德，则不如器物，各守一用，言见几而作，无所不施也。
《论语集说》（南宋蔡节）（卷一）：
集曰：器者，物象之名。邢氏疏：谓之器，则拘于一物，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徳之士，体无不具，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
【评注】
孔子借子路之问讲出君子之道的心法，即“修己以敬”。然而子路仍未得其要义而一再追问，孔子只好向下作层层的有形展开：“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敬”看似无形，却是发源于善，“敬立则百善从”，“敬立则百邪息”。此乃君子出世之始端，处世之心法和身法。“安人”本是修己以敬之境界升华后的外化状态显现。若以“安人”作为修己的追求或目标，则是构筑了一种向下、向外之“形”，偏离“敬”的初心，而成为百邪入侵之漏隙。进而形成厚重、坚固之“形”便成为“器”。形象、观念之形或器一旦形成，便会成为某种禁锢人思维的偏执、偏狭之壳，若无非常之道法，冲破此“形器”亦难矣。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因为孔子之道本为涉世、处世之道近乎天花板级的学说，不同于佛道两家的出世之道、法，所以后人在人类社会道德的向下滑移中，因“上达”于道不得其径，通常都是“下达”于形或器。“谓君子循天理”的各种学说，实际上也只能是从孔子之道等铺展阐释，名为“上达”，实为向下嬗变的“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学章句序》）” ，亦即入世之理（形或器），只是有别于“谓小人徇人欲，故日流乎污下也（《论语集说》（南宋蔡节））”的“下达”之邪论。
【评析】
《周易·系辞上》中说：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意思是：无形不可见的叫做道，有形而可见的叫做器。孔子第三十二代孙，唐代经学家、易学家孔颖达在《周易正义》注疏中阐释： “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所谓形而上的道之“无形”，实际上也是其形质愈来愈淡而已，这与所处的层次有关，在所处层次之上的便不可见，常被视为无形。而在更高的层次中看则不同，低层空间所认为的“无形”也有其形。
孔子的思想是一种“涉世”的基调，经历世事，但不沉湎世尘；尚德不器而非后人流变后的“经世致用”。同时，孔子的思想也指向形而上的天道，要做“泛爱众”的仁德君子，但又要“志于道，据于德，”即以德为基石向道升华，指向出世。以孔子之道的层面看，向下铺展的层层理便属有形。
有人评价说，孔子的《论语》平实、平和、气平；《孟子》则宏肆、激昂、气激。例如：“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从《孟子》章句中足显其昂扬的张力之“形”。
《大学》相传为春秋战国时期曾子所作，《大学章句集注》则是南宋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而从《朱子晚年定论》（朱熹著，王守仁辑） 中的记述看：“朱子病目静久，忽悟圣学之渊薮，乃大悔中年注述误己误人”。这缘于王阳明从坊间收集到了一些朱熹晚年跟弟子之间的书信。在这些书信中，朱熹承认了自己早年在“格物致知”解释上的错误，要格的“物”是心物非外物，还提及生怕来不及改正以往著述上的错误。由此可见，后人阐释的“修己治人之方”其形器的厚重。法家思想的“尚法唯刑”就在偏离“修己以敬”的邪路上下滑的更远了，暴力统治之形器不仅厚重，而且已经变的严苛、刚硬。
临川吴氏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为人，以此德性也。……天之与我，德性是也。是为仁义礼智之根株。是为形质血气之主宰（《朱子晚年定论》）。”所以说，修己以敬的意涵是心中充满正能量，才能守住善良不移，心正不招邪。一旦心态失衡，负面因素便会萌发而生出隙漏，外邪妄念便有了可乘之机。守德是为了生命的回升和返本归真，这才是“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为人”的要义所在。也就是说，在江河日下的滚滚红尘中，人类生命的意义在于栉风沐雨中逆流而上，而非推波助流向下的顺水漂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