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9年05月16日】
“2013、2014年，当时整个社会经济已经是整体下滑得非常厉害，我们的企业上升的幅度非常大，营业额达到2,000万，而且还是处于上升阶段。”来自广东的民营企业家汤志衡说。曾经自负的他当年因高考失利，在挫折中思考人生时有幸得法修炼。一场惨无人道的迫害让他再无宁日，而他却能坚守善良，在商场中大获成功。几度春秋，他越发感到大法的弥足珍贵。
得法脱胎换骨
1996年年末，汤先生因为高考失误，被肇庆一所并不理想的大学录取，读非常冷门的化工专业。从那时候起，他开始思考人生的很多问题，当时还因高考身体被搞得非常糟糕，失眠严重，神经衰弱，每天头疼，还有胃病。高考失利令他感觉整个人非常颓废。
有一天上晚自习回来，就看到有一群人在打坐，让他感觉非常吃惊。“因为我觉得现在整个社会都那么浮躁，有这么一群人能静下心来在这里打坐，所以我就很好奇。同学就借了一本书（《转法轮》）给我，让我慢慢看。”他说。
汤先生第一遍看《转法轮》，足足用了一个月，因为他当时身体反应非常大。一个月后，整个人再没有失眠过，身心状况都非常好。
汤先生说，“当初对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我生命中一直在寻求的，我要找的。最大的体会就是感觉自己前半生都白活了，因为在常人社会里不知道遵守哪一个准则，去指导自己的人生，非常迷茫。大法给予我的真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教导了我‘真、善、忍’的准则，还有生命的最终目的是返本归真。所以看到这些我就非常震撼，发自内心非常震撼。”
他说，“其实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非常好，还曾经是广州市的优秀学生干部，当时高考所有学校都会降分优先录取的，在同学眼中我也是品学兼优的。但是（我知道）我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我非常骄傲，看不起别人，好像高人一等。结果我的高考作文是0分。”
“有一段时间比较消极，但是得法之后，身边所有人都觉得我整个人脱胎换骨一样，变得非常平易近人，乐于帮助同学。我还在想，如果高考我能得法的话，再重点的大学我都能考上。因为打坐感觉内心很宁静，而且智慧、各种思维都非常清晰。”
当时在肇庆有很多炼功点，也有不少教授、学生都在学炼大法。汤先生说，“这段时间心态很纯，除了学习，基本上就是学法炼功，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能够面对这场对非常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能够走过来。”
上北京说句公道话
汤先生说，广东省的迫害是从“7‧20”开始，“电视、报纸铺天盖地地污蔑大法，我们就去了省政府请愿。当时省府四周围满了学员，但是政府不接待，后来来了一台警车，叫学员上车。把上千的学员拉到一个学校的操场里，登记学员的个人详细信息。关了一天就把学员放了。”
7月份，汤先生刚刚从大学毕业，当时已经被一家私营单位接收，是一个化工公司。
被释放的第二天，他像往常一样去公园炼功，和我同学在肇庆体育中心，没炼几分钟就有警车开过来了，把他们带上车，把他们的单位证件扣了之后，就叫单位来领人。
汤先生说，“因为我被扣之后打算去北京，所以就辞职了。当时公司直接去学校招人的，非常器重我，本来要把我当做未来的核心员工来培养的，听到我要走他们就挺惋惜的。”
“但是他们也知道，法轮功教我们做好人，对社会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没办法理解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每个人在修炼中道德提升了，身体健康了，我们都是受益者，都应该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当时他们刚毕业，身上也没什么钱，就去了北京。在途中，同学的母亲得知消息后，不吃不喝以死来相逼，要他们必须回去。当时想了很久，家人如果出了危险，是不是自己没有做好，所以他们就回去了。
后来，汤先生又去了一个国营单位上班。2000年底，他买到去北京的最后一张站票，独自一人去了北京。“去北京之前，我从来没离开过广州。我一个人就想着可能会一去不复返。”他说，“我就这样站着去了北京，站了大约24小时，也没有感觉到饿，也没有想到准备什么，也不懂得怎么去安排。”
到北京后，在一个同修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去天安门打横幅了。他们横幅一拉出来，就有一大堆警察扑过来打他们，把他们抓到警车上了，抓到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地下室，里面的铁笼子里关满了学员。他当晚被送到清河看守所。
汤先生还记得，在大巴车上，有个女学员喊法轮大法好，有个警察过来打她。他说：“当时我站起来说不许打人，警察一脚把我从车的前端整个人踢飞了，眼镜掉了，虽然我被打得这么重，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疼痛。”
在清河看守所，一个北京老师曾在这里被活活打死。在这里，看管他们的犯人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让他震惊得不得了。他说：“有个牢头说你不报姓名我就用牙签插你的手指，把刷子塞到屁股里折磨你……没想到共产党这么黑暗、阴毒，从来没想到这个社会会坏到这种程度，对共产党之前的认识完全颠覆了。”
“后来登记行李，我傻乎乎地写了姓名，后来才反应过来，它就是用这种办法把你的信息套出来。不只是我，我觉得所有学员都非常老实，警察用一些手段很容易就把我们骗了。”汤先生说。
第一次经历酷刑、毒打
汤先生被押回广州花都看守所，治安拘留半个月。“我一进去（看守所）就受到毒打，整个人懵了，真的没办法想像这个社会残忍到这种地步。进看守所的第一天，牢头找一个打手说‘监规七下’，我没反应过来，四五犯人就把我压住手脚，趴在墙上，腰要往外弓，每个犯人轮流跳起来，利用下降的重力用手臂的肘部猛击腰椎，每打一下我都是惨叫的，一直打了七下整个人被打得趴在地上。那种痛苦真是刻骨铭心，永远都不会忘记。”
“看守所还强迫我们做非常重的体力活，搬钢筋啊。7、8月天气很热，有一次我出现中暑症状，但是那些人也不管，根本不把人当人看，还是要干活，说你是在装死吧。”他说，“里面的警察和犯人都是，已经是在这种体制下完全是麻木的了，没有人性的。他也不把一个生命当作人看。”
15天终于挨过去了。后来有一个人出来就告诉他，他被释放的当天，“610”来了，要把人提走（带去学习班），发现看守所提早（到期）把他放了。
后来，汤先生因为是年轻人、大学生，被重点监控。2000年12月，派出所一个片警到他家说所长要找他谈话，跟他们去一趟。结果一到门口就被带上手铐，当场他妈妈就哭晕在地上，也没人管她。
汤先生被拉到洗脑班。洗脑班在广州花都梯面戒毒所，地处一个深山的山坳里面，非常偏僻，据说吸毒犯人被打死直接就扔进山坳了。
在戒毒所里，一部分是强制戒毒的，另一部分是监视居住的，是没有时间期限的。汤先生说，“中共在利用法律的漏洞。这些完全是没有人性的，在任何一个国家，你没有证据怎么可以把人关在那里呢？”
第一期洗脑班二十多人，其中一个是高三的在校学生，正准备高考。汤先生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半夜又送进一个杀人犯，戴着脚镣、手镣的，汤先生有一张被子，就拿给他盖，他很感动。
每天白天，强迫学员到一个房间里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学员不看，他们就放高音喇叭。后来大家一起绝食，一个星期后被释放回家。
汤先生说，广东省刚开始并不是真心要迫害法轮功，只是迫于江泽民的压力。因为广东人比较重利益，一般对政治不感兴趣，除非是上面压下来一定要抓、一定要判的人才动。但是2000年之后，江泽民直接下令诛连，包括用金钱奖励各级迫害法轮功的人员。所以镇压就一步步升级了。
“这次去北京，经历酷刑、毒打、关押、做苦力，当时有朋友问我后不后悔，我就说我真的没有后悔，虽然后面经历的远远超出我的想像力，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是我应该做的，应该走出来告诉别人我修炼法轮功得益。”他说。
在洗脑班遭灌食迫害
从戒毒所出来后，因为家人和社会关系的原因，汤先生考进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所在的办公室属于广州花都港的口岸办，过了一到二年的考核期之后，就可以转正为公务员。
工作和生活稍微稳定下来，2001年年底，610主任带着两个人在他上班的路上把他拦下来了，说有人举报他制作法轮功资料。单位的主任当时出面来保他，不让610把他带走。
这一次，汤先生又被带去广州花都梯面戒毒所，关在一个有几十人的大监仓里面。“一进去也是被犯人打。里面有打手，有不同等级的，完全就是一个黑社会。”他说，“有两个警察是我同学，因为我高中是班长，他们看到我都觉得很震惊，后来知道因为我是炼法轮功的之后，变得不敢认我了。”
汤先生要炼功学法，几个人就扑过来阻拦。他开始绝食抗议，第二天就被单独拉出去灌食。“四、五个犯人把我按在一个木板上，手脚拉直，压住肩膀和关节，全身一动都动不了，然后拿拇指粗的胶管直接从鼻孔往里面插进去，那种痛苦真的是撕心裂肺。胶管很硬，碰得满鼻子鲜血，那种疼痛真的是，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那种感觉，比死亡还痛苦，而且过程中故意把管子拉出来又插进去，就好像管子是连着你的神经一样的，每进一分和出一分那种痛是撕心裂肺的痛。”他说。
“灌食的经历真是，我当时觉得没有任何痛苦能够跟这个比了。你打只是身体上的疼痛，疼一下就过去了，但这种插管非常野蛮，那种痛苦真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一般那些犯人被灌过一次食之后，就永远都不敢再绝食了，就残忍到这种程度，可怕到这种程度。”
见证劳教所的酷刑
三个月后，汤先生被判劳教两年。2002年的清明节那天，他被送到广州市第一劳教所。汤先生说：“当时胡锦涛的同学张孟业也被关在同一个大队。他对人非常善良，人很有修养，所以普通犯人一提起来对他都非常敬佩。2002年他到期就被送走了。”
2002年年底，广州劳教局去北京团河劳教所学习他们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手段，回来后就大肆用酷刑来强制转化。劳教所专门建成一个密封的黑房子，四面不透风，把不转化的学员一个个拉进去，用酷刑强制转化。汤先生被送到专管大队后，惨叫声几乎每天都能听得到。
有一种捆刑，把手脚像裹粽子一样捆起来的，整个人捆起来之后再吊起来，这种酷刑非常残忍的，基本上没有几个人能闯得过来，那种痛苦完全超出人身体承受的极限。
有一个学员被酷刑迫害直接瘫痪了，用担架抬出劳教所的。同一时期，还有一个学员被迫害至颈椎骨骨折，名叫饶卓元，2002年8月5日含冤离世，年仅34岁，当时女儿才4岁半。
“听说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有多少钱的，有奖金，所以他们不择手段，也不计后果的用酷刑折磨转化学员。我是见证过，听到那种惨叫声，就觉得心里很难受，但是无能为力。气氛非常恐怖。”他说，“当时就觉得心里很难受，为什么我们修‘真、善、忍’，要做一个好人，中共邪党这么残忍地迫害，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善良人士来声援我们？”
劳教所还会安排非常重的劳工，完成不了任务用各种方法惩罚学员。每天6点起来干活，一直到干到晚上10点，汤先生身边有4个犯人包夹。
开始做批发生意
从劳教所回来后，610本来安排他回原单位上班，想让单位把他看管起来。但2001年底他被抓后，家里考虑为了不影响到单位领导，就帮他自动辞职了。
在广州火车站附近有一个西服装批发市场，汤先生和两个学员租了一个店面开始做批发生意。“当时已经没有路了，我不能去单位上班，只能想办法去做生意。”他说，“也是挺神奇的，在别人眼里觉得我傻乎乎的，我们没有任何社会资源，也没有太大一个经济实力，从一开始做就比旁边的店做得都要好，他们都很奇怪，你一个小伙子又不会做生意，怎么开得店这么顺利呢？”
他们去东莞找厂家，自己上网、联系厂家，批发给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的客户。利用厂家的资源，设计一些款式到厂家订做，再找客户来接订单。“当时生意做得非常好，我们也会在店铺讲真相，发光碟，邻居和客户都知道我们是修大法的。坐车、打的我们都会跟师傅讲真相，送光碟。所以对那段时间也是挺怀念的。”汤先生说。
批发生意正处于上升的阶段，有好几次，汤先生看见有警察在店门口晃来晃去。2004年12月底的早上，他们准备去开店，走到路口，从一台车里冲出来一群人，把汤先生强制押到车里，戴上手铐，把手机什么全抢了。当时他还以为遇到绑匪了。
“后来才知道，我们被抓之前，有很多便衣已经是在我们楼下、对面，专门租了房子来监视我们，真是不计成本，为了监控法轮功学员。”他说。
在派出所，一个年轻的男警察跟他聊天。“我就发自内心地觉得这个生命真的很可怜，在无知中追随着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其实是给自己生命非常大的一个罪过。我就发自内心为他好，叫他不要做江泽民的替罪羔羊，那个警察眼里是含着泪光的，他就走了。”
“当时看没有人管我，我就从派出所走出来了，走到门口一百米左右被发现了，一堆警车来追我，当时心里也想，一旦流离失所了，我的事业就变成零了，也有这样的顾虑。在被抓回的路上，我一直在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
在监狱度日如年
被抓回派出所后，他的手和脚被用一个手铐铐上，弯腰坐着动不了。当天送去白云区看守所，他感觉自己知道了他们的残忍，被打得多了，反而怕心就越来越小了。
“在白云区看守所，那些犯人都不敢打我。我绝食15天，一刻不停的发正念、背法、炼功，警察也没敢灌食，经常找我聊天，让犯人拿吃的来引诱我，我那时心态确实是挺纯的，整个过程绝食绝水，身体没有任何不适症状。让犯人觉得很神奇。一个杀人犯悄悄说，你看上去是一个弱书生，怎么可能意志那么坚强的呢？”
在看守所，警察会故意每过一段时间，把学员调到陌生的监仓，不断面对不同的坏人，让人处于恐惧之中。“后来我才知道，我绝食绝水15天，整个看守所都传开了，非常轰动，他们送饭的就说，‘法轮功，你真了不起！’”
狱警答应他可以在监仓里公开学法、炼功，任何人不可以来干涉，汤先生就停止了绝食。不到一周，身体完全恢复，看守所的狱医都觉得不可思议。“有几个犯人开始跟我学法炼功。他们还让我去写墙上的黑板报，有一次我写了《洪吟》的一首诗，很多人看了非常喜欢也非常敬佩。后来看守所所长看到后不敢让我写了。”
“（我）大概在看守所关了8个月，那段经历也是挺宝贵的。我一直是零口供，有一次一个非常恶的恶警来提审我，拍桌子说你再不说的话我就用什么什么来对付你。我直视着他的眼睛说，修大法是为了做好人，如果你今天敢用酷刑来对我的话，我就马上撞死在你面前。那人就不出声走了。”他说，“但是邪党的邪也就体现在这里，即使你是零口供、不签字，他一样可以判你。”
2005年9年，汤先生被判刑4年半，送到广东四会监狱。他说，“如果说劳教所用酷刑、用身体的痛苦来让你转化，四会监狱就更阴邪了。我身边4个包夹，都是他们选的判了死刑缓期的。一个人是有求生的本能的，如果有一线生机让他可以减刑，那他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也就是它利用人的最本能、致命的弱点来迫害法轮功学员。”
“警察利用犯人来打人，还让他们学心理学。”他说，“表面他会非常文明让你坐在一个椅子上不能动，他们拿得最多的是《楞严经》，让你思维完全是混乱的，还不像酷刑过去了，第二天就不痛了，这种思维混乱有可能一个月、半年，甚至有些回归社会后都没办法清醒过来的。这些也是他阴险之处吧。他知道强制改变不了你，就用各种办法来扰乱你的心神，来摧毁你修炼的意志。”
汤先生说，“在里面真的是度日如年，它会给你营造一种错觉，好像是这世界上就剩你一个炼法轮功的。最终能够帮我走出这场浩劫的最关键因素，就是一直默默地背法，能够让我走过来的还是大法。”
摸索做生意的秘诀
2008年，从监狱回来后，因为长时间不和人接触，汤先生形容自己整个人变成像废物一样，感觉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手机都不懂得用，去银行也不知道怎么办事。很长一段时间才正常过来。
2009年，经同修介绍，汤先生认识了现在的太太，“没认识多久就结婚了。”汤先生笑着说。汤先生的太太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曾多次去北京上访，还从北京看守所走脱过一次，也在劳教所经历过多种酷刑。
图为汤志衡在大陆事业高峰时拍的家庭照。
汤先生又开始做回原来的批发生意，做了一年之后，做得非常好。当时，汤先生的姐姐和姐夫的箱包厂经营得不太好，处于倒闭的状况，姐姐找过他很多次，非常希望他能回去帮她。
“其实我自己的事业也做得非常好，处于上升期。后来我为什么选择放弃自己的事业，去帮我姐姐的企业呢？因为那么多年，从我读大学到2008年，我基本上都是在中共反反复复的迫害中，这么长期的迫害中，我姐姐都是非常支持我，也为我和家人付出了很多。”汤先生说。
汤先生当时接手的是一个皮具厂，做箱包行业。据介绍，厂子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包括从产品的设计、生产的质量、企业各方面的管理，都处于下坡。
刚开始做生意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由于不善于和人打交道和利用社会资源来做生意，汤先生就选择做电子商务，不需要走社会上不正当的关系，凭自己的能力去做就行了。
“摸索过程中，我发现现在人做生意，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精明，都是想用自己的小聪明去获取某个详单某个利益。但是我的想法不是这样的，你聪明的话别人不比你笨，真正做生意你是要为他的，为客户着想，怎么样能够帮客户创造更大的利益。当我的心这样想，那些客户啊都一个个非常喜欢我，觉得我是真心为他们好。所以工厂的订单就在一步一步增长了，同时，电子商务方面也是一步步上升。”他说。
“当时我就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我是法轮功学员，我是修炼真善忍的，做任何事情都应该尽我的能力做到最好。另外还有一个最大区别就是，常人做生意是为了得到利益，但是恰恰相反，走过那段非常艰难的迫害，对于我来讲，我做生意是不断的放弃，放弃自身的执著和欲望。”
汤先生举例说，顾客来他的工厂，这次想订一个什么货，他会把市场上最好的一些款式，包括一些最新潮的情况都收集好，提供给客户让他筛选，“我提供这些款式都是经过市场考验的，并不是我在闭门造车。”
“客户订了一些货，回去非常好卖。第二次，就会越订越多。客户就知道，我跟你做生意的话，我会轻易拿到市场上最新的一些信息。”他说，“其实，我觉得做生意最根本还是善良，你真心为客户好的话，客户是会感受得到的，而且生意也会在你的帮助下越做越好。客户生意做得好了，自然你的生意绝对不会差的。”
原来的工厂只是处于一种类似代加工的模式，汤先生接手后开始创立自己的品牌，销售也是比较立体的，客户变成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不同国家的一些批发客户。
“我们其实也没怎么推销，就是把网站搞好，不断地更新款式。基本上没怎么做推广，最关键的还是自己的实力，你真的款式、质量一步步增强，客户他都是自动找上门的。我基本上没有主动去找过客户，甚至电话都没打过一个。”他说。
“这方面真的是很神奇的。工厂的电子商务啊，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包括产品的款式设计啊都是我一个人设计的，不懂的话就去市场到处去逛，看哪一家生意比较好，或者市场上哪个箱包最近背得比较多的，通过不断地观察市场自己去设计，包括从原材料到生产都是我自己来跟的。做一个商品，怎么样让人能够更舒服、更实用，兼顾时尚，这是宗旨。从款式设计、生产到终端的销售，全部都是我一个人搞定了，控制质量的重要环节我会安排一些工人重点去跟。”
2013、2014年，当时整个社会经济已经是整体下滑得非常厉害，汤先生的企业上升的幅度非常大。营业额由原来的几十万到一百万，接近1000万，1500万，达到2000万，而且还是处于上升阶段。
目前，这个品牌还在经营。当时的分销商有3000多家，销售网络非常强大。这些顾客有批发的，有大超市的，有不同的零售行业，还有包括一些公司选礼品的。
“这么强大的一个销售网络，如果品牌做不起来都是不可能的了。”汤先生说，“很多年之后，一个朋友聊天才知道，其实真的也是大法给予的智慧，当时我是用了分销的理念。但是商业的书我一本没有看过，也不懂，我实践的过程，恰恰分销这种体系是他们书本所说的。相当于我自创了一个分销体系。”
经营过程中，一些同行做生意会把同行视为竞争对手，但是汤先生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觉得大家都是同行，更应该互相帮助，所以一些同行不管是遇到技术上的还是其它困难，他都会发自内心去帮他。很多同行都成了他的好朋友了。
“善良是最根本的、无敌的一个法宝。我们做事情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自己去得到什么，你是考虑别人，你是为他的。”汤先生说。
实名诉江再遭迫害
2015年，汤先生实名控告江泽民。“因为这场迫害非常残忍，也是对人类的普世价值非常大的一种违背和践踏，法律毕竟能够维持人类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且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受害的不只是法轮功学员，还有千千万万的不同部门的人被迫参与这场迫害，对这些生命来讲，也是非常可怜。”他说。
“其实我也知道，我实名起诉江泽民，有可能我所有的事业都会受到影响，包括我的生命都会受到威胁。但是那么多年的迫害，在这个过程中，我越发觉得能够得法、得道的珍贵。所以不管再大的危险，都要站出来控告江泽民。因为这真的是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一场迫害。”
很快，汤先生又受到当局持续不断的骚扰，有一次，国安的人带着一大批人马去公司要抓他。
汤先生说，“我做生意做这么好，其实包括610那些人，他们一直想不明白，一方面又想叫我教他怎么做生意；一方面又有所顾忌，不敢跟我走得太近，影响他的仕途。有一段时间，居委主任经常想找我去跟他们合作一些生意，目的是想利用我的才华去帮他们创业。”
2016年，汤先生携妻子和儿子来到美国。“邪党仍不断对企业进行骚扰，还通过姐姐传话给我。说我在美国的一举一动他们都了如指掌，威胁家人让你生意什么都没得做，让你工厂倒闭。我就只能选择跟工厂没有任何关系，退出了股份，免得她们受到牵连。”他说。
“其实他（当局）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家人的骚扰，今年年初还去我家里，不修炼的家人承受很大的。确实当一个人面对中共确实是非常恐惧。”
汤先生在纽约退党办（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做了一名义工，并且不断站出来揭露中共的酷刑迫害。“我觉得得法了真的是非常幸运，而且经历过那么多年的迫害，希望让更多的生命能够得救，能够尽快脱离中共，退出邪党。”他说，“我们身边那么多人，包括我们的亲朋好友，他们还在冤狱中，还在遭受着中共的那种酷刑。我们是应该尽我们的能力去制止这场迫害。”
值此世界法轮大法日，汤先生表示，“一眨眼已经（迫害）20年了，我的青春基本上也是在中共的迫害中度过了，心里也是感触挺深的，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20年？但是这场迫害还在持续。我真的是希望所有正义国家的的正义人士、善良人士一起来制止这场迫害。希望能够让全世界更多的一些民众能够更多地来了解法轮功真相，主动去退出邪党，让自己的生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法轮功真的不是迷信，也不是他们所栽赃陷害的那样，法轮功能够塑造道德高尚的人，（法轮功学员）恰恰是对社会有利、对国家有贡献的、社会不同行业的一些精英。”他说。
（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