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真相中不断提高自己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大家好！

我出生于一九九九年，出生后，在修炼大法的姥姥家长大。从小就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中，在我咿呀学语时就会说“法轮大法好”，还没有开始上学时，姥姥就开始教我背诵师父的《洪吟》。上学后，由于课业越来越紧张，在学法上有些怠慢，只有在寒暑假才和妈妈一起学《转法轮》。但是师父一直在管着我这个小弟子，每次在和同学发生矛盾或有执着心该去的时候，师父的法就会打到我的脑海里，让我能够以法为师，摆正好自己的心态。

在我很小的时候，恶警上门将姥姥绑架，我躲在姥爷的身后，不敢探头直视他们，这件事情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阴影。从那以后，我每次看到警车甚至听到警笛声时，就会发正念，担心当地的其他同修被绑架。长大后，在强烈的心理压力和怕心的作用下，我和妈妈（同修）没有象大陆的其他同修一样光明正大的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都是在夜黑人静的时候，去附近的小区在住户的门把手上放些真相资料或在街道上张贴真相标语，即使讲真相也是向家里的亲戚和好朋友讲。

二零一六年，妈妈因为实名“诉江”被当地派出所绑架，当天我在学校，并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等回到家后得知妈妈被绑架的事情，当时我的泪水止不住的流下来。在和妈妈通电话时，我和妈妈说我要去派出所要人，他们凭什么绑架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修炼人。但是妈妈为了我的安全并没有让我去。在师父的慈悲看护和加持下，凌晨一点妈妈顺利回家。

从这以后，居委会经常给妈妈打电话恐吓威胁让她放弃修炼。爸爸的一位在公安局工作的好友提醒我们，我在申请大学“政审”时会因为妈妈修炼受到影响。因为二零一七年我将面临高考，二零一六年九月，在师父的帮助下，我独自一人顺利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并在到多伦多的第三天找到同修。当时见到同修这个激动啊，就象和多年未见得亲人重逢一样，抱着同修一个劲的哭。

二零一七年我加入了多伦多青年学法小组，青年小组为我提供了很好的讲真相机会，因为每年小组都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向世人讲清真相。这也让我在去掉怕心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下面是我在海外讲真相的一些体悟，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一、在向西人讲真相中不断提高自己

我在出国之前讲真相的经验基本为零，因为在国内只是向亲人或是好朋友讲真相，也没有遇到过太尴尬的事情。但是到了海外之后，面对的最多的人还是西方人。我本身英语就不是很好，性格又比较内向，所以一开始我只能发真相传单，如果对方不问这是什么，我基本上不会张口主动说，一旦别人问我什么问题，我都是懵的：他在说什么？所以都要麻烦其他会英语的同修再继续讲。经过多次的尴尬场面时，我觉得不能再麻烦别人了。回到家后我开始背诵真相传单上的英文语句，并且对对方可能会感兴趣的问题记录下来，用翻译软件翻译出我的回答，然后记住它。等到下一次讲真相活动中，我能够主动的问好，并向对方讲出法轮大法的真相信息和发生在中国的残酷迫害。

在一次次的磨炼中，我逐渐的掌握了如何更好的向西人讲真相，很多西人在了解真相后，都会对我说一句“thanks my sweet heart”，每当听到这些语句时，我心里都是美滋滋的，因为我知道这是他们真正了解了大法真相后所表现出的喜悦。在有过多次这样的经历后，我越来越喜欢向西人讲真相，因为西方人比较单纯，脑子里对中共灌输的虚假信息了解的较少或甚至没有。这也逐渐成了我的一个很严重的执着心，因为我不喜欢再面对中国人讲真相了。

师父明示：“因为人有情在，生气是情，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情，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那么作为一个炼功人，一个超常的人，就不能用这个理来衡量了，要突破这个东西。”[1]

二、突破自己向中国人讲真相

在国内的怕心并没有因为出国而削减，在国外的怕心主要来自于怕中国人的冷嘲热讽。在多次参加青年小组组织的讲真相活动中，我的重点讲真相的对像放在了西方人身上，当遇到中国人时便会推给其他同修，我只是在旁边发正念做补充。在向中国人讲真相的方面一直没有突破。

在一次法轮大法日的游行过程中，我和一位青年同修经过唐人街，有一群中国游客在等接他们旅游的大巴车，同修毫无顾虑开始向这群人讲真相，而我一开始还是有点怕，但一想到这群人还没有得救，便生出来怜悯心，我和同修一起向这群人讲中共的腐败和发生在中国的残酷迫害，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中国人越围越多，我心里想：都来吧，都一起来听真相吧。但是事情并没有象我想象的那样发展，我所担心害怕的事情发生了，所有的游客开始对我们两个指指点点，从他们的话语中能感受到他们受中共的毒害很深。他们说话时我一句话没有说，心里反倒平静了不少，当时想救他们的心大过我的怕心。最后，我们俩实在对这些人无能为力了，才放弃没有继续和他们讲。

经过这次事情之后，我之前慢慢修掉的怕心又从新翻出来了。晚上和三位同修（包括白天和我一起讲真相的同修）一起交流，妈妈交流说没有事情是偶然的，这一定是有我要修的心。我开始向内找，是不是因为自己的执着心挡住了这些有缘人了解真相。经过向内找之后，我发现自己的爱面子的人，怕心，怕别人对自己指指点点。

我和同修交流悟到：为中国人讲真相时不能有任何执着，执着让她三退也是一种执着，讲真相时要有平静的心态。大法弟子讲出来的话都是带有法的能量的，即使没有给中国人讲清真相，也要给他们留下炼功人是很平静祥和的印象。或许他们在下次遇到其他同修时就能明白真相。看到明慧网的一篇报道文章，一对中国留学生两次听到同修讲真相，但是一直没有三退，在第三次遇到同修时认真倾听同修讲真相，最终决定三退。这位有缘人向同修讲：“我好几次遇到你们的人，为什么我前几次没有三退呢？”对此我悟到，当同修向常人讲真相时，我们讲出的话就能够把常人的一层壳去掉，随着同修不断的讲，常人的壳也会越来越薄，直到最后完全明白真相并决定三退。所以我们在讲真相的时候，不要带有任何的执着，随其自然，一切都有师父在安排。

大学的空闲时间，我在一家中国餐馆打工，刚一开始工作的时候，老板的女儿突然问我有没有什么信仰，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紧接着我向他们讲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国的藏字石。他们说对这个话题不太感兴趣，我也就没有再向他们提过这件事情。

有一天，老板娘偶然向我说：“我想了解更多关于法轮功的信息，你向我讲讲吧。”我对老板娘提出的请求很震惊，因为距上一次老板娘提法轮大法已经过去很久了，同时也感谢师父为弟子提供了一个讲真相的好机会。于是我向老板娘讲了我的家人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所遭受到的肉体和精神上的迫害。同时也讲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酷恶行。老板娘完全被这些信息震撼到了：“我不是很了解这件事情，原来在中国这些事情真实发生。我以前会阅读《大纪元时报》，报纸上会报道你说的这些活摘的新闻，但是我不知道这些是真实发生的，太不可思议了。”在我给老板娘讲真相的过程中，一位和我年岁差不多大的服务员一直在我们身边走动，她也在认真听着我讲的真相。慢慢的餐馆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时不时会问我一些关于法轮大法和迫害的一些信息。我知道在师父的帮助下，餐馆的场也在慢慢打开。每次讲到关于三退的问题时，他们表现都是沉默不语，不说退也不说不退。但是遗憾的是我还没来得及做三退，就因为课业问题退出餐馆，以后再有机会一定向他们劝三退。

我和一位青年同修会在自己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参加游行过程中的讲真相活动。那位同修性格很开朗，很容易和陌生人聊天，所以在多次的讲真相活动中，我们两个就不自觉的分配了自己的分工，我主要给西人讲，而这位同修给中国人讲。慢慢我发现这是非常不好的现象。我和其他同修交流时提到这个问题，同修说：“这也是一种物质，只有突破那层物质才能做到。”我暗下决心，要突破自己，下次游行讲真相一定要主动向中国人讲真相。

在一次游行中，我为自己立下了一个小目标，无论如何要找一个中国人讲真相。在游行即将开始时，我发现了一个和我一样大的女孩一个人看游行，我自己发了好长时间的正念，并在心里请师父加持，结果上前去讲真相，发现是一位本地的青年同修，我向她讲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同修也鼓励我说：“不要怕，我和你一起。”但是走到游行快结束的时候，都没有发现一个中国人，我在心里已经打退堂鼓了，结果在游行结束的地方有一对中国人母女在观看游行。现在想想，这些都是师父的安排，师父安排了一个同修和我一起讲真相，并在游行结束的地点安排一对有缘人听真相。在向这对母女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和同修互相配合，为对方讲的不充分的点做补充，我在心里默默发正念请师父帮助。幸运的是，这对母女并没有被中共毒害太深，她们很支持法轮功学员修炼，也很赞同大法的美好。

最近的一次游行中，只有我一个人向观看游行的人讲真相，这个游行位置有点偏，在游行过程中，没有看到一个中国人，但是在游行進行了四分之三时，我发现一对中国老年夫妻在观看游行，我想都没想就上前跟他们搭话问好，老奶奶很和善的和我聊天。当我提到法轮大法时，老奶奶并没有表示很惊讶，反而很理解那些法轮功学员，并和我说：“其实他们挺好的。”我向他们讲三退保平安时，他们说自己啥都没入过。临走时，还和我说他们很高兴能够了解到法轮大法的更多信息。和他们告别时，我心里十分感谢师父，因为在以前向中国人讲真相我会考虑再三并在旁边发很长时间正念，但是这次我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思想，感谢师父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帮我拿掉了自己思想中不好的思想观念。也因为在师父的加持下，这对夫妻了解了更多的法轮功真相。

在向世人讲真相的整个过程中，我不断的挖出自己的执着心，比如在给外国人讲完真相会生出来欢喜心，在给中国人讲真相过程中的爱面子的心和顾虑心，甚至还是有一丝丝的怕心。在我一次次地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也在不断的淡化这些执着心，直到最后真正去掉它。

以上是面向世人讲真相的一点体会和感受，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二零一九年加拿大法会交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