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9年08月15日】
《正见周刊》第843期,《五行与中华历史》一文中讲道:中华历史的三皇五帝时代,为神本时代;神本时代的显著特征为五行相生、人神同在,而一场大洪水终结了神本时代,五行相克了。
这篇文章给人以很大的启发,因为孔子所说的“大道之行也”的大同之世,正是尧舜以上的、大洪水之前的世代。《礼记》第九篇〈礼运〉中记载,孔子曾喟然而叹道:“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孔子感叹自己未能看到尧舜以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力“不必为己”的大同之世;也未能看到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三代之英”时,“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礼义以为纪”的小康之治。〈礼运〉大约成篇于战国时期,人们对人神同在的神本时代,也许缺乏切身体会,所以只能留下简短的记载。但毕竟,孔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志向,彰显了儒家淑世新民的理想与使命感。
到民国时期,人们多从儒家义理角度理解“大同”。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意思是说,不用学习而自会的,是天然的良能;不用思虑而自知的,是天然的良知。“孩”古文“咳”,小儿笑也。“提”,持抱也。没有一个孩提之童不爱他的父母,等到年纪稍大些,没有不敬他的兄长。朱熹曰:“言亲亲敬长,虽一人之私,然达之天下无不同者,所以为仁义也。”这没有别的原因,全世界的人都具有仁义善良的本性。所以孟子言仁义不假外求,亲亲敬长,皆良知良能,达之天下,无不同也,正是从“人性本善”的角度理解“大同”。
儒家的“为学”,不同于现代人的知识之学,而是探讨成为圣贤的“德性之学”。濂溪先生(周敦颐)曰:“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圣人希翼效法天道,贤人希翼成为圣人,士人希翼成为贤人。《黄帝内经》中也记载,在神本时代,贤人、圣人之上,还有智人、神人;神人和智人,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儒家并非始于孔子,孔子乃儒家之集大成者。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论语集注:“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尽己,谓真诚地尽己之仁;推己,谓推己及人。孔子把“推己及人”的恕道看成是可以终身行之的德行。明道先生(程颢)也说,君子要做的只有两件事,一为修己之德,以合于天德;一为“振民育德”,即在民德败坏时,化育百姓,使其更改故习,振作自新,日新又新。所谓“‘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事惟有此二者,余无他焉。二者,为己为人之道也。”既修己,又善群。由“为己”推及到“为他”,推及到“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甚至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或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道理,在于彰明自己所本有的灵明德性,使其不被气禀所拘、人欲所蔽,从而复归于初。再推己及人,使人人都能除去旧染之污而自新;并且“择善固执”,德性厚重不迁,尽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大学》由修己明明德的“独善己身”者,推及到亲民、新民、振民而“兼善天下”的“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蓋因“人皆可以为尧舜。”体现了儒家“人性本善”的基本理念,以及对神本时代大同之世的向往。
在民国时期,有研究《易经》的学者,从《易经》“大有”卦与“同人”卦的角度理解“大同”。同人(離下乾上),与人相和同,不与人争的意思,由離、乾两卦组成。離为火,为明;乾为天,为健。朗朗青天在上,而火性亦往上,应乎刚健、无私之天德。引申为君子内怀文明之德,明理无私,所以能“通天下之志”。文明则能燭理,所以能昌明大同之义;刚健则能克己,所以能全尽大同之道。大有(乾下離上),盛大丰有、所有至大的意思。乾为朗朗青天,離为光明白日,白日在青天之上,所处既高,其明远照。引申为君子行事刚健而文明,于恶则遏之使复归于善,于善则扬之使能止于至善,从而“顺天休命”。
在与《易经》密切相关的预言文化中,也不难看到人们对“复归于大同”的期盼。比如,《马前课》第十三课曰:“贤不遗野 天下一家 无名无德 光耀中华”。《推背图》第五十九象,讖曰:“无城无府 无尔无我 天下一家 治臻大化”。颂曰:“一人为大世界福 手执籤筒拔去竹 红黄黑白不分明 东西南北尽和睦”。一些批注本注释为“大道兴”、“圣人传法”、“天下大同”。当然大法修炼者知道,这大概是法正人间以后的事,所以不必多言。清代康有为亦作《大同书》,谭嗣同亦讲康有为的“大同之教”。康有为为什么作《大同书》呢?《论语》言:“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三十年为一世,百世则三千也。)“孔子预知三千年后,必有圣人復作,发挥大同之新教者。”“康有为蓋以此圣人自居”,作《大同书》,以“发挥大同之新教”。既然康有为是为了“兼济天下”,所以也勿需多言。
综上所述,传统大同之世,处于五行相生、人神同在的神本时代。神本时代终结之后,即使到了民国时期,人们也是从“人性本善”的义理角度去理解“大同”;虽未能达至“大同之真义”,而心灵深处实向往之。但是,由于中共邪党对传统文化的系统破坏,人们误将“天下大同”等同于,以唯物论、无神论为基础的,反天、反地、反人性的共产主义社会。诚如《解体党文化》一书所言:“在党文化中一些看似简单的观念、语言和行为方式背后都有各种谎言、逻辑陷阱、似是而非的价值标准等因素的支撑。”“因此彻底破除党文化,需要系统的论述、剖析和反思。”《解体党文化》一书正是在帮助人们,在面对中共邪党各种党文化现象时,如何去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从而能够“回归正常思维,真正做自己心灵和思想的主人。”
注释:
[1]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九),页三九一。
[2]史次耘:《孟子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九),页三八七。注译者认为孟子此章“正是阐发大同之精义”。
[3]朱高正:《近思録通解·上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二〇一〇),页五六。
[4]宋天正,杨亮功:《大学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九),页三。
[5]马叔礼:《壮哉三国——孙中山思想百年史观》(新北:西北国际,二〇一六),〈自序〉,页一七。先生认为:“大同一辞,是源自易经:天火同人卦与火天大有卦,两卦是序、综、内外关系。”但限于篇幅,只能点到为止。先生也认为:“人心最大之同,是以礼乐教化运转而成的,是谓‘礼运大同’。”
[6]朱高正:《易传通解·中卷》(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二〇一四),页三一二。对两卦的解读均参考本书。
[7]陈曦,文征:《推背图归序全解修订版》(新北:博大国际,二〇一六),页四一九、五〇四。
[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二〇一五),页八六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