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20年07月28日】
2001年11月20日，36名来自12个国家的西方法轮功学员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和平请愿。一分钟内，六辆警车疾驰而至，将他们包围，大量警察从车内跳出，对他们进行殴打和抓捕，该事件震惊世界。随后，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法轮功学员相继来到这里，举行了多次和平请愿。
2002年3月7日，在中共召开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期间，约十名主要来自澳洲墨尔本和悉尼的法轮功学员来到天安门广场，打出抗议横幅，让法轮功真相再次走进国际社会的视野。
来自墨尔本的Denice Johnson和Stuart Martin母子就是其中的两名法轮功学员。18年后，当再度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他们说当时能无所畏惧地赶往天安门，就是因为修炼后体会到法轮大法的神奇，想对中国人说“法轮大法好，全世界都知道！”
2002年3月7日，参与和平请愿的部分澳洲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前合影留念，左起分别为Stuart Martin、Jan Becker、Rivati和Denice Johnson。
2002年3月7日，Denice与Stuart母子二人在天安门广场合影。（Denice Johnson提供）
修炼伊始 身心升华
2000年6月，一直在探索人生真谛、寻找身心健康方法的Martin偶然间参加了一个“身心灵博览会”（Mind and Body Spiritual Festival），这个无意之举改变了他的人生。
在这次博览会上，Martin在法轮大法摊位上拿到的资料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埋藏在心底深处的尘封已久的修炼之门。
Martin与妈妈Johnson几乎同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Johnson很快就参加了九讲班，炼功后她反应强烈。她患有家族遗传肺病，这种可怕的疾病曾夺走她父亲的生命，医生说根本无法治愈，她也曾尝试很多方法，但都治不好。
但在炼功后很短的时间之内，她甚至都没有意识到，难缠的疾病怎么就不药而愈了。焦虑症、抑郁症也痊愈了，阳光重新照进Johnson原本黑暗的生活，她觉得一切都亮了起来，看待问题也变得积极乐观了。
Martin看到妈妈的变化后，也开始炼功。他多年来患有低血糖、头痛症，并对乳制品和小麦过敏。6个月后，他感觉非常健康，原先那个瘦弱的小男生变得结实了，精力充沛、体重还增加了5公斤。
更令他感觉神奇的是，在《转法轮》书上读到的内容真的会在生活中发生，他知道自己实实在在的是在修炼中了。
去天安门诉说真相
当Johnson和Martin母子俩开始修炼时，中共已经开始迫害法轮功了。他们听说了很多中国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案例，而当时西方媒体几乎没有关于法轮功的真实报导，他们只是转载中共官方的宣传。大陆学员被残酷迫害的真相被层层掩盖着。
此时Martin和Johnson实在按捺不住了。西人学员之间都在谈论著去中国，Martin内心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必须要去做点什么，我知道我能帮上忙。我们要去天安门广场拉横幅，并把这一刻记录下来，让世界知道在中国发生着什么。”
接下来他们有6周的准备时间，主要是做心理准备。此时的Martin心里是没底的，他只知道大约有10个人同行，但面对残暴的中共国安警察，这次能安全回来吗？他想让中国人知道：全世界都有人在炼法轮功，也想让澳洲媒体对他们的中国之行进行报导，让全世界了解发生在中国的人权危机，但他们能完成目标吗？
“这发自内心，如果你信仰大法，你就要坚持到底。”Johnson鼓励他说。
抵达北京
到北京之后，为了不引起怀疑，同行的四名澳洲学员就像所有游客一样，去北京的名胜古迹游玩，有一天还去了长城，但Martin和Johnson的内心却没有玩乐的心情。
Johnson提前制作了一枚真相印章，每天吃过晚饭后，她和Martin就会在成百上千个贴纸上，事先印好中文真相标语。
印有“全世界四十多个国家超过一亿人修炼法轮功”的真相贴纸。（Denice Johnson提供）
每晚午夜过后，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就一起出去，将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洪传世界”的贴纸贴在公园的长椅上、自动扶梯、报摊和人们能看到的任何地方。Johnson回忆，每到凌晨三点，他们才会返回住处。
那时，他们二人不得不拉高厚厚的外套，压低帽子，避免自己的西方面孔引来过多目光。但巧的是，每次都会有人好奇地走上前来，尝试用英文跟他们攀谈。他们就抓住机会，对人们讲述大法的真相。
天安门广场上的呐喊——漫长的五分钟
就这样在北京待了六天后，第七天一大早，Martin一行人就整理好所有的行李，期盼的时刻终于就要到来了。
2002年3月7日早上10点，大家按约定时间来到天安门广场。Martin看到，有几名修炼者已高举标语，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Martin回忆了当时的场景，“天安门广场比足球场大得多，我们看到了警察，警车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和广场附近呼啸而过。我和妈妈盘腿打坐，我们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几分钟后，周围就围过来上百人，围观拍照。”
另一名澳洲学员则手举印有“真善忍、法轮大法好”的条幅，面向5、6层呈半圆形安静驻足的人群，用英文介绍着法轮功。
回忆着多年前的经历，Johnson不时陷入沉思。“我们等着一切都安静下来，周围没有警察在走动、附近没有警车。”“我们仅仅在广场中心打坐了五分钟，但那五分钟似乎像半个时辰那样漫长。”
“然后，警察就将我们拖走或粗暴地将我们从地上拎起，押上一辆微型面包车。我盘腿打坐，抵抗着他们对我的撕扯。虽然我体重很轻，但他们似乎要很费力才能搬动我。”Martin说，“警车上有一个老警察，我打开窗户，想要对着窗外喊‘法轮大法好’。他揪住了我的头发，但我却没有感到疼痛或任何不适。”
Johnson说，“警察来了，把我拖走了约200米。那时，我大喊‘法轮大法好！’从那里，我们所有人都被警车带到派出所。”
公安暴力执法 野蛮程度令人震惊
Johnson继续说：“每个学员都被拳打脚踢地赶下车，一名警察拉扯我的头发，企图让我离开座位。他突然用力，就把我一缕头发扯了下来。另一名警察则扭住我的手臂，如果我动一下，手臂就会扭伤。”
警察的野蛮暴力执法让她感到错愕，“其他人遭到了殴打、踢打，并被推倒在地，三四名警察对他们后背和头部拳打脚踢、踩踏。这真是太狠毒了。”
“到了派出所后，他们先脱掉了我身上印有中英文‘法轮大法’的黄色T恤衫进行搜身，然后我们又被分开关进一家汽车旅馆。我们在一个大房间里待了23个小时，其中有4个多小时，我们一直在唱‘法轮大法好’这首歌。”
在搜身期间，Martin仅有的一部旧手机响起来电铃声，不料他刚要接听，就遭到警察抢夺。“它掉在地上摔成了碎片，电池和其它东西都掉了出来。”
幸运的是，学员中还保留着一条未被发现的横幅。登上返程的飞机时，Martin将这面条幅高举，从机舱前端一直走到尽头。“我的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飞机上，他继续向同行的陌生旅客讲述法轮功真相，“整架飞机上，每个人都不敢相信，每个人都张大了嘴巴，目瞪口呆。”
Martin感慨道：“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才20岁，还只是个孩子，那时心中真的一点恐惧感都没有。”
“西方人赴天安门请愿”事件使中共及时任党魁江泽民感到非常恐惧。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人士到中共的“心脏地带”抗议请愿，这在中共的统治史上绝无仅有。
在受到接连的盘问后，这些外籍抗议者被第一时间遣返回国，多个主流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争相报导。
Johnson说：“如果再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回到中国。我现在是天国乐团成员，我希望当中共倒台时，我能去中国参加天国乐团在那里的大游行。那是我梦寐以求的时刻。”
Becker（左）于2007年在Wangaratta地区举行的“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集会上手举火炬。（Jan Becker提供）
1964年东京奥运会自由泳银牌得主、墨尔本法轮功学员Jan Becker在2002年3月7日赶赴北京天安门请愿前，作出以下声明：
“我将全身心地参加这次在天安门广场的和平请愿，并告诉广场上的人们：‘法轮大法好！’李洪志先生将植根于中国古老文化的修炼方法带给这个世界，他应该为此而得到承认和尊敬（就像他在中共镇压前曾得到的敬重一样）。”
“中国应该感到骄傲，已被超过53个国家接受的法轮大法，是由一位中国人教给我们的。”
Becker现年73岁，从1999年2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作为一个西方人，我难以相信，在中国，人们会如此残忍地对待修炼人，而这正是我毫不犹豫地前往天安门广场的原因。”Becker认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使用的残暴手段，是“文明社会以为早已不存在的、骇人听闻的酷刑”。
Becker于2007年在Shepparton地区举行的“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集会上发言。（Jan Becker提供）
“除了‘要去’，我什么都没想，”Becker坚信自己会平安归来，“ 我一点也不害怕，实际上，（我）压根没去想怕不怕。”
她找出了从东京带回来的奥林匹克旗帜，在上面加上了法轮图形和“真、善、忍”三个字。
约见记者遭跟踪 “感觉自己像007”
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Becker与部分同行的学员乘坐了不同班次的飞机，并住在了不同的旅店。然而，在北京停留期间，和其他学员一样，Becker依然受到了中共当局的跟踪与监视。
3月7日一大早，进京后的Becker如约前往北京某酒店，会见一名此前与她联络过，但素未谋面的记者，以讲述自己此行的目的。
抵达约见地后不久，一名男子走来。Becker猜想，这名男子就是她等待的人。
果然，男子转向Becker询问：“澳大利亚的天气怎么样?”
Becker回答：“很好。”
这名男子随即说：“跟我来。”
二人来到了一家早餐店，在那里的一家健身房坐了下来。
Becker 回忆说：“他采访了我。随后，他便对我说，‘你知道，你会被跟踪的。’”
“我说，‘是的，大家确实警告过我。’”
“他说，‘你不会有事的。’”
“果不其然，当我走进餐厅时，我注意到酒店里有4名不太像是客人的‘客人’。他们坐在那，当我离开的时候，他们起身开始跟着我。”
为了甩开跟踪自己的人，进行自己的下一步计划，Becker不得不想方设法脱身。
“我跑到楼层转角处，从一台不工作的扶梯跑了下去，在下一个转角处，我又乘坐电梯到了8楼，接着跑到楼层的另一侧，坐电梯下到酒店大厅，然后直接跳上一台出租车。” 就这样，Becker成功摆脱了监视。
“我感觉自己像007特工。”她说。
抵达天安门 “每三米就有一名持枪警察”
3月7日早上10点，Becker顺利抵达天安门广场，此时的广场上，每三米就有一名持枪警察。她将藏在衣服里面的旗子抽了出来。
2002年3月7日，参与和平请愿的部分澳洲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前合影留念，左起分别为Stuart Martin、Jan Becker、Rivati和Denice Johnson。（Denice Johnson提供）
她回忆说，旗子展开的时间仅有15到20秒钟，“但这足以让所有人看到。然后，我喊出‘法轮大法好！’ 警察随后就从我手中抢走了（旗子），并把我拖到警车旁边。”Becker仍然不停地喊出“法轮大法好”。
“我本可以走脱，但我没有，我不可能丢下任何人。”
Becker等人被带上了一辆巴士，警察将他们携带的条幅丢在了车内的地面上。“当车子在行驶的时候，巴士司机试着挤进两辆卡车之间，其实我们根本挤不进去，我当时就觉得这行不通。就在这时，司机突然踩了刹车，5、6个警察都跌倒在地。”
当时的场景令Becker感到诧异，“但我想我最好不要笑，否则我会惹上更多的麻烦。”
派出所内沉着应对盘问
到达派出所后，Becker便坐在一旁双盘打坐。约20分钟后，此前走散的几位澳洲学员也被带到了这里。
Becker回忆说，“他们让我们排好队，我们必须微笑着配合照相。我就低头看着地板（不配合他们），摄影师不得不蹲在地板上给我照相。我心想：我才不会让你站在那里给我拍照呢。”
2007年8月9日，澳洲人权圣火传递大使Jan Becker（左） 和奥运名将Martins Rubenis（中）、Fadu（右）共举人权圣火。（Jan Becker提供）
这次请愿事件发生在中共召开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期间，当警察问，“为什么选择在今天抗议？” Becker巧妙地回答说，“因为我们要在明天回家。”
接着，Becker被单独带到了一间有5名警察的审讯室，一名女警察对她进行了五个半小时的审问。“有趣的是，我没有带任何（与大法相关的）书、磁带或是任何东西。她问我的第一件事却是，‘你的磁带在哪里？你的书在哪里？’我说，‘它们在我脑子里、在我心里。我不需要带着它们。’”
向警察传递真相
Becker问女警察：“为什么人们会被迫害，为什么你们的政府如此憎恨我们？”
“她（女警察）说，‘因为它扰乱了我们的社会。’‘因为他们不去工作，他们只会看书和修炼，这样会扰乱社会’。”
“我说，‘修炼并不是你说的那样。我们（修炼人）理应去工作、我们应该去社交、我们需要去学习，同时当然也会修炼。’”
“ 通过回答她所有的问题，她知道我说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在这5个半小时的最后，她也明白了我是一名修炼人，因为有人曾告诉她们，我们是专门来这里制造麻烦的。”
当晚，Becker一行人被拘留在同一个房间内，约20名警察坐在他们对面。在接下来的4、5个小时里，Becker等人唱起了歌曲“法轮大法好”。
“房间变得很热，他们（警察）试着去检查空调，但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最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跟着我们一起唱，我觉得这真的很好。”
世界警醒 迫害终将结束
两天后，Becker平安回到澳洲，超过6家国际主流媒体报导了这位奥运亚军去北京天安门请愿的故事。
2002年3月9日，Jan Becker（左一）和同行的澳洲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请愿后回到墨尔本，在机场受到民众热烈欢迎。（明慧网）
“21年后，我没想到这场迫害还会继续下去。我为中国大陆的修炼人感到难过。”但Becker相信，迫害终将结束，“澳洲政府中的一部分人正在公开阐明他们的看法，越来越多的人会有勇气这样做。”“这场瘟疫（中共肺炎）警醒了全世界。”
目前，Becker与Johnson母子为法轮功去北京请愿的故事已被制作成访谈纪录片《天安门前的抗议》“Protest at Heaven’s Gate”），并于今年4月在网络上正式发布。
《明报》在2002年4月11日报导了Emma和Jarrod在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的故事。（Emma Hall提供）
澳洲法轮功学员Emma从1998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人周围纯净的能量场让19岁的她感到放松、明快。不久后，Emma与男友Jarrod Hall相识，那时，Jarrod对东方的冥想和佛教、印度教等精神修炼方法非常感兴趣，由此也走入法轮大法修炼。
让Emma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得法短短一年后，时局突变。1999年7月，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操纵国家机器抹黑、镇压法轮功，并误导国际舆论。
凭借对法轮大法的理性认识，Emma和Jarrod起初对镇压并未理会，直到他们发现，住在一起的几位房客竟因电视上的误导性报导而对法轮功产生了误解。
图为Emma与Jarrod Hall。（Emma提供）
Emma说：“我很吃惊，我向他们解释说，事实并不是像他们聼到的那样，‘这（法轮功）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功法。’”
Emma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置身事外，她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要通过自己的行动让人们明白：法轮大法好、大法洪传世界。
“我只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感觉，需要让人们知道西方学员也在炼这门功法，这有助于向中国人和澳洲人澄清真相。”同时，她希望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会因此感受到，面对中共的迫害，世界各地的学员都与他们是一体。
“这是我需要做的事情，”作为上亿从修炼中获益的群体中的一员，Emma明白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并愈加坚定， “我下定决心要这样做。”
便衣四伏 机警打开横幅
作出决定后，Emma与男友Jarrod带着事先准备好的条幅，乘坐飞机抵达北京，随后直接前往天安门广场。Emma将一个横幅藏在夹克的领口，Jarrod则将另一条藏在自己的围巾中。
Jarrod试着走到空旷的地方，但他很快就注意到，约有四五个人盯着他并从不同的方向进行近距离跟踪。事实上，一周前就有多名澳洲学员来到天安门广场请愿，他猜想，这让当局神经紧张。
“当我们走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这些人都在盯着我们。他们显然是便衣，腰带上挂着手机，很明显他们是警察。”Jarrod说，“我们一到天安门广场，他们就离我们很近。就好像他们很可能马上就要拘捕我们。”
“我们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如果不马上行动，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他们正瞄着我们。”
果然，当两人展开条幅后，警察迅速拘捕了他们。“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像旅馆地下室一样的地方。那里站满了警察，我估计那个房间里至少有60名警察。”Jarrod说。
在警察检查他们的护照和个人物品时，两人心想既然什么也做不了，就在那些监视他们的警察注视下唱起了歌曲“法轮大法好”。
Emma回忆说：“他们只是看着我们，一些人则用脚尖打着节拍。我觉得他们很喜欢（这首歌）。”
“我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在经历了几个小时的审讯后，Emma与Jarrod在第二天早上返回澳洲。
2002年3月9日，澳洲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抗议后回到墨尔本，在机场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明报》在2002年4月11日报导了Emma和Jarrod在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的故事。（Emma Hall提供）
回到家后，Jarrod心中百感交集。他不禁想到曾在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大屠杀以及因和平请愿遭到警察殴打、拘捕的法轮功学员。他很庆幸自己也能够鼓起勇气，做出正确的选择：“我觉得我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中国（大陆）的学员显然比我们付出了更多。”“尽管很可怕，但我们知道自己作为西方人将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我无法想像这对中国学员来说，会是多么的危险。”Jarrod说，“我希望这（我们的行动）能带给中国学员鼓励和希望。”
2002年3月5日，就在上述几名澳洲学员去北京请愿的一个星期前，18位法轮功学员由于在长春8个电视频道中插播法轮功真相，遭到中共残酷迫害，多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据明慧网数据统计，仅在2020年上半年期间，就有39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去世。在此期间，共有5313名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警察的绑架、骚扰，13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
自1999年7月至今，平均每不到两天，就有一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21年来，中共对内持续实施专制独裁，剥夺人民的基本人权，直到现在全球反共浪潮四起。尽管中共仍然在暗中散布虚假信息，Jarrod认为国际社会的觉醒是一个很好的转折点。
“这终于发生了，我认为这是好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来自各行各业、各个政治层面的人都站出来反对中共，这很重要。”
现在，Jarrod已经成为一名制片人，而Emma则从事网页设计、营销及活动管理工作。Emma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有机会回到没有中共统治的中国，好好游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