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4年06月04日】
一出殷商史刚刚落下帷幕，一部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周史又拉开了序幕。在这幕启幕落之际，不知我们是否注意到：无论表面的形式如何的不同，历史却在某些方面惊人的重复着。譬如关于一个朝代的兴衰，过去的夏商王朝皆兴盛于施行仁德之政的贤王，如禹和商汤；皆亡于残酷暴虐之王，如桀和纣。而且那些仁德之主都敬天畏地，遵循着上天的警示，不断修德于天下；反之，那些暴戾的君王则无视上天反复的警示，逆天叛道，而最终走向毁灭。那么新开启的这幕历史又如何呢？在此后中华舞台上上演的一幕幕历史大戏又如何呢？或许，答案就在这历史大戏台的幕启幕落间；或许在这不断上演的大戏落幕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了解这一切是为了什么。让我们先继续看这新的一幕历史正剧。
周朝（公元前1066年-前206年）是继殷商灭亡之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周朝前后共有三十七代天子，历时八百多年，到公元前二百零六年，才被秦国灭掉。它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朝代，也是中华古典文明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产生的儒家、道家思想贯穿并影响了后世的中国历史。
以公元前770年为界，后代史家根据都城所在地理位置的不同，将此之前的周朝称为西周，之后的称为东周。西周时，周王朝属地较为辽阔，包括西畿和东畿。西畿以周最初的都城丰镐二京（今陕西境内）为中心，东畿以后建的都城洛邑（今河南洛阳）为中心。公元前770年，周幽王死，平王迁都洛邑，不仅失去了对西部属地的控制，而且周王朝从此基本上处于衰弱状态，并受到列国的欺压。《左传》中就有：“周之东迁，晋、郑焉依”之句。
关于西周的历史，传于后世的如夏商之史一般，只是后世认为的共主之国的一个国家的历史，其余各方面的情形，则十分茫然。西周王朝，先后出现了文王、武王、成王以及周公等效法五帝的贤王贤臣，尚保留了大道的遗迹。
东周之后则不然。所传于后世者，以各强国和文化较发达地区的史实为多，而所谓的天子之国，则似乎处于无足轻重之列，此外，周天子中平庸之辈较多。东周之时，天下格局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列国之间的竞争也从不甚激烈到十分激烈，依此后世史家又划分为春秋和战国时期。“春秋”缘于孔子所著史书《春秋》得名，“战国”则大概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战事频繁而得名，西汉刘向曾著书《战国策》。
春秋之世，各诸侯国依大小、强弱分为一等国和二、三等国。因各国实力有限，对周之礼制尚能遵守，所以诸侯之争只限于争霸，但是在尊崇周天子的前提下，强国间的战争也比较少；到了战国时期，特别是北方诸侯，已不再将周天子放在眼中，而先后称王。每个诸侯都希望凌驾于诸王之上称帝，并進一步实现统一的欲望，因而当时战事十分频繁。
生于这一乱世时期的孔子认为，此时“天下无道久矣”。他临风长叹道：“大道之行的时代，以及夏商西周的贤王治世我没有赶上，但是古书中有记载。大道之行的时代，天下为公，选拔贤明而有能力的人治理社会，人人诚实守信，和睦相处，不把财产视为私有，而把劳动视为美德，没有阴谋和盗贼。可是现在大道已经没落了，天下成了统治者的家天下，父死传子，兄终弟及，人们仅仅照顾自己的亲属和子女，货力为己、各私其私。”以往人们所尊崇的“德”而让位于现实的权力欲望和利益，人离道愈来愈远，人类的道德自此开始走向衰败。
当人离大道愈来愈远时，为了使人们的道德不至于下滑得太快，一些神以圣者的形象降生到人间来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老子的真道和儒家思想主导后世中国历史数千年。
周朝的祖先
周的始祖后稷，名叫弃。关于他的出世，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传说。他的母亲是有邰（tái，台）氏部族的女儿，名叫姜原。姜原是帝喾（kù，酷）的正妃。一次，姜原来到郊野，看见一个巨人的脚印，心生爱慕，想去踩它一脚，一踩就觉得身子振动像怀了孕似的。十个月后姜原生下了一个儿子。姜原认为这个孩子不吉祥，就把他扔到了一个狭窄的小巷里，但不论是马还是牛从他身边经过都绕着躲开而不踩他；于是又把他扔在树林里，正赶上树林里人多，所以又挪了个地方；把他扔在沟渠的冰上，但有飞鸟飞来用翅膀盖在他身上。姜原认为他是神，就抱回来将他抚育成人。由于起初想把他扔掉，所以就给他取名叫弃。
弃小的时候，就很出众，有着很高远的志向。他游戏的时候，喜欢种植麻、豆类的庄稼，种出来的麻、豆长得都很茂盛。他成人之后，喜欢耕田种谷，仔细观察什么样的土地适宜种什么，适宜种庄稼的地方就在那里种植收获，民众都来向他学习。尧帝听说了这个情况，就任弃为农师，教给民众种植庄稼，使人民受益良多。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舜帝把弃封在邰，以官为号，称后稷，另外以姬为姓。后稷的兴起，正在唐尧、虞舜、夏商的时代，这一部族都有着非常好的德望。后稷死后，他的儿子不窋（zhú，竹）继位。
不窋晚年，夏后氏政治衰败，废弃农师，不再务农，不窋因为失了官职就流浪到戎狄地区。不窋死后，他的儿子鞠（jū，居）继位。鞠死后，儿子公刘继位。公刘虽然生活在戎狄地区，仍然从事农业生产，四处考察土地适宜种什么，并伐取木材以供使用，使得出门的人有旅费，居家的人有积蓄。民众的生活都依靠他的德行好起来。很多人都感念他，很多人都来归附他，诗人们创歌谱乐来歌颂他的功德。周朝事业的兴盛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公刘去世后，儿子庆节继位，在豳（bīn，宾）地建立了国都。
庆节去世后，经过七代，传至古公亶父（dǎnfǔ，胆，甫）继位。古公亶父重修后稷、公刘的大业，积累德行，普施仁义，国人都非常爱戴他。戎狄的薰（xūn，熏）育族来侵扰，想要夺取财物，古公亶父就主动给他们。后来他们又来侵扰，想要夺取土地和人口。人民都很愤怒，想奋起反击。古公说：“民众拥立君主，是想让他给大家谋取利益。现在戎狄前来侵犯，目地是为了夺取我的土地和民众。民众跟着我或跟着他们，有什么区别呢？民众为了我的缘故去打仗，我牺牲人家的父子兄弟却做他们的君主，我实在不忍心这样干。”于是带领家众离开豳地，到岐山脚下居住。豳邑的人全城上下扶老携幼，又都跟着古公来到岐下。邻国听说古公这么仁爱，也有很多来归从他。于是古公废除戎狄的风俗，营造城郭，建筑房舍，把民众分成邑落定居下来。又设立各种官职，来办理各种事务。民众谱歌作乐，歌颂他的功德。
古公的长子名叫太伯，次子叫虞仲。他的妃子太姜生下了小儿子季历，季历娶太任为妻，她也像太姜一样是贤惠的妇人。太任生下昌，有圣贤的祥兆。古公说：“我们家族有一代要兴旺起来，恐怕就在昌身上应验吧？”他的长子太伯、次子虞仲知道古公想让季历继位，以便传给昌，就一块逃到了南方荆、蛮之地，并依照当地的习俗，在身上刺上花纹，剪掉了头发，把王位让给了季历。
古公去世后，季历继位，这就是公季。公季继续实行古公的德政，努力施行仁义，诸侯都归顺于他。
周朝的缔造者---文王和武王
文王西伯的德行和功绩
公季去世后，儿子姬昌继位，姬昌被商纣王封为西伯侯，所以被称作西伯，也就是文王。他虽然与九侯和鄂侯被列为商王朝的三公，但并不被商王朝看重。西伯继承后稷、公刘的遗业，效法古公、公刘的法则，一心一意施行仁义，敬重老人，慈爱晚辈，礼贤下士。有时到了中午都顾不上吃饭而来接待贤士，许多士人因此都来归附于他。在孤竹国的名士伯夷、叔齐，听说西伯非常敬重老人，也投奔了西伯。
商朝大臣崇侯虎向殷纣王進谗言说：“西伯积累善行、美德，诸侯都归顺他，这将对您不利呀！”于是纣王就将西伯囚禁在凌（ｙǒｕ，有）里。归附西伯的那些贤士都为他担心，就设法找来美女，骏马，还有其他一些珍奇宝物，献给了纣王。纣王见了这些宝物非常高兴，于是赦免了西伯，还赐给他弓箭斧钺，让他有权征讨邻近的诸侯。西伯回国之后就献出洛水以西的土地，请求纣王废除炮烙这一残酷的刑法，纣王答应了西伯的请求。
此后，在吕尚，也就是姜太公的辅佐下，西伯表面上耽于游乐，对商纣十分驯服，实际上却更为积善修德，和悦百姓，大力发展生产，使更多的诸侯前来归附，诸侯也都来请他裁决争端。
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可以说明西伯的德行。虞国人和芮（ｒｕì，瑞）国人之间因田界发生了争执不能断决，就一块儿来到了周国。進入周国境内后，发现种田的人都互让田界，因为人们都有谦让长者的习惯。虞、芮两国发生争执的人，还没有见到西伯，就觉得惭愧了，都说：“我们所争的，正是人家周国人以为羞耻的，我们还找西伯干什么，只会自讨耻辱罢了。”于是各自返回，都把田地让出然后离去。诸侯听说了这件事，都说：“西伯恐怕就是那承受天命的君王。”于是，诸侯尊西伯为王。
西伯称王后，改变了殷商的律法制度，并制定了新的历法。他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意思就是说，大概帝王的瑞兆是从太王时开始兴起的。
西伯还去征讨那些不驯服的诸侯和商的盟国。他先后征伐了犬戎、密须和耆（ｑí，其）国。殷朝的祖伊听说了，非常害怕，就把这些情况报告给纣王。纣王并不在意，说：“我不是承奉天命的那个人吗？他这个人能干成什么！”后来，西伯又征伐了崇侯虎等，还营建了丰邑作为都城。迁都的第二年，西伯因年老患病去世，太子发继位，这就是武王。
西伯在位大约五十年。他被囚禁在凌里的时候，据说曾经增演《易》的八卦为六十四卦。西伯去世后，被谥为文王。
武王的德行和功绩
武王继位后，决心继承父亲未完成的事业。他拜吕尚为师，让兄弟周公旦、召公作助手，整顿内政，扩充兵力，联络同盟者，还将都城扩至沣水以东的镐京（今陕西长安县境），积极做灭商的准备。
*武王顺天命讨伐商纣
武王继位第九年，决定出兵讨伐纣王。武王乘船渡河，当船走到河中央时，一条白鱼跳進武王的船中，武王俯身抓起来用它祭天。渡过河之后，有一团火从天而降，落到武王住的房子上，而且转动不停，最后变成一只赤红色乌鸦，还发出叫声。当时，八百多个诸侯们虽然未曾约定，却都会集到盟津（今河南省孟津县）这个地方。诸侯都说：“现在可以讨伐纣了！”武王却说：“你们不了解天命，现在还不可以。”于是率领军队回去了。
过了两年，武王听说纣王更加昏庸暴虐，而且杀死了進忠言的比干，囚禁了箕子。太师疵、少师强为了避祸，抱着乐器逃奔到周国来了。于是武王向全体诸侯宣告说：“殷王罪恶深重，不可以不讨伐了！”于是遵循文王的遗旨，率领战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披甲战士四万五千人，东進伐纣。第十一年十二月戊午日，军队全部渡过盟津，和联合伐商的各国诸侯订立盟约，检阅军队。盟津距商朝的首都很近，在这里演武检阅，就是向商朝的试探和示威。武王作了《太誓》，向全体官兵宣告说：“如今殷王纣竟听任妇人之言，以致自绝于天，毁坏天、地、人的正道，疏远他的亲族弟兄，又抛弃了他祖先传下的乐曲，竟谱制淫荡之声，扰乱雅正的音乐，去讨女人的欢心。所以，现在我姬发要恭敬的执行上天的惩罚。”
次年二月甲子日的黎明，武王一早就来到商郊牧野，举行誓师。武王左手拿着黄色大斧，右手拿着有旄（ｍáｏ，毛）牛尾做装饰的白色旗帜，用来指挥。誓词就是《尚书》中的《牧誓》。全文分作两段。第一段痛斥纣王只听妇人（妲己）的话，不祭祀祖先天地之神，连自己同祖兄弟都不任用，反而重用四方逃亡的罪人，让他们暴虐百姓，导致天怒人怨，最终将招致殷的灭亡；第二段申明自己是躬行天罚，宣布作战纪律，鼓励战士勇猛杀敌。
誓师完毕，武王与前来的各诸侯军队会合，共有战车四千辆，在牧野摆开了阵势。纣王听说武王来攻打自己，也发兵七十万来抵抗武王。武王派师尚父率领百名勇士前去挑战，然后亲自率领战车三百五十辆、士卒两万六千二百五十人、勇士三千人的大部队冲進殷纣的军队。纣王的军队人数虽多，却都没有心思打仗，他们都痛恨纣王的暴虐，心里都盼着武王赶快攻進来。武王攻过来后，很多纣王的士兵掉转兵器攻击殷纣的军队，并给武王做了先导。殷纣大败。
*武王灭纣并昭告上天
殷纣战败后，返回城中登上鹿台自焚而死。诸侯跟随着武王進入商都朝歌（今河南省淇县），商都的百姓都在郊外等候着武王。武王命令群臣向商都百姓宣告：“上天将赐福给你们！”商都人全都叩头拜谢，武王也向他们回拜行礼。武王進入城中，找到纣自焚的地方。武王亲自用黄色大斧砍下了纣的头，悬挂在大白旗上。
次日，武王命令清除道路，修治祭祀土地的社坛和商纣的宫室。武王在社坛将灭纣的过程昭告上天。群臣都跟在身后。祭祀前，大臣毛叔郑捧着明月夜取的露水，卫康叔封铺好了席子，召公S]（ｓｈì，式）献上了彩帛，师尚父牵来了供祭祀用的牲畜。伊佚朗读祝文祝祷说：“殷的末代子孙季纣，完全败坏了先王的明德，侮慢鬼神，不進行祭祀，欺凌商邑的百姓，他罪恶昭彰，被天皇上帝知道了。”武王拜了两拜，叩头至地，说：“承受上天之命，革除殷朝政权，接受上天圣明的旨命。”武王又拜了两拜，叩头至地，然后退出。自此，周朝正式确立。
为了统治商朝的遗民，武王把原来商王直接控制的领地分成三个区：原殷都朝歌以北地区（今河南省汤阴县一带）为豳（音宾），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一说霍叔居豳）掌管；朝歌以东地区（今河南省郑州市一带）为卫，封给自己的弟弟管叔鲜掌管；朝歌以西地区（今河南省上蔡县一带），封给自己的弟弟蔡叔度掌管。武王又把尚父封在营丘，国号为齐。把弟弟周公旦封在曲阜，国号为鲁。
武王怀念古代的圣王，就表彰并赐封神农氏的后代于焦国，赐封黄帝的后代于祝国，赐封尧帝的后代于蓟，赐封舜帝的后代于陈，赐封大禹的后代于杞。
据说，周初总计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兄弟之国十五个，同姓之国四十个。封邦建国的目地，是加强对各地的统治，并作为周王室的屏藩。诸侯再在自己的封地里分封卿大夫，卿大夫又在自己的封地里分封士，这样自上而下治理国家。
武王下令将被纣王关押的箕子从牢狱里释放出来，又释放了被囚禁的百姓。他还命令散发鹿台仓库的钱财，发放钜桥粮仓的粮食，赈济贫弱的民众；命令展示传国之宝九鼎和殷朝的宝玉；命令给比干的墓培土筑坟；命令主管祭祀的祝官在军中祭奠阵亡将士的亡灵。这之后，武王才撤兵回国。路上武王巡视了各诸侯国，并分封诸侯，颁赐宗庙祭器。
*武王修德于天下
武王回到周都镐京，夜不能寐。周公旦来到武王的住处，问他不能入睡的原因。武王说：“上天不享用殷朝的祭品，从我姬发没出生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郊外怪兽成群，害虫遍野。上天不保佑殷朝，才使我们取得了今天的成功。上天建立的殷朝，曾经任用有名之士三百六十人，虽然说不上政绩显著，但也不至于灭亡，才使殷朝维持至今。我还不能使上天赐给周朝的国运永葆不变，哪里顾得上睡觉呢？”
武王又说：“我要确保周朝的国运不变，要靠近天帝的居室，要找出所有的恶人，惩罚他们，像对待殷王一样。我要日夜勤勉努力，确保我国的安定，我要办好各种事情，直到功德在四方放光。我南望三涂，北望岳北，观察黄河，仔细察看了洛水、伊水地区，觉得这里离天帝的居室不远，是建都的好地方。”
后来，武王在洛邑進行了测量，准备在此修建周都。武王还命令全国修养生息，把马放养在华山南面，把牛放养在桃林区域；让军队把武器放倒，進行整顿然后解散：以此向天下表示不再用兵。
又过了一段时间，武王生了病。周公斋戒沐浴，祷告上天，为武王消灾除邪，并表示愿意用自己的身体去代替武王，武王的病这才渐渐好了。武王时期，周朝颇有新兴之气。武王去世后，年幼的太子诵继承了王位，这就是成王。
周公摄政
周公，姓姬名旦，亦称叔旦。是西伯侯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弟。武王死后，成王因为年幼，所以由他摄政七年。摄政期间，他出师东征，平定了管蔡和武庚的叛乱；并進一步分封诸侯，营建东都，制礼作乐。成王长大后，他还政于成王。
周公的德行
周公姬旦从小就孝敬父母，诚实忠厚，而且多才多艺，聪明伶俐，深得文王的喜爱。姬昌在世的时候，姬旦和他的哥哥姬发（武王）常在他的左右，帮助处理政务。
周武王继位后，姬旦成为武王的助手。这时候，姬旦的地位和老臣姜太公相当，都是武王左右最得力的大臣，共同筹划灭商大计，完成父亲姬昌未完成的大业。
两年后，姬旦和武王，联合各国诸侯在盟津订立盟约，检阅军队。盟津会盟后的第二年，武王在姬旦等人的辅佐下，统率军队渡过盟津，并在牧野集众誓师，誓词就是《尚书》中的《牧誓》。《牧誓》为姬旦所作。
商朝灭亡后，周朝建立。 灭商后，在如何处置殷人的问题上，武王征求大臣的意见。姜尚表示，这些人应该统统杀掉，不留后患。周武王不同意，又找来大臣召公商量。召公说：“有罪的杀，没罪的留下。”武王觉得有罪的人，不分轻重一律杀掉也不行。于是，武王又找来姬旦。姬旦的意见是：让殷人在他们原来的住处安居，耕种原来的土地。争取殷人当中有影响有仁德的人。姬旦这种给降者以生路，就地安置，分化瓦解的政策，武王深为赞许，并進而采纳。这赢得了殷人的拥护。
灭商归来，在镐京（今陕西省长安县）武王同姬旦谈起在洛水和伊水之间的平原地带建立新都，以便控制东方之事。由于日夜操劳，武王身染重病。姬旦焦虑万分，虔诚的向先祖太王、季王、文王祈祷。他说：“你们的元孙得了危暴重病，如果你们欠了上天一个孩子，那就让我去代替他。我有仁德，又多才多艺。你们的元孙不如我多才多艺，不能侍奉鬼神。” 武王的病这才渐渐好了。但过了不久，武王还是病故了。武王临终前愿意把王位传给有德有才的姬旦，并且说这事不须占卜，可以当面决定。姬旦涕泣不止，不肯接受。
周公的功绩
武王死后，姬旦立武王之子诵继位，这就是成王。成王当时还是个十多岁的小孩子。面对国家初立，形势迫切需要一位既有才干又有威望、能及时处理问题的人来应付复杂的局面，这个责任便落到姬旦肩上，他理所当然承担了摄政一职。然而受封在东方监视武庚禄父的管叔和蔡叔，对姬旦摄政很不满意，妒忌心大起。按照兄弟间排行，管叔行三，姬旦排四，管叔是兄，姬旦是弟，不论是继位，还是摄政，管叔都比姬旦有优先权。所以管叔不服。蔡叔虽然行五，但他支持管叔。于是他们散布谣言，说姬旦“将不利于孺子（成王），想谋害成王，篡夺他的王位。”
灭商后的第三年，管叔、蔡叔竟鼓动封于豳的旧商朝的领主──武庚禄父一同起来反对姬旦，企图夺权。回应的有东方的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原来同殷商关系良好的大小方国。这对刚建国不久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如果不平息叛乱，周朝先世经营了几十年才建立起来的功业就会毁于一旦。此时的周王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周公东征
姬旦临危不乱。他首先说服姜太公和召公，以求得内部保持团结，。他说：“我之所以不回避困难形势而主持政务，是担心天下背叛周朝。否则我无?回报太王、季王、文王。三王忧劳天下已经很久，而今才有所成就。武王过早的离开了我们，成王又如此年幼，我是为了成就周王朝才这么做的。”
在赢得众人的支持后，周公于第二年东征讨伐管、蔡、武庚的叛乱。出征前進行了占卜，周公向臣子们表示：“我们小小的周邦，是靠了上天的保佑才兴盛起来的，我们承受的是天命。为了这次出征，我又占卜一次，上天要来帮助我们，这是上天显示的威严，谁都不能违抗，你们应该顺从天意，帮助周成就这个伟大的事业！”臣子们听了，众志成城，随同姬旦一起东征。姬旦的话被史官记载下来，这就是《尚书》里的《大诰》。
周公东征，是一场十分艰苦的战争，是武王伐纣之战的继续。这次战争持续了三年。武庚、管叔被杀，蔡叔被流放。蔡叔的儿子胡品德高尚，为人善良，和他的父亲大不一样。蔡叔死了之后，周公便提拔他作鲁国卿士。胡把鲁国治理得很好，姬旦又把他封到新蔡。讨伐平定管、蔡之后，周公继续向东進发，消灭了参与叛乱的五十多个小国。周公东征的胜利，也将周朝的统治地区延伸到东部沿海地区。
*周公重新分封诸侯
如何统治被征服的地区，是战争胜利之后的大问题。武庚和奄国、淮夷的叛乱，表明重要地区不能再用旧的氏族首领，必须分封给周王室中最可信赖的成员。这和武王分封已经有所不同。周公把弟弟康叔封到商统治的中心地区，以朝歌为都，建立卫国，为卫侯。并分给他殷民七族，大多是些有某种手工艺专长的氏族。康叔封的封地不仅面积大，而且还有八师兵力，用以防止殷民的再度反抗。为了使康叔封强化统治，周公先后给康叔封发布《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告，这是周公对被征服地区的施政纲领。三篇的主旨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为的是使殷民经过战乱后安定下来，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
康叔封受封上任时，周公特别嘱咐他说：“小人是难治理的，你要尽心竭力去作，不要贪图安逸玩乐，那样才能把殷民治好。人说：‘民怨不在大，也不在小，在于使不驯服的人驯服。使不努力的人努力’。你的职务就是把周朝发扬光大，安定殷民成为顺从的百姓。”如果殷民反抗，周公告诉康叔封，要实行坚决镇压。他说：“若当政者不对罪犯行惩戒，神给人的法便会紊乱和废弃。我们当依照文王时制定的刑罚，去惩处不可宽大赦免的人。但执行刑罚要慎重。人有小罪，若不是偶然的过失，而是明知故犯、坚持不改，其罪虽小，不可不杀。人有大罪，如果出于一时过失，不坚持错误，不顽固到底，能自首悔罪，无所隐瞒，其罪虽大，也可不杀。”
周公又将长子伯禽，封到鲁（今山东省曲阜市）地区，建立了鲁国。分给伯禽殷民六族作为领民，都是具有某种专长的手工业氏族。姜太公原被封为齐侯，都城营丘（今山东省临淄北），这次姜太公平定叛乱有功，封地非常大，“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建立了齐国。
周公的同姓召公被封在燕。召公长子在平叛之后才就封，建都于蓟（今北京一带）。燕是周王朝东北方的屏障。此外，唐叔（成王的弟弟）封在从前夏朝的所在地（今山西省太原市南），建立了晋国；纣王的哥哥微子反对纣王，也反对武庚叛乱，因此也受了分封，在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建立了宋国。姬旦还分封了大大小小的同姓国和异姓国。据记载：姬旦“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姬旦把周朝的同姓兄弟、功臣、贵族安插在全国各个重要地方，这样，周王室就处在安全的屏障之中。此外，各诸侯国又在国内把一部分土地分赐给大夫，称为采邑。
*周公建立国家机制
周公还设立了庞大的国家机构。中央有太师、太保，辅助周王统治天下；有三事大夫：常伯、常任、准人，分别管理地方民事，选任政府官吏，负责司法审判等；有六大：大史、大祝、大卜、大宰、大宗、太大，分别负担诸行政事务和宗教祭祀活动；还有司徒（管农田耕作）、司空（管官职事）、司马（管军事军赋）、司寇（管司法）、虎臣（管宫廷侍卫）、膳夫（管出纳三命）、趣马（管天子马匹）等等。这些统称“内服职官”，都是专管朝廷事务的。
此外，还有许多“外服职官”，如侯、甸、男，是处理诸侯国事务的。在诸侯国内和卿、大夫的采邑里，也设立了一套政治军事组织。同姓诸侯除了和周天子保持著从属的政治关系以外，还和周天子保持着严格的宗法关系。宗法关系的中心是确认嫡长子的继承权。嫡长子的继承权有明显的政治性质，他不仅可以继承财产，而且可以继承政治地位。
周朝实行同姓不婚制度，异姓之间结婚不受限制，这样，周天子和异姓诸侯之间，就可以依靠通婚建立起血缘联系。所以，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叔伯，称异姓诸侯为甥舅。从而扩大了统治基础。分封制和宗法制度，在周公之前就有，但是到周公执政和辅佐成王期间，这些制度更加完备了。周公通过这些制度，凭借庞大的国家机构和军队，把对付殷人的政策贯彻下去。实行这套办法是卓有成效的，经过10年努力，到成王当政时，政令可以下达到各封国的各国官吏。周朝的统治终于巩固了。
*周公修建新都
周朝的都城在丰、镐（在今西安附近），远离中原，偏于西部。周公东征班师以后，决定营建东都洛邑（今洛阳市西），以便有效地控制东方。周公摄政的第5年，正式营建洛邑。这年5月，姬旦来到洛邑，全面观察了新邑规划，重新占卜。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才建成。内城方1720丈，外城方7O里。城内宫殿富丽堂皇，新都叫新邑，又称洛邑。
*周公制定礼乐制度
在洛邑营修建时，姬旦还建立了一整套礼乐制度。所谓礼，指的是划分等级名分的典章制度。礼非常复杂，几乎包括了贵族们衣食住行丧葬婚嫁等一切行为规则。概括起来有五类：一为吉礼，用于祭祀神明。二是凶礼，用于丧葬凶荒。三为宾礼，用于朝聘接待；四为军礼，用于兴师动众；五为嘉礼，用于饮宴婚冠。所谓乐，就是音乐。这在当时是贵族才能享有的特权，什么等级什么场合奏什么音乐，有相当严格的区分。
当东都洛邑建成时，周公的礼乐也制成。这时成王已经长大，姬旦便把政权交给成王，自己退居辅佐地位。周成王迁都洛邑后，姬旦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在新都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项典章制度，也就是所说的“制礼作乐”。
*周公劝勉成王
周成王执政后，周公担心成王年少，贪图安逸，便写了一篇《无逸》，劝勉成王：要懂得勤劳辛苦的好处，不要一味贪图享受。要学习商代几个贤王和周文王的榜样，爱护百姓，励精图治。反之，不关心百姓疾苦，一味骄奢淫逸，就不会得到好下场。他举例说：当年殷王中宗在位，作事严肃谨慎，行动瞻前顾后，常常反省自己，不敢纵情享乐，荒废政事。祖甲长期当下民，懂得民间疾苦，因此继位后，能爱护百姓，施以恩惠，不欺侮鳏寡。此后继位的国王，生下来就只会享受，整天沉迷于花天酒地之中，不晓得耕作的辛苦，不重视小民的劳动，所以国力渐渐萎靡。他谆谆告诫成王，教导他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国君，要像文王那样礼贤下土，治理好国家。
周公为了周王朝的事业，殚精竭虑。到了晚年，他回到封的地方。后来临终前嘱咐说：“我死后，一定要把我埋葬在成周地方，以表明不敢离开成王。”
周公死后，成王用最隆重的天子礼节，把姬旦葬在毕原（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那里有文王陵和武王陵。把姬旦和文王、武王葬在一起，是表示姬旦的功劳大，完成了文王和武王的未竟事业。
成康盛世
周公对成王的教导和辅佐，是有效果的。成王执政后，能按照周公规定下来的典章制度治理国家，重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在中原和沿海地区進行贸易活动，使商业走向了发达。成王执政37年，继位的康王执政26年，出现了“成康之治”的繁荣景象。
成王临终时，担心太子钊（ｚｈāｏ，招）胜任不了国事，就命令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太子登位。成王去世之后，召公、毕公率领诸侯，带着太子钊去拜谒先王的宗庙，用文王、武王开创周朝王业的艰难反复告诫太子，要他一定力行节俭，戒除贪欲，专心办理国政，写下了《顾命》，要求大臣们辅佐关照太子钊。太子钊于是登位，这就是康王。
康王即位，通告天下诸侯，向他们宣告文王、武王的业绩，反复加以说明写下了《康诏》（康王之诰）。所以在成王、康王之际，天下安宁，一切刑罚都放置一边，四十年不曾使用。康王命令毕公写作策书，让民众分别村落居住，划定周都郊外的境界，作为周都的屏卫，为此写下《毕命》，记录了毕公受命这件事。
此时天下安定，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手工业、农业、商业等各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西周此时处于盛世之时，可以说是西周的黄金时代。
西周的发展
*一代雄主穆王
康王去世之后，儿子昭王瑕（ｘｉá，霞）继位，昭王在位的时候，王道衰落了。昭王到南方巡视，没有回来，相传是因为当地人憎恶他，给他一只用胶粘合的船，结果淹死在江中。他死的时候没有向诸侯报丧，是因为忌讳这件事。后来立了昭王的儿子满，这就是穆王。穆王继位时，已经五十岁了。国家政治衰微，穆王痛惜文王、武王的德政遭到损害，就命令伯冏（ｊｉǒｎｇ，烱）反复告诫太仆，要管好国家的政事，写下了《冏命》。这样，天下才又得以安定。
后来，穆王西征犬戎，南摄夷人，对边远民族的侵扰進行积极的防御，制止了掠夺。穆王又平定了东平徐偃王所率徐夷诸部的反叛，南讨楚国，大会诸侯于涂山。
为了恢复周王朝的威望，穆王新设太仆一职，作为太御众仆之长，以加强王朝的中枢管理。他施善政于天下。诸侯有不亲睦的，甫侯向穆王报告，于是制定了刑法，减轻刑罚。按照墨、劓（ｙì，亦）、膑（ｂìｎ，殡）、宫、大辟五种刑的规定来判决。如果五刑不合造，就按照用钱赎罪的五种惩罚来判决。如果用五刑不合适，就按照五种过失来判决。五刑的条文规定，墨刑类有一千条，劓刑类有一千条，膑刑类有五百条，宫刑类有三百条，大辟类有二百条。这套刑法因为是甫侯提出来的，所以叫做《甫刑》。
穆王在位五十五年去世。其在位期间，西周依然处于强势地位。但他死后，西周再没出现这种盛况。其后，穆王的儿子共王繄扈（ｙīｈù，医户）继位。共王去世后，他的儿子懿王囏（ｊｉāｎ，艰）登位。
西周的衰落
懿王在位的时候，周王室逐渐衰落了。懿王死后，共王的弟弟辟方登位，这就是孝王。孝王逝世后，诸侯又拥立懿王太子燮（ｘｉè，谢），这就是夷王。夷王逝世后，儿子厉王胡继位。
*厉王暴政害国
厉王贪财好利，亲近荣夷公。大夫芮（ｒｕì，锐）良夫规谏厉王说：“王室恐怕要衰微了！那个荣公只喜欢独占财利，却不懂得大祸将至。财利，是从各种事物中产生出来的，是天地自然拥有的，而有谁想独占它，那危害就大了。天地间的万物谁都应得到一份，哪能让一个人独占呢？独占就会触怒很多人，却又不知防备大难。荣公用财利来引诱您，君王您难道能长久吗？做人君的人，应该是开发各种财物分发给上下群臣百姓。使神、人、万物都能得到所应得的一份，即使这样，还要每日小心警惕，恐怕招来怨恨呢。所以《颂诗》说：‘我祖后稷有文德，功高能比天与地。种植五谷养万民，无人不向你看齐。’《大雅》说：‘广施恩泽开周业。’这不正是说要普施财利而且要警惕祸难来临吗？正是因为这样，先王才能建立起周朝的事业一直到现在。而如今，君王您却去学独占财利，这怎么行呢？普通人独占财利，尚且被人称为是强盗；您如果也这样做，那归服您的人就少啦。荣公如果被重用，周朝肯定要败亡了。”厉王不听劝谏，还是任用荣公做了卿士，掌管国事。
*天之警示
厉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前858―前853年)，西周的西北连续六年大旱。《诗经》上是这样描述的：“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民之无良，相怨一方。”持续长时间的大旱，加上厉王的腐朽残暴，结果是饿殍遍野。
旱灾结束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可是，身为一国之君的厉王，却变本加利的剥削和压榨人民。他在灾后進一步实行“专利”。就是把原来公有的山林川泽霸占为已有，不许人民樵采渔猎。厉王的所为引起了众怒。一部份人认为这种做法背离了周室“王人”的传统，“王而行之，其归鲜矣”(《国语.周语》)。另一方面，在遭受数年旱灾之苦之后，又断绝了鱼猎薪樵之源，造成“下民胥怨，财力单竭，手足靡措”(《逸周书.商良夫解》)，达到了“民不堪命”的地步。对于厉王的暴虐无道，放纵骄横，国人纷纷公开议论他的过失。
为控制社会的言论，厉王从卫国请来巫师，借助巫术去侦察人们的窃窃私议。发现了后就来报告，立即杀掉。这样一来，人们都敢怒而不敢言，路上见面，以目示意。镐京城内，一片恐怖气氛。可是诸侯也不来朝拜了。厉王三十四年，厉王更加严苛，国人没有谁再敢开口说话，路上相见也只能互递眼色示意而已。厉王见此非常高兴，告诉召公说：“我能消除人们对我的议论了，他们都不敢说话了。”
大臣召公见厉王如此倒行逆施，便向他進谏。召公说：“这只是把他们的话堵回去了。堵住人们的嘴巴，要比堵住水流更厉害。水蓄积多了，一旦决口，伤害人一定会多；不让民众说话，道理也是一样。所以，治水的人开通河道，使水流通畅，治理民众的人，也应该放开他们，让他们讲话。民众把话从嘴里说出来了，政事哪些好哪些坏也就可以从这里看出来了。好的就实行，坏的就防备这个道理，就跟大地出财物器用衣服粮食是一样的。民众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心里考虑好了就去做。如果堵住他们的嘴巴，那能维持多久呢！”但是厉王根本不听劝阻，继续一意弧行。
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折磨下，厉王三十七年(前842年)，在小领主共伯和的领导下，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不可一世的暴君厉王，被国人暴动吓破了胆，逃奔到彘(ｚｈì，智，今山西霍县)，结束了其残暴的统治。厉王在外住了十四年而死。这次暴动不仅赶走了周厉王，而且动摇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基础。
*共和之治
起义爆发时，厉王的太子静被藏在召公家里。国人知道了，就把召公家包围起来，召公说：“先前我多次劝谏君王，君王不听，以至于遭到这样的灾难。如果现在太子被人杀了，君王将会以为我对他们记仇而在怨恨君王吧？待奉国君的人，即使遇到危险也不该怨恨；即使怨恨也不该发怒，更何况待奉天子呢？”于是用自己的儿子代替了太子，使太子免遭杀害。
此后，召公、周公共理朝政，历史上称为“周召共和”。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从这一年开始有了明确而且连续不断的纪年。共和十四年（前828），厉王死，而太子静已在召公家长大成人，召公、周公二辅相就一块儿扶立他为周王，这就是宣王。
*宣王中兴及宣王之死*
宣王登位之后，由二相继续辅佐，修明政事，师法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遗风。史称“宣王中兴”。
此外，为了解除来自黄土高原上群翟部落的威胁，宣王派兵深入到太原讨伐，取得了较大的胜利。三十九年（前789），宣王又在千亩打了一仗，其军队被姜戎打得大败，西周王朝开始走向衰落。而且表明，西周对隔河的地方，已经逐渐不能控制。
由于偏信一首童谣，宣王不听忠谏，杀害了无辜的上大夫杜伯。杜伯临死时说：“死若有知，三年必使君知之。”
三年后，宣王大会诸侯于郊野游猎。临近中午，宣王打完猎回朝途中，突然见杜伯出现在道路左边，乘坐着白马，身着红衣，戴着红帽，手执红色弓箭，对准宣王发射，箭正射中宣王心脏。宣王一声惨叫，跌在马下，脊骨折断而死。
幽王宠妇亡西周
*天之警示和亡国预言
周宣王末年(约803年)，西周又发生了大旱灾。这场旱灾，持续时间更为长久。大旱不仅使河流、池沼完全干涸，而且森林、草木皆于枯而死。农田、庄园，都变成了一片荒野。没有粮食，连人畜饮水都发生了因难。旱灾带来的是一派庶民逃亡，邑里空虚，村落萧条，田园荒芜的衰落景象。
面对持续严重的旱灾，周宣王继用了先朝的祈禳。《春秋繁露.郊祀》载： “……王以不雨，遇灾而惧，整身修行，期欲以稍去之” (《帝王世纪》)。但是，宣王没有商汤的德行，无论他祭祝，还是“整身修行”，都无济于事。这场旱灾，一直持续到幽王上台继位时。这时，持续的旱灾已使西周处于危难之际。
四十六年（前782），宣王死后，他的儿子宫湦（音生。按又作“涅”）继位，即幽王。幽王二年，西周都城和附近泾水、渭水、洛水三条河的地区都发生了地震。大臣伯阳甫预言说：“周快要灭亡啦。天地间的阴阳之气，不应该没有秩序；如果打乱了秩序，那也是有人使它乱的。阳气沉伏在下，不能出来，阴气压迫着它使他不能上升，所以就会有地震发行。如今三川地区发生地震，是因为阳气离开了它原来的位置，而被阴气压在下面了。阳气不在上面却处在阴气的下面，水源就必定受阻塞，水源受到阻塞，国家一定灭亡。水土通气才能供民众从事生产之用。土地得不到滋润，民众就会财用匮乏，如果到了这种地步，国家不灭亡还等待什么！从前，伊水、洛水干涸，夏朝就灭亡了；黄河枯竭，商朝就灭亡了。如今周的气数也像夏商两代末年一样了，河源的水流又被阻塞，水源被阻塞，河流必定要枯竭。一个国家的生存，一定要依赖于山川，高山崩塌，河川枯竭，这是亡国的征象。河川枯竭了，高山就一定崩塌。这样看来，国家的灭亡用不了十年了，因为十刚好是数字的一个循环。上天所要抛弃的，不会超过十年。”这一年，果然三川枯竭了，岐山崩塌了。
此后，西周还出现了一些异常气候和自然现象。《竹书纪年》载：“幽王三年冬，大震电。四年夏六月，陨霜。”这里所记述的，实际上是一种冬暖夏寒的异常气候。冬暖则害虫多，夏寒则伤庄稼。 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西周离灭亡的时间已经不远了。
*宠妇亡国
幽王三年，他想废掉太子宜臼，而立宠妃褒姒（ｓì，似）之子伯服。太子的母亲是申侯的女儿，是幽王的王后。幽王除了想废掉太子，还想废掉申后，好让褒姒当王后。周太史伯阳诵读历史典籍，感慨道：“周朝就要灭亡啦。”
传说，还是夏后氏衰落的时候，有两条神龙降落在夏帝的宫廷，说：“我们是褒国的两个先君。”夏帝不知道是该杀掉它们，还是赶跑他们，还是留住他们，就進行占卜，结果不吉利。又卜占要把他们的唾液藏起来，结果才吉利。于是摆设出币帛祭物，书写简策，向二龙祷告，二条龙不见了，留下了唾液。夏王用木匣子把龙的唾液收藏起来。夏朝灭亡之后，这个匣子传到了殷朝，殷朝灭亡之后，又传到了周朝。连着三代，从来没有人敢把匣子打开。但到周厉王末年，打开了匣子。龙的唾液流在殿堂上，怎么也清扫不掉。周厉王命令一群女人，赤身裸体对着唾液大声呼叫。那唾液变成了一只黑色的大蜥蜴，爬進了厉王的后宫。后宫有一个小宫女，六、七岁，刚刚换牙，碰上了那只大蜥蜴，后到成年时竟然怀孕了，没有丈夫就生下孩子，她非常害怕，就把那孩子扔掉了。
在周宣王的时代，小女孩们唱着这样的儿歌：“山桑弓，箕木袋，灭亡周国的祸害。”宣王听到了这首歌，有一对夫妻正好卖山桑弓和箕木制的箭袋，宣王命人去抓捕他们，想把他们杀掉。夫妇二人逃到大路上，发现了先前被小宫女扔掉的婴孩，听着她在深更半夜里啼哭，非常怜悯，就收留了她。夫妇二人继续往前逃，逃到了褒国。后来褒国人得罪了周朝，就想把被小宫女扔掉的那个女孩献给厉王，以求赎罪，因为当初这个被扔掉的女孩是褒国献出，所以叫她褒姒。周幽王三年，幽王到后宫去，一见到这女子就非常喜爱，生下儿子伯服，最后竟把申后和太子都废掉了，让褒姒当了王后，伯服做了太子。太史伯阳感慨地说：“祸乱已经造成了，没有法子可想了！”
褒姒不爱笑，幽王为了让她笑，用了各种办法，褒姒仍然不笑。周幽王设置了烽火狼烟和大鼓，当有敌人来侵犯时就点燃烽火。周幽王为了让褒姒笑，点燃了烽火，诸侯见到烽火，全都赶来了，赶到之后，却不见有敌寇，褒姒看了果然哈哈大笑。幽王很高兴，因而又多次点燃烽火。后来诸侯们都不相信了，也就渐渐不来了。
周幽王还任用为人奸诈乖巧、善于阿谀奉承、贪图财利的虢（ｇｕó，国）石父在国中当政，国人都非常不满。
幽王废掉申后和太子后，申后的父亲申侯很气愤，联合缯（ｚēｎｇ，增）国、犬戎一起攻打幽王。幽王点燃烽火召集诸侯的救兵。诸侯们没有人再派救兵来。申侯把幽王杀死在骊山脚下，并俘虏了褒姒，把周的财宝抢掠一空才离去。后来诸侯共同拥立幽王从前的太子宜臼为王，这就是平王，由他来继承周朝的祭祀。平王即位时，关中遭受兵火洗劫，残破不堪，犬戎又不时前来骚扰。平王只得将都城迁到洛邑，史称“平王东迁”，东周开始。
西周王朝从公元前11世纪中武王克商开始，到公元前770年周幽王死于骊山之下，前后共历十二王，约280余年。
西周的文化
*“五行”与《周易》
西周末年就已出现了对“五行”的认识。《尚书•洪范》把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称为“五行”， 并认识到五行中的每一行都有不同的性能， 认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墙；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
“水曰润下”，是水具有滋润、向下的特性；“火曰炎上”，是火具有发热、向上的特性；“木曰曲直”，意思是木具有生长、升发的特性； “金曰从革”，是金具有肃杀、变革的特性；“土爰稼墙”，是指土具有种植庄稼，生化万物的特性。西周时期的人们基于这种认识，把宇宙间各种事物分别归属于五行。
此外，儒家经典五经之首的《周易》就是在西周时出现的，其内容涉及到天文、地理、气象、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武术、炼丹、养生、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教育、民俗、心理、伦理、军事、宗教、卜筮、堪舆等诸多方面。《周易》是以八卦构成的，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卦辞与爻辞是经文，称为《易经》，后人对卦辞和爻辞進行说明、解释，甚至加以发挥，这些文字叫做传文，称为《易传》。现存的《周易》10卷，包括《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
据《史记・周本纪》说：西伯被囚凌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正义》解释说：《乾凿度》云：“垂黄策者羲，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易正义》云：“伏羲制卦，文王卦辞，周公爻辞，孔十翼也。”因此，文王益卦是一种较早的记载。
司马迁曾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史记・太史公自序》）《识文解字》易部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八卦由阴爻和阳爻组成，“易”字由上日下月组成象，其象也是阴阳。日为阳，月为阴。是以阴阳的消长、盛衰、变化来阐明宇宙万事万物的变化之理。先天八卦图和后天八卦图都是如此。
《周易》是中国传统医学之源，二者之间密不可分。正如明代名医张景岳在其著作《医易义》中所说：“《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医不可无赐》，《易》不可无医”。
《周易》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弥久而不衰。
*文字与文学
西周流传下来的甲骨文与青铜铭文，与商代基本相同，但西周时期出土的器物较多，铭文的篇幅也较长，所以成为金文的主要部分。西周金文一般有较长的篇幅，如毛公鼎近500字，记述了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史实，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临潼出土的记武王伐商的利簋，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裘卫诸器等器，都载有铭文，更加丰富了关于西周社会历史研究的内容。
虢季子白盘（西周）通高39.5厘米，口长137.2厘米 清道光年陕西省宝鸡市虢川司出土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虢季子白盘，铸于公元前816年，因作器者为虢季子（名白）而得名。它与散氏盘、毛公鼎并称为西周三大青铜器。以铭文字数而言，虢季子白盘字数稍逊（111字），但就制作之精良与体量之大，则以此盘为最。）
毛公鼎（西周）通高53.8厘米 清道光年陕西省岐山县周原出土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毛公鼎是西周宣王时（828～782B.C.）的一件重器，因器为毛公所作而得名。毛公鼎腹内，铸有铭文32行，计499字，为现存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鼎铭记述了周宣王的诰诫，是一篇完整的册命。全文可分五段：1、追述周代文武二王开国时政治清平的盛况，对比作鼎时时局不靖；2、宣王策命毛公治理邦家内外；3、给予毛公以宣示王命的专权；4、告诫鼓励毛公以善从政；5、赏赐毛公车、兵、命服。毛公为表示感谢和称颂周天子的美德，作鼎以为纪念。鼎铭表达了周宣王孜孜图治的决心，对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历史很有参考价值，也是一篇金文（钟鼎文）书法的典范。 ）
容庚《金文编》收录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出土的铜器铭文近3000个单字，近数十年间又出土了大量的商周铜器，又增加了不少金文新字。这就说明西周时期是中国古文字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世传周太史籀作大篆，经过长期流传下来的籀文，在书法上与金文或有某些不同之处，但在当时是一般比较通行的文字，与铭刻在器物上的金文是一致的。
现存《尚书》中的《周书》和《逸周书》等，就是经过后人选编而保存下来的西周文献典籍的一部分。这些篇章是当时的重要历史文献，文章结构复杂，文辞简练，表现了当时严谨的文风。
*礼乐
周代是最早对“礼”（祭祀、朝飨等仪式）和“乐”（伴随“礼”進行的乐舞）作出规定的时代，这就是所谓“制定礼乐”。周代的礼乐制度有两条基本内容，一是规定等级，二是规定伴随礼的乐舞基本是雅乐。
周代礼乐制，等级森严，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礼仪有别，所用的音乐也不一样，所用乐器也不同。如祀天神，“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祭地示，“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祭山川，“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周礼.春宫》）两君相见，用大雅《文王 》；诸侯谁宴招待来访使臣用小雅《鹿鸣》、《四度》、《皇皇者华》（《左传·襄公四年》）。又如天子祭祖用的《雍颂》，士大夫则不能用。在周雅乐中，器乐、舞蹈、歌唱往往分别進行，并不完全合在一起，舞蹈由与笛相似的管和歌唱配合，歌唱由弹奏乐器瑟或簧管乐器笙伴奏，器乐即所谓“金奏”，是钟、鼓、磬的合奏。“金奏”规格很高，只有天子、诸侯可用。大夫和士只能单单用鼓。钟和磬以其宏大的音量和特有的音色交织成肃穆庄丽的音响，加上鼓的配合，确实能造成天子、诸侯“至尊至高”、“威严”无比的功效。当时可以看到“六代乐舞”，即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濩》，周时的《大武》。
周代还有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因此保留了大量的民歌。春秋时经孔子删定，汇成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是“风”。它们是流传于以河南省为中心，包括附近数省的十五国民歌。此外还有文人创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诗性的祭祀歌曲“颂”这几种体裁。就其流传下来的的文字分析，《诗经〉中的歌曲以可概括为十种曲式结构。西周所用雅乐的歌唱部分均属于《诗经》中的《周颂》和《大雅》《小雅》。至于《国风》，只有时代稍早的《周南》《召南》，可以用于等级较低的“礼”，而且也只是较晚时代才出现的现象，因为二《南》基本上是西周晚期作品。清代学者方玉润在分析《周南・罘（草头）苡》一诗时对诗所表现的情形進行了想象性的描述：“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今天，我们只能从文字中去品察其中的节奏和韵律。
周代还兴办了音乐机构“大司乐”，在音乐方面系统的训练贵族子弟。《周礼·春官·大司乐》中还记载了大司乐教授乐舞的具体内容：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乐》防民之情，而教以和。”《周礼·地宫·大司徒》说明当已注意到音乐对人情志的影响。
《周礼・春官・大司乐》中提到的《大武》，是西周很著名的乐舞，它表现的是周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据《礼记・乐记》记载，《大武》具有很大的规模，它在春秋时期的演出有六成（六段），有歌唱，有乐队伴奏。它有着结构完整的曲式，在艺术上有相当高的水平。
西周时的乐器有数十种之多，仅一部《诗经》中，就出现了二十九种乐器。不仅有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还有了弹弦乐器。根据材料的不同，其时的乐器可分为八类，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史书称为“八音”。（《周礼・春官）》另外，被史书称为“钟鼓之乐”的大型管弦乐队也在西周时兴起，这种乐队的主要乐器是编钟和建鼓。这时的编钟以由先前的三只发展而为五只、八只。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的柞钟，总音域已有三个八度，并基本按羽、宫、角、徵、羽、宫的次序排列。
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论已经确立。五声阶名（宫、商、角、徵、羽）也已经确立。这时，人们已经知道五声或七声音阶中以宫音为主，宫音位置改变就叫旋宫，这样就可以达到转调的效果。律学上突出的成就见于《管子・地员篇》所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就是以宫音的弦长为基础，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得到宫音下方的纯四度徵音；徵音的弦长减去三分之一（损一），得到徵音上方的纯五度商音；以次继续推算就得到五声音阶各音的弦长。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内十二个半音（十二律）的弦长，就构成了“三分损益律制”。这种律制由于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这样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发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谓“黄钟不能还原”，给旋宫转调造成不便。但这种充分体现单音音乐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续至今。
服饰
中国服饰制度，在周代逐步完善，帝王贵族都依照场合与身份着服饰。
周代的服饰，主要是上身穿“衣”，衣领开向右边；下身穿“裳”，裳就是裙；在腰部束着一条宽边的腰带，肚围前再加一条像裙一样的“韨”，用来遮蔽膝盖，所以又叫做“蔽膝”。
男服服饰冕服：礼服中最专贵的一种，冕服均在祭典中穿着，是主要的祭服。其服式主要由冠、衣、裳、蔽膝等要件所组成。冕服的主体是玄衣、衣裳上面绘绣有章纹，而在最隆重的典礼时，穿九章纹冕服。衣裳之下，衬以白纱中单，即白色的衬衣，古代衬衣通常是白色。下身前有蔽膝，天子的蔽膝为朱色，诸侯为黄朱色。鞋是双底的，以皮革和木做底，鞋底较高，周代天子，在隆重典礼时穿赤色的。弁服：其隆重性仅次于冕服，衣裳的形式与冕服相似，最大不同是不加章。弁服可分为爵弁，韦弁、冠弁等几种，它们主要的区别在于所戴的冠和衣裳的颜色。玄端： 为天子的常服，诸侯及其臣的朝服。深衣：古代凡是服礼都是上衣下裳不相连，惟此种衣裳是上下相连，分开裁但是上下缝合，因为“被体深邃”，所以称为“深衣”。
女服服饰掉衣：为王后从王祭先王的俸祭服。艳翟：为王后从王祭先公和侯伯夫人助君祭服。是青色衣，画艳翟纹十二章纹，艳翟羽色亦为五采。阙翟：为王后助天子祭群小神和子男夫人从君祭宗庙祭服。是赤色衣，刻赤色缯的翟纹。鞠衣：为王后率领命妇祭蚕神告桑的礼服，亦为诸候之妻从夫助君祭宗庙的祭服。展衣：又称益衣为王后礼见王及宴宾客的礼服，亦是卿大夫之妻从夫助君祭宗庙的祭服。禄衣：为王后燕居时的常服，亦为士之妻从夫助祭的祭服。纯衣：为贵族之女的嫁衣。
可以说，古代的服饰制度与人们的社会礼教是息息相关的。它不仅具有装饰的意义，而且还是当时人们身分和言行举止的指标。
西周的科技
天文学
西周时，天文学家观测恒星，在黄道带和赤道带的两侧，确定了28个星座作为标志，称为二十八宿。依据这些星座，来确定天体的位置和许多天象，如日、月食等发生的位置。由太阳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便可知道一年的季节，这比观测昏旦星象以观察太阳所在位置而定季节的方法要精确。
关于日食的观测，《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有明确的记载。这次日食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日，即公元前776年9月6日。这是我国最早的以日月合朔为一月开端的记录。
中国最早的天文观测仪器是用以观测日影的土圭，而最早装置圭表的观测台是周初在阳城建立的周公测景（影）台（遗迹在今河南登封告成镇）。表高八尺，圭是与表相连的座子。太阳照射表的影子落在圭上，夏至之日正午投影最短，冬至的日影则最长。利用土圭观测日影，就能比较正确的测定出太阳年的长度。
地理学
由于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需要，地图在西周时期已经广泛应用。如周公在选定洛邑城址时，就事先绘制地图。《周礼》大司马的属官有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大司徒的属官有土训“掌道（解释）地图以诏地事”，等等。这些专职官吏各有专用的地图，说明地图的绘制已经相当发达。
医学
*对疾病的认识与诊治
根据甲骨文，可知早在商代就有对人体体表部位的记载，如：首、面、目、口、鼻、眉、耳、手、肘、肱、臂、足、胫、膝、趾、项、脊、腹、臀等；也有根据人体不同部位产生的生理功能而定名的，如孕、娩、乳、尿、血等。但对人体内部的脏腑组织记载不多，只有“心”字。
甲骨文记载的疾病约有二十多种，其中大多是按照人体的体表部位来区分的，如疾首（头病）、疾目（眼病）、疾耳（耳病）、疾口（口病）、疾齿（齿病），疾舌（舌病）、疾自（鼻病）、疾项（项病）、疾手（手病）、疾肘（肘病）、疾肱（肱病）、疾身（腹病）、疾尿（尿病）、疾足（足病）、疾膝（膝病）、疾胫（胫病）、疾止（趾病）、疾育（产科病）、疾子（小儿病）等。甲骨文中记载的疾病也有一些是根据疾病的主要特征得名的，如“疾言”，即说话困难或发音嘶哑；“疥”，是因易于结痂而得名；“蛊”，表示腹中有寄生虫；“龋”，为虫蛀牙齿。这说明当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涉及到五官科疾病、内科疾病、外科疾病、妇产科疾病、小儿科疾病。此外，甲骨文中还有“疾年”、“雨疾”、“降疾”的记载，疾年指多病之年，雨疾、降疾指疾病的发生多如降雨，这些是关于流行性传染病的最早记录。根据对甲骨文的研究，发现商朝已出现针刺、按摩、接骨、拔牙以及药物治疗等治病方法。
到了西周，虽然还没有出现专门的医学书籍，但有关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散见于《周易》、《尚书》、《诗经》、《周礼》、《山海经》等当时的文献之中。此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较商代已有了明显的進步，已认识到热病、昏迷、浮肿、逆产和不孕等疾病，并有了固定的病名。《诗经》中记载了古代疾病的病名和证候，如：瘨（癫狂）、闵（伤痈）、狂（疑）、首疾（头痛）、噎（气息不利）、疚（心忧惫之病）、朦（失明）、震（有娠）、身（怀孕）瞽（盲人）等。《周礼》中也有肿疡、溃疡、金疡、疟疾、疥、瘅疽、足肿病、佝偻病、秃头、胼胁等疾病内容。
对疾病的诊断，《周礼・天官》记载：“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生死，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
在治疗方面，有人提出了“先味而后药”的治疗主张，即先用食疗，再用药治。同时还提出饮食要与四时季节的变化相适应。周代甚至出现了专管王室膳食的官职枣食医，这说明当时关于饮食疗法的经验已有相当的积累。
此外，针灸、按摩、导引等各种治疗方法在这个时期也已有所应用。
*药物知识
商代的甲骨文中尚未发现关于药物的明确表述，但其中已有用鱼来散瘀血和用枣治疟疾的记载。
到了西周、春秋时期，药物品种增加，人们的用药经验也日益丰富。此时虽还没有出现药物学专著，但在很多文献中都有关于药物的记载。如《周礼·天官》中述的“五药”，可能是对药物的初步分类；书中还有对胆矾、丹砂、雄黄、礐石、磁石这“五毒”炼制的外用腐蚀药，这可能成为中国古代使用化学药物的最早记录。《诗经》中也有关于药物的丰富记载，书中记录了大量的动植物，虽然没有明确指明这些动植物的药用作用，但是许多都是后世所使用的药物，如芣苢（车前）、藚（泽泻）、葛（葛根）、薇（白薇）、芩（黄芩）、虻（贝母）、荑（白茅）、壶（葫芦）、木瓜、枣等。《诗经》中对一些植物的采集、采地及食用的效果也有一些记载。
*病因学
西周时期的人们认识到，季节气候的变化与人体健康有一定的关系。当时传染病被称为疠疾。《周礼・天官・疾医》中记载：“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讲述了四时的常见病、多发病。
*卫生保健
夏商时期，人们已有洗脸、洗手、洗脚的习惯，甲骨文中已有这方面的记载，殷墟的出土文物中也已有一些盥洗用具。
西周时，人们对饮食卫生日益重视。《周礼·天官》中曾记载：“凡用禽兽，春行羔豚，膳膏香（牛脂）；夏行腒（乾雉）鱐（乾鱼），膳膏臊（豕膏）；秋行犊麛，膳膏腥（鸡膏）；冬行鱻羽，膳膏膻（羊脂）。”《食医》中也有“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的记载，说明人的饮食口味必须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换。
殷商时期，人们已开始注意环境卫生，并实行了人畜分离。甲骨文中已有关于牛栏、猪圈和室内除虫的记载。《周礼》、《易礼》、《诗经》中都记有除虫灭鼠的方法，如抹墙、堵洞、药熏、洒灰、扫房屋及用“焚石”投水中消灭水中病虫害等。
相传黄帝时代已有水井，夏代更有“伯益作井”的传说，早期的水井都是穿地而凿的土井，至商周时期，人们逐渐发明了井□、井裙、井盖、井亭等水源卫生保护设施。殷墟发现当时已有地下排水管道，在周代城廓遗址也发现有较商代更为先進的地下水道。
早在夏商时代，人们已经知道冬季贮藏天然冰以供夏日使用。周代在防暑降温方面已有具体措施，人们普遍试图在夏季用冰来调节温度，达到“疠疾不降”的目的，而且设有专门分管用冰的官职“凌人”。《诗经》、《周礼》中都有藏冰的记载，考古挖掘中也曾发现这一时期修建的冰窖和贮存食物的冷藏井。
*医疗制度
周代开始出现专职医生，并且有了最初的医学分科。当时的宫廷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科，各有其编制和职责范围。食医负责王室的饮食与配膳，类似于营养医生；疾医相当于现在的内科医生，其职责是负责邦内群众疾病的治疗；疡医相当于今天的外、伤科医生；兽医主管兽病的治疗。
周朝设立了较为完备的医疗制度，其医政组织是：医师1人，上士2人，下士4人，府2人，史2人，徒20人。医师是“众医之长”，掌管国家的医药政令，负责王室和邦内疾疫的预防和治疗；士是治病的医生；府掌管药物、医疗器具和会计事务等；史负责文书和医案，徒专供役使，并看护病人。周朝还设有完整的医疗考核制度和考核标准。据《周礼》记载：“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也就是说，每到年终，医师要根据医生们的医疗成绩的优劣，制定其级别和俸禄。
病历记录和死亡报告制度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正如《周礼》记载：“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说明当时已能对病人分别处理，并建立了治病的记录。对于死亡者，还要求作出死亡原因的报告，呈送医师，作为评定级别的依据。
<b>数学</b>
周代很重视贵族子弟的教育，从幼童开始，就要教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号称为“六艺”。
数学是其中的一门，可见有关数学的知识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周髀算经》开头所举的“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理，传说是周公提出的。
<b>西周世系</b>
1、武王（姬姓、名发）——2、成王（诵）——3、康王（钊）——
4、昭王（瑕）——5、穆王（满）——6、共王——7、懿王——
8、孝王——9、夷王——10、厉王（胡）——共和行政
11、宣王——12、幽王（宫涅）
<b>参考书目</b>
1、《史记》，司马迁， 西汉
2、《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1884-1957），华东师大出版社
3、大纪元和正见网上的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