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4年07月30日】
编者按：瘟疫和其它天灾，旱、水、虫、风、地震等一样往往对人类和人类的历史起着关键的作用，在人间的社会、秩序、社会变动与重大事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纵观历史，是人主宰着人类的命运，还是苍天主宰着人类的命运？
光绪二年(1876年)，京师及直隶地区自春徂夏亢旱异常，黍麦枯萎。直隶总督李鸿章在闰五月的一封书札中说：“直、东久旱，麦既无收，秋禾未种。饥民遍野，赈抚无赀。”春天开始的旱情到夏天仍未缓解，而地方政府并没有扎实的赈抚措施，老百姓面临有一场严重的缺粮饥荒。除旱灾外，蝗灾也紧跟而来。闰五月二十八日，《申报》记载道：“京师天津一带，黍麦枯萎，民人求食维艰，其或田亩中尚有根芽未尽全荒者，近又有蝗蛹丛食，去年积余之杂粮搜罗殆尽，飞鸿遍泽，日夕嗷嗷，诚恐有就食远方之虑也。”除此以外，从春天开始，京师又流行疾疫，谭嗣同描述道：“光绪纪元二年春，京师疠疫螵起，暴死喉风者，衡宇相望。城门出丧，或哽噎不通。”
光绪四年(1878年)，京师及直隶地区再次数月不雨，出现严重春旱，加这上年晋豫奇荒，当时曾有估计，晋、豫等省流民超过亿计，其中十分之一到了京师，许多人找不到住处，吃不上饭，饿死的人日益增多，横尸道路。由于京畿旱灾严重，编修何金寿上疏，“请责斥枢臣”，慈禧遂将恭亲王奕沂、协办大学士沈桂芬等五人革职留任，在政治上引起巨大震动。由于气候干燥，为病菌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所以疾疫也流行起来。直隶总督向光绪皇帝上奏说：“直境人夏以后瘟疫盛行，省城一带为尤甚。保定城乡粥厂、粥会在事官绅纷纷病故，天津等处也有办赈疾殁之员。”
上述京师、直隶地区二次较大的疫病流传，均是在干旱严重时爆发，其传染和天气因素有较大的关系。此外，难民的移动，也有可能将疫病带至京师一带，如河南光绪三年春夏之交时，“诊疫流行，道瑾相望，此传彼染，瞬判存亡。”(《录副档》东河河道总督李鹤年、河南巡抚涂宗瀛奏折)光绪四年春天，河南旱荒更剧，“适当疠疫流行”，一部分难民在京师附近住下后，在难民营里互相传染，形成严重的灾情。
参考资料：《三千年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