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4年06月28日】
瘟疫和其它天灾，旱、水、虫、风、地震等一样往往对人类和人类的历史起着关键的作用，在人间的社会、秩序、社会变动与重大事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纵观历史，是人主宰着人类的命运，还是苍天主宰着人类的命运？
崇祯朱由检是明朝最后―个皇帝，当时社会秩序十分混乱，自然灾害不断，农民起义不断。崇祯年间，明朝统治区域内许多地方都流行起了鼠疫，尤其是崇祯末年，各地的瘟疫是一场连一场。
崇祯六年(1633年)，山西突然很多地方出现疫情。万历《山西通志》记载这年垣曲、阳城、沁水大疫，“道殣相望”。高平、辽州大疫，“死者甚多“。这年山西南部普遍出现旱灾，而疫情主要是在山西东南地区流行。沁州沁源县城中仅数百家，但由于“岁荒，斗米钱半千，夏遭瘟疫，死者不计其数”。
崇祯七年、八年，山西西部靠近黄河的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社会不安定，自然灾害交加，兴县就出现了疫病，“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之为空。” 靠近兴县的临晋这年也有大疫，疫病的高峰在三四两月之间。
崇祯十年(1637年)以后，山西自北到南瘟疫大流行，这年大同瘟疫流行，“右卫牛也疫”。十四年，“瘟疫大作，吊问绝迹，岁大饥”。南部的稷山县也出现大疫“死者相枕藉”。崇祯十六、十七两年是山西流行瘟疫的高峰。浑源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甚有死灭门者”。崇祯十七年大同府“瘟疫又作”，而灵邱县“瘟疫盛作，死者过半”。南部的潞安大疫，“病者生一核，或吐痰血，不敢吊问，有阖家死绝不敢葬者”。
疫情也传到河南地区。河南内黄县《荒年志碑》记述了黄河两岸崇祯十三年“风大作，麦死无遗，有家无人。食糠榆皮，受饥者面黄身肿，生瘟疫，死者过半”。崇祯十四年，中原大地疫病四起。春二月，内黄县一带家家遭瘟，人死七分。当时有地无人，有人无牛，地遂荒芜，偃师县“春大疫，死者枕藉”。阌乡县春天饥荒大疫。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商水县“春大疫，抵秋方止，死者无数。初犹棺敛，继买薄卷，后则阖门皆死，竟无一人能敛者。至六月间，街少人迹，但闻蝇声薨薨而已”(顺治《商水县志》)。这些地区的疫病十分剧烈，挨家挨户传染，一批又―批地死人，连棺材也来不及制作，马路上吓得连行人也没有。
江苏吴江曾遭到连续二次的大疫袭击，崇祯辛巳年(1641年)吴江突然大疫流行。这场大疫中死去的人不计其数，死亡率之高令人惊讶。有一大户人家，先是一人染病但几天里全家数十人一一被感染，最后全部不治身死。《吴江志》称：“阖门相枕藉，死无遗类者。”这种高死亡率的疫病当时人十分少见，只觉得“偶触其气”必死无疑。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距上次瘟疫流行仅隔三年，吴江再次瘟疫大流行，得病者最主要的症状是口中不时喷血，喷血后不久就毙命不起。吴江城内死掉的人在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多，甚至一条巷内的居民全部得了这种病而死亡，更不知有多少人全家死绝，一个活的也没留下。这场大疫持续了一个多月，夺走了大量吴江人的性命。
河北京津地区，崇祯十三年后也是大疫流行。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有大疫出现。大名府“瘟疫传染，人死八九”。第二年，河北的疫情继续有所发展。大名府上年的瘟疫传染一直延及到了崇祯十四年。当年春天无雨，“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顺德府由于连年荒旱，“瘟疫盛行，死者无数”。广平府、真定府、顺天府均出现大疫，并于这年七月疫病传进了京师。
崇祯十六年，顺天府通州于七月流行疫病，“名曰疙疸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康熙《通州志》)。京师北部的昌平州“十六年大疫，名曰疙疸病，见则死，至有灭门者”。保定府处于京师南约200多里，这年“郡属大疫”，其中雄县的瘟疫最为严重，“人心惊畏，吊问之礼几废’。疫病蔓延进京师是在这年的二月。《明史》云：“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这场瘟疫流行造成了20多万人的死亡。
据吴震方《花村谈往》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至十月，京师内外疫病流行进入高峰。流行的病叫疙瘩病。不论贵贱长幼，得了这种病很快就会死亡，甚至一呼病名，病就来了，不留片刻，人就死去了。患者胸腹稍满，生白毛如羊，日死人数千，很多人死了连病名都还不知道。兵科曹良直正与客人对谈，举茶打恭行礼，人站不起就死去了。兵部朱希莱拜访客人急急赶回来，刚进室内就死去。宜兴吴彦升受命为温州通判，刚想登船去上任，一个仆人就死了，另一仆人去买棺材，很久还未回来，赶去一看，这个仆人已经死在棺材店。有同在一个旅馆住宿的朋友鲍某劝吴某搬迁到另一个旅馆，鲍某先背负行李到新居，吴某稍微落后一会赶来，他看见鲍某已死在新居里。吴某赶忙又搬出去，等到第二天清晨，他也死去。金吾钱晋民陪同客人饮酒，话还未说完就断了气，过了一会儿，他的妻子及婢女仆辈在短时间内死了15个人。又有两个同伴骑着马赶路，后面的人先说话，前面的人答了话，后面的人再说话，前面的人已经死在马鞍上，手里的马鞭还在高高扬起。沿街小户人家死的人更是无法计算，街道上已经没有人在闲谈、散步了。死的人实在太多，很多人连棺木都设有，因为棺材店来不及赶制。根据官方计数，九扇城门抬出的死者有20余万人。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谈到京师的鼠疫时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所谈和吴震芳的记述完全符合。
与京师很近的天津也受到瘟疫的侵袭，不过已是崇祯十七年了。骆养性谈到：“上天将灾害降临人间，所以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九月，疫病传染到达顶峰。感染疫病者时间长的，一二天中死亡，而时间短的，早晨得病，晚上已经死了。天津城内每天就有好几百人死亡，甚至有的全家不留一个活的。这种病一户挨着一户传染，没有一户能幸免的。只要有一个人得了病，就会传给全家人。这病在天津城内已经传播了有二个月，引起了重大丧亡，至九月达到高潮，城内外都在死人，而城中心死的更加多。现在的天津城中路途上到处都是棺材，耳朵听到的都是哀号之声，人们个个都是悲凉惶恐。”
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占了太原，遂分兵直趋北京。北京西北的宣府地区在李自成大军经过后疫病重又活跃，“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京师周围的瘟疫直到清初仍未停息。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保安卫、沙城堡大疫后死绝的不下一千家。康熙《怀来县志》载：“生员宗应祚、周证、朱家辅等皆全家疫殁，鸡犬尽死，黄昏鬼行市上，或啸语人家，了然闻见，真奇灾也”。
参考资料：《三千年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