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25年03月11日】
公元前228年，也就是距今2200多年前，在燕国的易水河边（今河北省西部的易县），中国历史上极为悲壮的“荆轲刺秦”的序幕正式拉开。“好读书击剑”的卫人荆轲作为正使，“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的燕国勇士秦舞阳作为副使，携带着秦国千金悬赏的叛将樊於期的人头和燕督亢地图，就要上路了。在地图卷中藏有具“天下之利”的徐夫人匕首，且“使工以药焠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也就是带有剧毒的意思。由此形成了“图穷匕见（xiàn）”这句成语。
燕太子丹率众为荆轲送行，“皆白衣冠以送之”，“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史记·刺客列传》）”
这一幕慷慨悲壮，也是一直为后世所称道的燕赵“慷慨悲歌”之风的绝妙展现。送别的人和别去的人，都知道此行有去无回，白衣白帽分明是在表达永别之意。荆轲登车离去了，再也没有回头。遗憾的是，秦舞阳并不是荆轲所属意的帮手，而他所等待的朋友尚未抵达燕都。荆轲唱的这首《渡易水歌》虽只有两句，前句通过描写秋风萧飒，易水寒冽，渲染了苍凉悲壮的肃杀气象；后句则烘托表现了荆轲“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往而不返者”的大义凛然、义无反顾的坚定意志和献身精神。短短的两句歌辞也因荆轲而垂于千古，寄托着千百年来多少仁人志士的悲壮情怀和苍凉之感。
公元前227年，荆轲抵达秦国，秦王安排了九位司仪迎宾的隆重仪式，在咸阳宫接待燕国使者。走到宫殿前台阶下时，“秦舞阳色变振恐”，于是荆轲从他手中接过地图独自上殿，打开地图呈献给秦王，“图穷而匕首见”，荆轲趁势左手抓住秦王衣袖，右手拿起匕首直接刺向秦王，但没有刺中。秦王大惊，后退跳起，衣袖被荆轲扯断。一番周折后被秦王拔剑击中，“于是左右既前杀轲”。
后人对司马迁《史记》中这段文字给出了这样的解读：荆轲知自己剑术不精，所以才要等远处的帮手，“其人居远未来……太子迟之，疑其改悔”，“荆轲怒，……遂发”。也就是说，荆轲理想的帮手未到，太子丹催促，才不得不出发的。太史公春秋笔法的文中已有伏笔：“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意思是说，论剑时荆轲被盖聂瞪了一眼，然后就离开了。说明在战国末年有名的剑客面前，荆轲在剑术方面没有足够的自信。再加上秦舞阳由于胆怯未能上殿，若是有个帮手，会是另外一种结果吗？
中国历史上对荆轲的评价较多的集中在侠义英雄和匹夫刺客两个方面：
第一种观点，荆轲被认为是正面的侠义英雄、千古壮士。
从晋代陶渊明的五言诗《咏荆轲》中可以看出是以极大的热情赞颂了荆轲刺秦王的取义壮举，全诗激越悲壮、豪放有力，在以平淡著称的“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的陶诗中别具一格、十分罕见。特别是诗的最后两句，凸显出诗人对奇功未成的无限惋惜之情：“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 意思是说，其人虽然已逝去千年，但是他的那种侠义精神依然长存于世。
在太史公笔下对荆轲也作出了正面的评价：“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大意是说，从曹沫一直到荆轲这五个人，他们的侠义之举有的成功了，有的没成功，但他们都明确地立下志向，并且始终没有违背自己的志向，得以流芳百世，皆非虚妄！
第二种观点，荆轲被视为螳臂当车的匹夫、愚勇之辈。
唐代柳宗元亦写有《咏荆轲》五言诗一首，然而抒发的感慨却与陶渊明同题异趣：“……造端何其锐，临事竟趑趄。长虹吐白日，仓卒反受诛。 ……始期忧患弭，卒动灾祸枢。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世传故多谬，太史征无且。”
柳诗巧借曹沫 “执匕首劫齐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的典故，讽示了荆轲这一行为“勇且愚”，原指望消除灾祸，反而触动了灾祸的开关，惹怒秦皇攻打燕国，燕王不得不斩下太子丹头颅讨好秦国也无济于事，加速了灭国之祸。
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秦纪二》中说：“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之庙不祀忽诸，罪孰大焉！……顾以万乘之国，决匹夫之怒，逞盗贼之谋，功隳身戮，社稷为墟，不亦悲哉！”这里把荆轲刺秦说成是“决匹夫之怒，逞盗贼之谋”，可见那是多么低的负面评价。还有宋代苏洵在《六国论》也表述了同样的看法：“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
关于荆轲刺秦的历史评价，汉晋时期，距离秦朝覆灭的时间较近，以正面评价为主，是否与对秦始皇武力征战统一六国感情上还难以接受有关，故而刺秦被视为是反抗的侠义之举？而到了唐宋时期，年代已经久远，人们已经经历了多次的朝代兴亡更替，感受到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加上进入到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普遍重文的社会环境下，已经没有侠客的生存土壤，所以对荆轲的评价逐渐转向负面。
然而，历史人物的功过评价也不是以人的情感或人心的好恶为评价的衡量尺度的，苏轼的一首五言诗《和陶咏荆轲》展现了另一种视角和评价层面：“秦如马后牛，吕氏非复嬴。天欲厚其毒，假手李客卿。功成志自满，积恶如陵京。灭身㑹有时，徐观可安行。……荆轲不足说，田子老可惊。燕赵多竒士，惜哉亦虚名。……亡秦只三户，况我数十城。”
这首诗中引用了几个典故：其一，“秦如马后牛，吕氏非复嬴”一句指秦始皇本是吕不韦的儿子，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记述了子楚索要吕不韦姬妾赵姬的过程， “姬自匿有身”。“马后牛”是指东晋时有一个 “牛继马后”的谶语，所以司马懿深忌大将牛金，“以毒酒鸩杀其将牛金，而㳟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施注苏诗》（卷四十一）），即司马睿。其二， “天欲厚其毒”一句出自《左传·昭公四年》，司马侯曰：“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罚，未可知也。其使能终，亦未可知也。晋、楚唯天所相，不可与争。君其许之，而修德以待其归。” 其三，“亡秦只三户”这句化用自《史记·项羽本纪》中的名句：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由此可见，苏轼这首诗大体意思是说，历史的发展自有其定数，秦始皇能够继位，完成统一大业以及秦朝速亡也都是天意，“天欲令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增广贤文》）”先让其造业如丘陵和小山岗一样高而后降罚。当局者事先可能不知道最后会是哪一种结果，也没必要与其争，最好是修德以待，假以时日，静观其变。楚国三个氏族就能亡秦，而当时燕国尚有数十城，又何必如此设谋弄险呢？
那么，荆轲刺秦是否是正义之举呢？司马迁在《史记》中将游侠与刺客分列， 游侠指那些具有武勇之力，而未能及时获得重用的人物。刺客原来就是游侠，多依附在豪门权贵门下为人所蓄养，而亟待能有一朝之用。司马迁显然特别强调“恩义以结之”，因此“士为知己者死”、“以国士待我，故以国士报之”，也成了刺客的信条。然而这种侠义，乃是基于以私人关系为准则的个人恩德或个人的主观判断行事。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序》中引用韩非子的论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意思是刺杀的行为虽然行事果敢无畏，但方式并不符合正义。
历史上，秦国通过武力征战统一了六国，是否属于正义或非正义呢？罗贯中所著的《三国演义》第一回正文中说：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朝代更迭，分分合合，哪一朝当兴，哪一朝当灭，原本是上天有序的安排。姜子牙留给后世的《乾坤万年歌 》预言中也说，周朝天下将被吕姓之人所建立的秦朝取代，并且会在二十年内灭亡：“而今天下一统周，礼乐文章八百秋。串去中直传天下（注：吕），却是春禾换日头（注：秦）。天下由来不固久，二十年间不能守。”
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讲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孟子云：“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 所以说，未奉周天子诏命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因为是否正义是按照传统价值仁、义、礼、智、信和中庸来衡量和判断，并非以是否顺应“天下大势”的成功与否来背书，这是因为胜利者是历史剧的剧本中设计好的，凭借武力兵争天下虽符合了世间的反理，与此同时又种下了灭亡的因果。正如贾谊在《过秦论》的精辟论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这里所说的“仁义”就是仁爱和正义。
在现今社会中的某些场景下，正义被当成一个具有立场和政治性的政治正确符号，或转义为在利益得失中追求公平、公正的价值评判概念。而且一旦占据了政治正确的制高点，便可以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无所不用其极。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 仁是义的内核，义则是仁的显发。子曰：“义者，宜也，（《礼记·中庸》）”意思是处事合乎情理，大中至正，无过无不及。所以说，仁爱之心才是正义的端始，正义是适宜之中的行为伦理准则，而非政治正确式的极端行事的抓手。只有普世价值才是正义的核心蕴涵和衡量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