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4年11月21日】
前言
按《说文解字》，“党”意即“尚黑”。“党”，“党人”，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党”，《论语》中注释为：“相助匿非曰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小集团，往往被称为“朋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与“狐朋狗党”同义，“结党”和“营私”连在一起。
为什么在近代中国，会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并且成了气候，还夺取了政权呢？中国共产党不断给中国人民灌输：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是中国人民主动选择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结党营私、强售其奸，逼迫中国人民接受的呢？我们只能从历史中找答案。
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著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其间有许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身怀救国救世之心，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的忧患意识，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他们有病乱求医，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就再换俄国式的，而且急于求成，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间就能振兴中国。
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份表现，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反对中庸之道，急于走捷径，主张砸烂一切。他们中的激进分子，一方面报国无门，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机关，对革命和暴力报以巨大热情。
不同的机遇让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论、学说、路线。终于有这么一组人，他们碰上了从苏俄来的共产党联络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列思想迎合了他们的焦躁情绪，符合了他们救国救民的愿望，一拍即合。于是，他们把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思想，引入了中华古国。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后来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日本人做了汉奸，有的脱党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或机会主义分子，到1949年中共掌权时，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还留在中共党里。不知这些中共建党人当时有没有想到，他们从俄国请来的这个“神灵”却是一个邪灵，他们找来的这剂强国之药却是一付烈性毒药。
当时革命成功不久的苏俄共产党政权，已对中国抱有野心。1920年，苏俄在西伯利亚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管理中国等国共产党建立工作，主管为舒米亚茨基，维经斯基做副手。很快，维经斯基抵达北京，和李大钊建立联系，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和陈独秀会谈；1920年8月，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
1921年六月，张太雷抵达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向共产国际提交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所拟定的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1921年7月23日，在尼科尔斯基和马林的组织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从此，共产主义运动被实验性的引进中国。从此，党的生命大于一切、征服一切，开始给中国带来一场无休止的浩劫。
一. 共产党起家是其积邪恶之大全的过程
在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要移植进来一个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共产党，引入一个外来邪灵，实在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中共的起家历史，从建党到最后夺取和建立政权，是一个逐步完成积邪恶之大全的过程。在这个起家过程中，中共靠的是共产邪灵带来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在中共起家史上，这些基因传承不断，而且手段和恶性程度还在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
(一) 基因之一：邪－披上马列主义的邪皮
马克思主义当初吸引中国共产党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正是马列根本之邪。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其实是狭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在早期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时，片面短视的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现在已经被历史现实所否定。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强权政治和无产阶级主宰论。《共产党宣言》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阐述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和哲学观。无产者以打破已有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关系、夺取政权为斗争的目地。从一开始就把共产主义放在与一切传统对立的位置。
人类天性对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变得暴虐，共产党的暴力学说从本性上被人类的共性否定。于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学、传统都查不到实质上的渊源关系，仿佛天地间凭空掉下来一个莫名的恐怖体系。
这种邪恶观念的一个前提是所谓“人定胜天”，人为的改造世界。共产党用“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过了不少人，一些具有忧患意识而又渴望干一番事业的人，最容易被共产党蒙骗。于是他们忘记了皇天在上，在建立“人间天堂”的美丽谎言中，在建功立业的征战中，他们把传统蔑视，将他人的生命看轻，也把自己的生命变得轻于鸿毛。
人造的“共产主义世界”被奉为真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共产党用这种绝对、荒诞的理念去斩断人和上天的渊源关系，斩断他们和祖宗、民族传统的血脉，召唤他们去为共产主义献身，加持共产党的虐杀能量。
(二) 基因之二：骗－邪恶要装正神，就要行骗
邪一定要骗。共产党要利用工人阶级，封他们为“最先进的阶级”，“大公无私”，“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等；共产党要利用农民，称赞他们道， “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许诺“耕者有其田”；共产党需要资产阶级的帮助，于是封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许诺以“民主共和”；共产党快要被国民党彻底剿灭了，于是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结果呢？抗战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国后很快消灭了资产阶级，最后把工农变成了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统战是党骗的典型一招。为了打赢内战，共产党一度改变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富农全家的做法，对地主、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采取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指示说：“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借以减少敌对分子”。但是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地主富农仍没有逃脱群体灭绝的命运。
说一套做一套。党要利用民主党派时，其口号是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夺取政权后民主人士给党提意见，全都被作为反党右派从社会上灭掉了。真正任何不同意、不符合它的思想、言行、和组织的，都要加以消灭。马克思、列宁和中共领导人都说过，共产党的政权不能与人共享，共产主义一开始便直截了当的带著独裁主义先天基因。它的专制排他性，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掌握政权的时期，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其他政党和团体真诚相处过，所谓宽松时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
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三) 基因之三：煽－善于制造仇恨，挑起一部份人斗另一部份人
骗是为了煽。斗争一定要有仇恨，没有仇恨可以制造仇恨。中国农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根本障碍。农村社会本来是和谐的，土地所有和租用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土地所有者管理和出租土地给农民，农民租用土地养活自己，交纳地租。地主养活了农民，农民养活了地主。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关系，被共产党改变成阶级对立、阶级剥削的关系，变和谐为敌对、为仇恨、为斗争，变合理为不合理，变有序为混乱，变共和为专制，主张剥夺，谋财害命，杀地主富农本人，杀地主富农家人，杀地主富农家族。不少农民不肯强夺他人的财产，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队知道了骂作阶级觉悟不高。白毛女本来是仙姑，不是被压迫的故事，被部队文工干事改编成了话剧、歌剧、芭蕾舞，来煽动阶级仇恨。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不抗日，还攻击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抗日，甚至在国难当头时还煽动人们起来反对国民政府。
挑起一部份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份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95% ：5%”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份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95%则安全无事，掉进5%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站进95%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
(四) 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组成基本队伍
痞是邪的基础，邪就得用痞。共产革命经常是痞子流氓起义，比如经典的“巴黎公社”，纯粹是社会流氓的杀人放火打砸抢。连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份，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天生的分散性与愚昧性，甚至不够格称作阶级。
中国共产党从恶的方面发展马克思的东西，毛泽东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流氓无产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农村苏维埃政权。“革命”，这个被共产党的话语系统灌注了正面意义的辞语，实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惧和灾难，是取 “命”来的。文革时讨论流氓无产者，共产党认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听，缩写为“无产者”。
痞的另一个表现是耍无赖，被人称为独裁时摆出一副恶霸嘴脸，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施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
(五) 基因之五：间－渗透，离间，瓦解，取代
骗、煽、痞犹不够，间亦用之。中共渗透有术，地下工作的“前三杰”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北风，他们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中央特务二科科长陈赓。钱壮飞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于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围剿决策和情报，就由钱壮飞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信函，经李克农亲自送至周恩来手中。一九三零年四月，表面上由钱壮飞率领，实际上由陈赓领导，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证件和经费，在东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属国民党、暗属共产党的双重特务组织。
李克农亦曾打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担任译电员，中共保密局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急电就是被李翻译后由钱壮飞送给周恩来的，免除了被一网打尽的下场。
亲共的杨登羸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特派员，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员，便让他去逮捕和处决。 河南一个老干部，曾因得罪了共产党中的干部，便被自己人开后门送到国民党监狱中关押了好几年。
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情报战线直达蒋介石身边，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了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刘斐中将竟是中共地下党。当政府军被调动的军队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了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了作战计划。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辉，将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的计划通报周恩来，所以胡宗南打进延安时，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周恩来曾经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六) 基因之六：抢－巧取豪夺成为新秩序
中共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都需要钱，于是“筹款”就成了红军的一大任务。而“筹款”的主要形式就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比如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地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
“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夺推广到社会，代替传统成为新的秩序。共产党大恶小恶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积。什么人都给点小恩小惠，为的是挑动一部份人斗另一部份人。于是积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会杀人就行。“共产大同”实际成了对暴力豪夺的认同。
(七) 基因之七：斗－摧毁传统宗法秩序和国家制度
骗、煽、痞、间均为了抢、斗。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共产革命决不是无组织的打砸抢，党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也就是指明了要摧毁乡村的传统制度和习惯。
共产党的斗还包括武斗、武装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夺取政权时要斗，若干年后的文革中，同样的斗争基因又被用于教育下一代。
(八) 基因之八：灭－创造了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
共产党做的许多事都很绝。其许诺知识分子以人间天堂，而后来把他们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对地主资本家财产的剥夺，对地主富农阶级的消灭，对乡村秩序的摧毁，对地方政权的攫取，对有钱人的绑票勒索，对战俘的思想和灵魂洗脑，对工商资产阶级的改造，对国民党的渗透和瓦解，对共产国际的分裂和背叛，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洗，对党内的高压政治，做的事都很绝。
这一切，无不建立在它的群体灭绝理论基础之上，历次运动无一不是恐怖主义的群体灭绝运动。共产党从早期就开始创造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由共产党的阶级论，革命论，斗争论，暴力论，专政论，运动论，政党论等等组成，全是各种各样群体灭绝实践经验之总汇。
中共最大特色的群体灭绝是从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灭绝，这是符合其集团根本利益的恐惧统治方法。你反对它，它要消灭你，你拥护他，它也可能要消灭你。它认为需要消灭的就要消灭，以至造成每个人都有危机感，都惧怕共产党。
(九) 基因之九：控─用党性控制全党，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会
所有的基因都为著同一个目地：恐惧型的高压控制。共产党的邪恶，使它成为所有社会力量的天敌。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党就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挣扎，其最大危机一直是生存危机，存在就是恐惧，永恒的危机感。危机中的恐惧成了共产党最高利益所在--艰难维持党的集团存在和权力。共产党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坏补充著它力量的不足。党的利益不是个体党员利益，也不是所有个体利益的总和。它是共产党集团的利益，高于个人的一切。
“党性”是党这个邪灵最厉害的本质之一，具有无限扩展，吞噬人性，把人变成非人的强制能力。周恩来和孙丙文是同志，孙丙文死后其女儿孙维世被周恩来认作的乾女儿。文革中孙维世挨整，孙维世的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了一个长大的钉子，可是在孙维世的逮捕书上签字同意的却是周恩来。
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任弼时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鸦片专员。鸦片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敢冒违反民族主义之大不韪而大片种植鸦片，确实需要点党性。因为极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境外赚取经费。中共新领导人在任弼时生日一百周年时发表讲话，称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他的党性高度评价。
一个党性模范是张思德，党说他是烧砖窑倒塌而牺牲，民间说他是烤鸦片而死。因为他默默在中央警卫团当兵，不求升迁，得到了中共“重于泰山”的褒奖。他和后来的另一个典型的党性榜样，以“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著称的雷峰，俩人长期被用来教育全中国人，要象他们那样忠于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的无数英雄模范都被用作这种强化党的钢铁意志和党性原则的示范。
在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更是把思想控制的基因发扬光大，共产党成功的铸造了几代党的“工具”和“螺丝钉”。党性被强化成了一贯的思维定式，千篇一律的行为模式，推展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党性行为模式披上国家之皮，党性思维定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我洗脑，服从和配合邪恶的机制。
二. 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
中国共产党说自己的历史是“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历史，给自己脸上贴金为的是给共产党政权赋予合法性。 但事实上，共产党的发家史一点也不光彩。它只有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的九大基因，才最终夺取了政权。
(一)中共成立－喝苏共的奶水长大
中共教育人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中共成立之初，是苏俄的亚洲中国支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卖国政党。
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没有钱，没有理论和实践，更没有主心骨，加入共产国际是对暴力革命的参与和依附，中国暴力革命和马克思、列宁阶段的暴力革命一脉相承。共产国际是全球颠覆各国政权的总指挥部，中共那时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执行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中共仰仗苏共成熟的暴力夺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都听命于苏共，照抄外来非法组织的地下秘密生存方式，实行严密监视控制。苏共是中共的主心骨和靠山。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是由共产国际主持制定的，宣言依据的是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建党学说，以苏共党纲作为重要依据。中共党的灵魂是苏共式的外来品。中共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经有不同意见，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教廷的命令，隶属和屈从苏俄。
陈独秀在1923 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一年来，共产国际在中国用款20余万，而中共成绩不佳，共产国际责备中国同志太不努力。
据中共解密文件不完全统计，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收入16,655元；1924年1500美元和32, 927.17元；1927年为187,674元，每月共产国际给费用平均在2万元左右。中共现在的拉关系、走后门、迎合、买通、甚至威胁等方法在早期已经使用。共产国际主管曾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不断要钱的作法，“他们利用经费来源不同（国际联络局、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军事组织）这一情况，得以弄到这些经费，因为这一个来源不知道另一个来源已经拨出。......有趣的是，前来的同志总是不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国同志的情绪，而且甚至了解应该怎样区别对待与这项或那项拨款相关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数同志相信不能通过正式途径弄到，就开始逃避事务性的会见。然后采取最粗暴的敲诈手段，如散布谣言，说甚么基层工作人员似乎责备苏联，把钱给了军阀，而不给中央。”
(二) 第一次国共合作－附体挖心，破坏北伐
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蒋介石背叛了国民革命，共产党被迫武装起义。
但实际上，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了附体于国民革命而发展自己，并且在行动中急于夺权发动苏维埃革命，实质上破坏和背叛了国民革命。
1922年7月中共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因为急于夺取政权，反对与国民党联合的意见主导了大会。但是太上皇共产国际推翻决议，指令中共加入国民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时它有党员994人，提出了中国的领导权问题。共产党在孙中山去世以前已经提出领导权问题，如果孙中山没有去世，中共夺权针对的就不是蒋介石了。
靠了苏俄撑腰，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大肆抓权：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冯菊坡担任工人部长全权处理事务的部秘书，林祖涵担任农民部长，彭湃在农民部担任部秘书，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军校、军队领导权向来是共产党关注的焦点：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担任副主任。周恩来还兼军法处处长，到处安插苏俄军事顾问。不少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军校政治教官和教职人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并规定没有党代表的附属签名，一切命令均不生效。这样附体于国民革命的结果，使得中共由1925年的不满千人，爆增至1928年的三万人。
北伐革命始于1926年2月。但是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进行了三次武装暴动，最后进攻北阀军师部，被北阀军解除了武装。化名伍豪的周恩来被抓，发表了悔过声明才被释放。广东的总罢工纠察队每天都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国民党派军队增援警察巡逻，并派秘密人员监视专门进行鼓动的人。这样的骚扰直接导致了“四・ 一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大清洗。
1927年8月国民革命军内的共产党借机发动南昌暴动，被很快镇压下去。9月发动了攻打长沙的秋收起义，也被镇压下去；共产党开始实行“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的网络式控制，流窜到井冈山地区，建立了农村局部政权。
(三)湖南农民暴动－发动痞子造反
北伐革命，国民革命在征战军阀，共产党在农村造反夺权。
1927 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是流氓起义，与首场著名的共产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义互相佐证。法国人民和当时在巴黎的外国人都亲自见证，巴黎公社社员是毫无理想、破坏成性的一群流寇，住高楼大厦，吃美味珍馐，只知眼前快乐，不知有死。在巴黎公社暴乱期间，他们实行报禁；把给国王宣讲的达尔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质枪毙，暴杀教士六十四人；纵火焚烧宫殿；官署民宅，纪功碑，铭勋柱，无不摧残槌碎以为快事。法国首都富丽甲天下，欧洲无人可比，楼台化为灰土，民众惨成枯骨。凶残惨酷之祸，古今所未有也。
毛泽东承认，“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
(四)北上抗日－失败逃亡
中共把“长征”说成是北上抗日，把“长征”炒成了中国革命的神话：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北上抗日是中共掩盖失败的一个无耻谎言，史实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共农村政权相继丧失，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逃亡。这才是“长征”的起因。
向西突围，曲线接近外蒙和苏联才是真正的长征路线意图。当时中共步履维艰，西进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敌遭聚歼，兵败则进入苏联。选择走山西和绥远，一方面可以高举抗日大旗争得民心，另一方面是这一带安全，没有日本人，日军侵占的是长城一线。一年后共产党长征逃亡到陕北时，中央红军主力由八万多人减至六千人。
(五)西安事变－成功用间，二次附体
西安事变，指发生于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兵变。
按照中共的教科书说法，西安事变是张、杨逼蒋抗日的“兵谏”，同时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赴西安商讨事变善后事宜，在全国各界的调停下，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中共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顾全大局、爱国抗日的红脸。
但是越来越多的资料揭示出，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张学良身边已聚集了许多共产党的特务。例如地下党员刘鼎，经宋庆龄介绍送到张学良的身边，为策反西安事变立下了汗马功劳。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表扬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而杨虎城的身边，夫人谢葆真直接就是共产党，在杨的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 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后来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王炳南，当时就是杨公馆的座上客。正是他们这些杨、张周围的许多共产党直接策反了这次兵变。
在事变之初，中共的领导人很想杀掉蒋介石，以报围剿之仇。当时的中共在陕北力量已经很弱小了，处于一役就可能被彻底消灭的困境，所以中共才尽其煽、骗之能事，策动了张、杨兵变。但是斯大林出于牵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苏联的需要，亲自写信给中共中央，指令不杀蒋介石，而是要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看到，凭当时中共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吃掉国民党，即使杀了蒋介石，共产党更可能被赶来报仇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所消灭。于是中共立刻改变腔调，以联合抗日为名，迫使蒋介石接受二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策动兵变在先，把蒋介石置于屠刀之下，却又转过身来唱红脸，逼著蒋介石答应再次接纳共产党。于是中共不仅躲过了灭顶之灾，而且得以二次附体于国民政府，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再次发展壮大。中共之于狡诈欺骗，不可不称高手。
(六)抗日战争－借刀杀人，扩大自己
在中共的教科书里，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但是事实上，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有一百七十余万军队，十一万吨排水量的军舰，各种飞机约六百架。而共产党加上1937年11月改编的新四军，总数仍没超过七万人，内部还争权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战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队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中共的势力就会削弱。在中共的眼里，领导权问题，而不是民族存亡的问题，才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于是策划了“在联蒋过程中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能在党内讲，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的方针。
九・ 一八事变后，中共所为几乎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并肩作战。在满洲事变宣言中，中共号召全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士兵哗变”，推翻中国政府。
共产党虽然高举抗日大旗，却只在后方收编地方军和游击队，除了平型关之战几个屈指可数的对日战斗外，共产党并无抗日战绩可言，只是在忙于扩大地盘，在日本投降时抢著受降日军，把自己扩充成号称拥有九十余万正规军和两百万民兵的强大力量。而抗日的正面战场则全留给了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战死疆场的将军有二百多人，共产党的指挥官则几乎毫无损失。但是中共却一再告诉人民，国民党不抗日，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七)延安整风－开创闻风丧胆的整人模式
用抗日的名义吸引了无数爱国青年来到延安，又在“革命圣地”用整风迫害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中共在建国以后继续把延安描绘成“圣地”，却不讲延安整风的罪恶。
延安整风运动是人中最恐怖、最黑暗、最残暴的权力游戏。以整肃小资产阶级毒素的名义，党清洗著人的文明、独立、自由、容忍、尊严等价值。整风的第一步，是建立每个同志的人事档案，包括(1)自我概述，(2)政治文化年谱，(3)家庭成份与社会关系，(4)个人自传与思想变化，(5)党性检讨。
在档案中要交代你出生以后所有认识的人，发生的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反复地写。发现有遗漏，就定成问题人物；还要交代参加过的所有社会活动，特别是入党的经过。重点交代参加活动过程的所思所想。最关键的是党性检讨，主要了解在思想意识上，言论上，工作态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党性的行为。以思想意识为例，要检查入党、入伍后是否计较个人利益，是否借党的工作达到私人的目地。对革命前途是否动摇过，或者战斗怕死，想家想老婆。因为没有客观标准，每个人都被发现有问题。
审查干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内奸，必然产生无数冤假错案。整风时代的延安，被称作是一座人性的炼狱，伤害了大批干部。抗日军政大学进驻了审干工作组，两个月的赤色恐怖，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照像，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台让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没有问题，否则就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
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受不了，说延安的情形令人丧气，人们不敢与他人交往，各怀鬼胎，人人流露出紧张和恐惧，每人都不敢为真理及为被诽谤中伤的朋友辩护，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恶棍因阿谀平步青云，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们快疯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饭碗，荣辱尊严、同志间的爱都被抛弃得一乾二净。人们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背诵党领袖的文章。这一套做法几乎不做任何改动，就可作为共产党中国成立后大小运动的写照。
(八)三年内战－卖国夺权
俄国的二月革命是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沙皇也以国家民族为重，退位而不是反抗到底。列宁急忙从德国赶回俄国，又搞了一次政变，把推翻沙皇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们杀害，搞起共产革命来，把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扼杀了。中共和列宁一样，把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摘取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动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解放战争，把中国再次推入战争灾难。
中共以人海战术著称。辽沈，平津，淮海，用的是人肉作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蛮、最不人道的战术。在围困长春的时候，为了消耗长春城内的粮食供应，解放军奉命不许老百姓出逃，结果打长春兵困两个月，活生生饿死冻死阵地前城门外逃难的国民近二十万人而不肯网开一面，事后却完全没有一丝愧疚，说什么“解放长春兵不血刃”。
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后与苏联签订《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出卖祖国权益和东北资源，换取苏联在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双方协定苏共经常供应50架飞机补充中共，将收缴的日本武器分两期全部给予中共，苏方控制的东北的弹药、军用物资平价售给中共。国民党一旦对东北发动两栖登陆攻势，苏共秘密协助中共军队作战。苏联协助中共夺取新疆控制权；建立苏中联合空军力量；装备中共11个师。把美国援助苏联的130亿美元的武器的三分之一运入东北。中共为了获取苏联支持，承诺苏联对东北陆路、空中交通的特权；对苏提供国民党政府和美军行动情报；以东北物产，棉花，大豆，战略物资供应苏联，换取精良武器；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矿产的权利；有权在东北和新疆驻军；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在中国。如果欧洲爆发战争，中共应派远征军10万，劳工2百万支援苏联。除此之外，中共还承诺将辽宁、安东省的特别区域在适当时并入朝鲜。
三. 党邪恶基因的表现
(一) 党史的特征－永恒的恐惧感
永恒的恐惧感是中共党史的最大特征，生存恐惧成为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最高利益。这种延续生存的最高利益，以强力支撑著那变换无穷的皮中之恐惧本质。它象原生癌细胞一样扩散、渗透了肌体的每一个部位，把其他正常细胞吞噬、癌化掉。在历史循环中社会解决不了共产党这个变异的物质，任其扩散，每一层次和范围都无法消化这种强力的变异因素，众多社会被污染，更大面积的泛滥著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因素。这些东西又不断的被共产党加强和利用，从根本上变异了人的道德和社会。
共产党是不讲人们公认的道义原则的。共产党的一切原则都绝对为其集团利益服务，以绝对自私为最高原则，没有任何道义原则抑制其集团欲望。从它的自我原则为根本，它需要不断披上不同的外皮。在这个持续危机锁链的早期，中共附著在苏共上，附著在国民党上，附著在国民政府实体上，附著在国民革命上；在它夺取政权以后，中共附著在各种机会主义上，附著在民意民情上，附著在社会机制和手段上，附著在一切之上，把每一次危机，都作为党发家的机会，加强其强制手段。
(二) 以一贯之的邪恶是起家的“法宝”
共产党称革命胜利靠的是三大“法宝”：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国民党根据自己的教训，给共产党加了两条：宣传和使用间谍。党的各大“法宝”都贯穿著共产党所有的流氓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
马列从本质上就是邪的。滑稽的是中共党人都不懂马列。林彪曾说没有几个中共党员真正读过马列。瞿秋白被公认为思想家，承认仅仅看过一些马列皮毛。毛泽东思想是农民造反的山沟马列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姓资。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更是什么也不是的拼凑了。中共不懂马列，只是从马列中继承了邪，又在其邪恶基础上塞进了他们更邪恶的私货。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共的统战工作，是骗和短期收买的并用。统是为了战，使共产党从孤家寡人变成人多势众，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有统就有分，分出哪些是敌、我、友、左、中、右，分出哪些该拉，哪些该打，什么时候去拉，什么时候去打。上一阶段可以化敌为友，下一阶段可以化友为敌。比如民主革命时期团结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消灭资产阶级。又比如民主党派领导人章伯钧，罗隆基等在夺取政权时期中共需要他们帮腔，取得政权后不再需要，便打成右派。
(三)党是成熟的流氓
党有软硬两面功夫。软功：宣传，统战，离间，特务，策反，两面三刀，挖心，洗脑，造谣欺骗，掩盖真象，心理战，制造恐怖气氛，恐惧症，健忘症；这些软功可以灭人性，调动恶的一面。硬功：暴力，武装斗争，镇压，政治运动，杀人灭口，绑架，消音，武斗，定期严打，等等；这些硬功是党制造恐怖的保证。
党往往是软硬兼施，时松时紧，外松内紧，一放一收，引蛇出洞。中共不停的以民主来将国民党的军，但在共产党统治区内的知识分子王实味稍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被当成典型整斗，最后遭斧头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一位参加过延安整风，挨过整的老干部回忆道，当时被拉去逼供信，在极度高压之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良心，编造谎言。当第一次经受这种事情，想到自己对不起被牵连的同志时，恨不得一死了之。刚好桌上放著一支枪，拿起来对准自己的脑袋，扣了扳机。没有子弹！负责审查他的那位干部这时走进来说，“做错了事承认就好了。党的政策是宽大的。”这样，党知道你达到极限了，也知道你是“忠于”党的，于是过关了。若干年后，这位老干部在香港了解了法轮功，感到很好。但一开始镇压，所有先前的记忆全回来了，再不敢说法轮功好。
类似的例子还有末代皇帝溥仪，被关在监狱里不断看见别人被杀，以为自己也要被处死了，出于活命的本能，主动配合，自己洗脑，最后写了《我的前半生》，成为中共成功进行“思想改造”的典范。
据现代医学研究，在恐惧高压和被隔离的环境下，许多受害者会对施暴者产生一种畸形的依赖，以其喜怒哀乐为自己情绪的转移，一旦后者施以小惠，前者便感激涕零，甚至生出“爱”来。 这种心理学现象，事实早已被中共成功的运用于对敌人以至对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思想改造之中。
(四) 党是最邪恶的
党的前十任总书记无一例外的成为反党分子。显然，这个党有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活的独立的肌体。不一定是党的领导人决定党的方向命运，而是党决定其领导人的命运。江西苏区面对国民政府军队围剿，连生存都成问题，却一点不妨碍党以打AB团的名义的把自己人夜里拉出去枪毙，或者用乱石砸死，要节省子弹。在陕北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夹缝里生存，却进行了以延安整风为名的内部大清洗，杀人无数。如此大规模的内部反复大屠杀，却不影响其扩大势力最终统治中国大陆，把这种自相残杀模式从当年的小小苏维埃扩展到全国。就像一个恶性肿瘤，在疯长的过程中，核心坏死了，外围还在不断吞噬原生的肌体扩展自己。原来的肌体部分被吞食后，成为了肿瘤的成分。不管一个人好坏，一旦进入中共，就成了破坏力量的一部分，越正直越认真，破坏性越大。毫无疑问，当这个肌体被彻底毁坏时也就是这个肿瘤自己的死亡期。可肿瘤却是一定要这样的。
中国共产党公认的创始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文化人，不喜欢暴力，告诫共产党人，如果强化国民党内共产党的政党意识，对领导权有浓厚的兴趣，必然会导致革命内部的紧张。五四一代最激烈的人物尚心存宽容之道。他是第一个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人。
另一位领导人瞿秋白认为共产党应该亲自去战斗，去撕杀，去组织暴动，去摧毁任何一级可能摧毁的政权，用极度无序的办法使中国社会恢复秩序。不想，瞿秋白临死前坦承，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党的领导人王明奉命于共产国际，主张联合抗日，而不是扩大共产党根据地。在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和张闻天不能说服他们的同志，他们苦恼无法将实质一语道破：凭红军当时的实力，无力聚歼日军一个师团，凭一时的冲动把队伍拉出去拼，中国的历史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了。在“舍身取义”的传统文化主导的人文场中，毛泽东只好保持了沉默。王明后来被定为先左倾后右倾的机会主义。
胡耀邦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共产党赚回了民心，仍然被打下去。赵紫阳为挽救共产党搞改革，最后也没有好下场。共产党的各届新政又能做什么呢？真正要改革共产党，共产党就会灭亡，共产党给他们的权力马上丧失合法性。靠一个机器自己生产出来的力改变它自己，到一定程度就肯定不行了。所以共产党的改革是无可能成功的。
党的领导人都是坏的，革命怎么还能进行并且扩大？在许多最邪恶的时刻，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败下阵来，因为他们的邪恶劲儿都不够水平，只有最邪恶的才能符合党的需要。党的领导人都是悲剧收场，党自己顽强的活著。能生存下来的领导人不是能操纵党的，而是摸透了党的，顺著党的邪劲儿走，能给党加持能量，能帮助党度过危机的。难怪共产党员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就是不能与党斗，都是党的驯服工具，最高境界也就是互相利用。
痞在今日已是党的一大奇观。党的这个错误是张国焘的，那个错误是四人帮的。毛泽东的三七开，邓小平的四六开。党却从来没有错，党错了是党自己纠正的，“向前看”，“不要纠缠历史旧帐”。连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都堕变成社会主义温饱，连马列主义都被“三个代表”取缔，连自己都可以骂。为了维护其统治，如果人们见到共产党搞民主，开放宗教自由，一夜之间抛弃江泽民，平反法轮功都不要奇怪。惟有一个东西不会改变－那就是党的集团目标、集团生存、集团权力的宗旨不变，维护共产党的权力和统治不变。
共产党把暴力恐惧和高压灌注成党的理论纲领，化成党性，党的最高原则，化成领导人的灵魂，化成整个党的运作机制和所有党员的行动准则。党是钢性的党，有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全党党员的行动必须一致。
结语
是历史的什么力量选择了共产党？为什么不选择别的要选择中共？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存在著两种势力，两种选择。一种是旧的、邪的势力，它要进行恶的、负面的选择。另一种是正的，好的势力，要进行好的、善的方面的选择。共产党是旧势力的选择。之所以选择共产党，就是因为它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成，是邪恶的集中代表。在当时，它利用并欺负人们的善良，一步一步成了今天的气候。
共产党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意味著什么？1921年中共建党到 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都证明没有共产党的血腥和狡诈，就没有它的天下。中共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任何团体，因为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编造的理论，根据中共的随心所欲，可以把一切任意的行动都置于冠冕堂皇之中，与某些部份的群众巧妙的连在一起，做出强力的解释，通过每日每时的各种宣传，将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披上理论的外衣加以实施，以证明其永远正确。
中共的起家史是一个集邪恶之大全的过程，毫无光彩可言。中共的起家史恰恰说明中共政权没有合法性，不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是共产党强售其奸，靠了其无比邪恶的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把一个外来邪灵强加给了中国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