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4年12月05日】
前言
喧嚣一百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带给人类的只有战争、贫穷、血腥和专制，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崩溃，在上个世纪未终于走入了尾声，从老百姓到党的总书记都再也没有什么人相信共产主义的鬼话了。
既不是“君权神授”，也不是“民主选举”的共产党政权，在其赖以生存的信仰彻底破灭的今天，其执政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不愿顺应历史的潮流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施展在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积累的集邪恶之大成的各种流氓手段，开始了又一轮寻找合法性、图谋起死回生的狂乱挣扎。改革也罢，开放也罢，中共的目的只是为了死死维持其集团利益和独裁政权。中国最近二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在仍然受到严密束缚下取得的辛劳果实，不但没能使中共放下屠刀，反而被中共窃为执政合法性的资本，让其流氓行径更具欺骗性、迷惑性。最可怕的是，中共正在倾其全力，企图把中国人都变成大大小小的、程度不同的流氓，摧毁着整个民族赖以生存的道德根基。
为了民族的长治久安，为了让中国早日步入没有共产党的时代而重塑民族的辉煌，在历史的今天，认清共产党为什么要耍流氓及其流氓本性，也就变得尤为重要。
一．共产党的流氓本质从来没有改变
（一）共产党的改革是为了谁？
历史上，每次中共遇到危机时，都会表现出一些改善的迹象，诱发人们对中共的幻想。无一例外的是，这些泡影一次一次都破灭了。今天，在中共急功近利的橱窗式经济繁荣假象之下，人们对共产党又产生了幻想。但是，共产党自身的利益同国家民族利益的根本冲突决定了这种繁荣不可能持久，其许愿的“改革”只是出于维护中共的统治，只能是换汤不换药的跛足改革。畸形发展的背后潜伏着更大的社会危机。危机一旦暴发，国家和民族又将受到巨大冲击。
随着中共领导人的世代交替，他们不再有打天下的资历，也越来越没有坐天下的威信，但是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在合法性的危机中，维护它的集团利益却越来越成为维护个人利益的基本保障。这样以私为本而又无所约束的政党，人们幻想它能在不折腾中发展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我们看看中共的《人民日报》是怎么说的：
“历史的辩证法教会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变的，必须改变，不变则衰；不该变的，决不能变，变则自我瓦解。”（2004年7月12日头版）
甚么是不该变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004年7月12日头版）
人们弄不懂它的中心和基本点到底是什么，但是，谁都明白共产邪灵维护其集团利益和独裁专制的决心是坚不可摧的。诚然，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溃败了，行将就木，那是共产主义的定数。但是，越要败亡的东西，越具有垂死挣扎的毁灭性。同共产党谈改良民主，无疑与虎谋皮。
（二）“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
在共产党走向衰败的时候，人们意外的发现，邪灵附体的中共几十年来靠着千变万化的流氓手段已经把共产党的因素注入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年，多少人在毛泽东的遗像前痛哭流涕地重复着一句话，“没有了毛主席，中国怎么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二十几年后的今天，在世界谈论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之时，中共新的媒体宣传又同样使人们发出了“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的担忧。
事实上，中共无孔不入的统治方式，让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思维方式，甚至判断中共的标准，都深深打上了中共的烙印，甚至就是中共的一套。如果说过去是靠灌输来控制人们的思想，现在是中共收获的时候了。因为那些被灌输的东西已经被消化，已经演变成人们自己的细胞，人们自己就会主动按照中共的逻辑去设想去思考，去设身处地从中共的角度出发来论证事情的对错了。“六四”开枪，有人说，“我要是邓小平，我也用坦克镇压”；镇压法轮功，有人说，“我要是江泽民，我也要彻底铲除”；禁止言论自由，有人说，“我要是共产党，也得这么干”。真理和良知没有了，只剩下共产党了。这是中共流氓本性中最阴险毒辣的手段之一。只要人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中共的这些毒素，中共就会从中吸取能量而维持生命。
“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这种思维方式，正是中共梦寐以求的，让人们用它的逻辑思考问题。
中华民族在没有中共的情况下早已走过漫漫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世界上任何社会也并没有因为一个王朝的覆灭而停止前进的脚步。可是经历了数十年中共统治之后的人们对这些已经麻木了，中共长期的宣传，把党比作母亲的教育，无所不在的中共政治，使得人们已经想不起来要是没有了中共，我们该当如何生活了。
没有了毛主席，中国并没有倒下；没有了共产党，中国就垮了吗？！
（三）谁是真正的动乱之源？
很多人对中共的流氓作为有相当了解和反感，厌恶共产主义那一套整人骗人的东西。但是，老百姓被中共的政治运动和挑起的动乱搞怕了，害怕中国乱，一旦中共用“动乱”来威胁百姓，人们出于对中共强权的无奈，只好默认中共的统治。
事实上，拥有几百万军队和武警的中共，才是中国真正的“动乱”之源，老百姓没有理由去“动乱”，更没有资格去“动乱”。只有逆潮流而动的中共，才会草木皆兵，把国家拖入动乱。“稳定压倒一切”，“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成为中共镇压人民的理论基础。谁是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不是搞专职暴政的中国共产党吗？搞动乱的中共，反用“动乱”来要胁人民，流氓从来就是这样做的。
二．经济发展成为中共的祭品
（一）盗用人民辛勤劳动创造的成就
中共自认的“合法性”就在于这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事实上，经济的发展正好是中国人民在中共的束缚中被稍稍松绑后一点一滴建设起来的，同中共毫无关系。但是，中共却宣传成是它的功劳，还要人民感恩戴德，好像没有中共，就没有这一切。大家知道，在许许多多其他没有共产党的国家，早就有了更好的一切。
奥运会夺了金牌，运动员要感谢党，党自己更是当仁不让地把虚假的“体育大国”的冠冕作为歌颂党的英明领导的资本；中国被“非典”折腾得够呛，最后却说“靠的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才战胜了病毒（《人民日报》语）；“神五”上天，本是航天科技人员的贡献，却被中共当作只有它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挤入世界强国的证据；就连那个2008年的奥运主办权，本是西方伸出的鼓励中共人权改善的橄榄枝，却被中共当做为其“合法性”贴金、大肆镇压民众的藉口；外国人看好的“巨大市场潜力”，原本来自13亿中国人民的消费能力，却被中共据为己有，作为要胁西方配合中共统治的锐利武器。
但凡坏事都是反动势力和个别人干的，好事则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干成的。任何一件成就，中共都拿来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涂脂抹粉。就连有些坏事，中共也可以让其坏事变好事来为它服务。例如，在被中共严密封锁的爱滋病泛滥真相再也包不住的情况下，中共摇身一变，精心布置的宣传马上把罪魁祸首的中共装扮成了人类疾病的挑战者，爱滋病人的福音。多么人命关天的事情，中共想到的只是利用它来粉饰自己。这种明抢暗夺的作法，也只有中共这样的流氓才能做得出来。
（二）短期行为，后发劣势
面临着严重“合法性危机”的中共，为了维护统治而推行的改革开放，急功近利，使中国落入了“后发劣势”。
“后发劣势”或“后发优势”的概念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就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所以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然而技术模仿虽然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发展的效果，却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失败。
中共正是走的这条“后发劣势”的失败之路，这二十几年的“技术模仿”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共把这些成就作为向老百姓证明它的执政“合法性”的资本，从而进一步抵触危及中共自身利益的政治体制改革，宁愿牺牲民族的长期发展利益。
（三）中共的经济发展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事实上，中共的经济发展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榨取性的过度消耗甚至浪费的基础之上，并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中国的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份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中国贡献世界经济总量不到4％，对钢材水泥等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新华社2004年3月4日报导)。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中国每年沙化土地面积从100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一九八零年中国人均耕地近2亩，二零零三年减少到1.43亩，在轰轰烈烈的“圈地”热潮中最近几年全国耕地就减少了一亿亩。中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中不适合人类和牲畜饮用的水占40.9％，而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中国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这样的增长，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承受不起（新华社2004年2月29日报导)。
正是在短期的经济繁荣假象之下，中共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阻碍“制度进化”的自然选择性。正是这种不彻底的半吊子改革，让中国社会愈加畸形化，社会矛盾愈加尖锐，葬送着民族的未来。并在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中，借用权势，中饱私囊。
对比抛弃了共产主义以后的俄罗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时进行，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开始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三年，俄罗斯GDP累计增长29.9%，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西方商界不仅开始议论“俄罗斯经济现象“，而且开始大举进入俄国这一新兴投资热土。俄罗斯在世界最具投资吸引力国家的排名由二零零二年的第十七位提升到二零零三年的第八位，首次进入世界最受欢迎的十大投资地之列。
（四）中共对农民的一次次欺诈
中共的天下是靠农民打下来的，老区的百姓更是为中共奉献了一切。但是，中共夺权后，农民却受到了严重的歧视。
中共建政后制定了极不公正的制度：户籍制。强行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一个国家无端制造出两级分裂和对立。农民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救济，没有退休，不能贷款。农民是中国最贫苦阶级，却也是赋税最沉重的阶级。农民要交公积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建设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此外还要交公粮、农业税、土地税、特产税、屠宰税等等。而各种摊派更是名目繁多。而所有这些税费，“非农业人口”都不用承付。
在2004年年初温家宝发布了“一号文件”，揭示出中国农民、农业、农村面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严峻时期，多数农民收入出现徘徊甚至减收，越来越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在四川东部的一个林场，上级拨款50万用于植树造林。林场领导先吞下20万给自己，其余的30万承包下去，一层一层克扣，最后所剩无几的钱分给了真正去造林的当地农民。政府不用担心农民嫌钱少不去植树，因为太穷了，再廉价，农民也一定会去干。“中国制造”的东西之所以如此便宜，也是同样的道理。
（五）经济利益，要胁西方
很多人都认为贸易往来能够促进中国人权、言论自由、民主改革。经过十几年下来，证明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事。最典型的就是做生意的原则，西方的公平透明在中国变成了人际关系、行贿受贿、贪污腐败。许多西方大公司成为在中国为腐败推波助澜的急先锋，更有的成为中共践踏人权、镇压人民的掩护体。
打经济牌是中共流氓手法在外交上的体现。中国的飞机定单是给法国还是美国？这完全要看谁在人权言论等方面有没有对中共说三道四。中国的经济利益把为数不少的西方商人和政客紧紧地套住了。北美的一些网络公司为中共封锁互联网提供专门产品；一些门户网站为了登陆中国，自动要求“自律”，过滤中共不喜欢的信息。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止二零零四年四月底，全国累计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为9901.3亿美元。外资为中共经济大输血的作用，可见一斑。而在这输血的过程中，外资并没有把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作为基本的原则带给中国人民。外商和外国政府的“无条件”配合和有些国家献媚的讨好反而成为中共用作宣传的统治资本。在经济的表面繁荣的幌子下，官商勾结，瓜分国家财产，阻碍政治改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三．中共的洗脑术从“赤裸裸”走向“精致化”
常常听到人们说这样的话，“我知道中共过去谎话连篇，但这一次他说的是真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把时光倒流，在很多次中共历史上的重大错误时刻，人们说的都是这样的话。这就是中共几十年来练就的欺骗人民的谎言本领。
由于人们对“放卫星”式的谎言有了些抵抗力，于是中共的谎言宣传也走向了“精致化”“专业化”的道路。谎言从过去的口号式宣传变得更加“循序渐进”、“细致入微”，特别是在信息封锁下，用基于某些片面“事实”的谎言来误导民众，其危害比“放卫星”更具迷惑性。
英文杂志《中国聚焦》（Chinascope）2004年10月登载了一篇中共今天如何用更“精致”的手法制造谎言、掩盖真相的案例分析。在2003年大陆萨斯病期间，外界普遍质疑中共隐瞒疫情，但中共一再否认。为了了解中共对于萨斯病的报导是不是客观，作者阅读了新华网从年初到4月初的所有400多篇关于萨斯病的报导。从这些报导中，作者了解到萨斯病一出现，从中央到地方的专家及时会诊，给予治疗，病人已经康复出院；坏人掀起抢购风，政府及时辟谣，杜绝流言，保障了人民生活秩序的稳定；外国极少数反华势力没有根据的怀疑中国政府隐瞒，但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是不相信他们的，广州交流会将是历史上参展厂家最多的一次；外国游客作证说在中国旅游是安全的；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也出面说中共配合得好，措施得当，没有问题；专家还被批准去广东公开考察。读完这400多篇报导，作者觉得中共在这4个月的时间里一切都很透明，对人民健康绝对负责，怎么可能隐瞒什么消息呢？直到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国萨斯病全面爆发，变相承认一直隐瞒疫情，作者才明白真相，切切实实见证了中共的流氓欺骗手段。
在台湾大选上，中共也是用这种“循序渐进”、“谆谆诱导”的方式暗示人民，选举总统将会导致：自杀率上升，股市崩盘，“怪病”增多，精神失常，岛民外移，家人反目，生活消极，市场冷清，当街乱射，纷争抗议，包围总统府，天下大乱，政治闹剧……一天一天地给大陆民众灌输这些消息，让人民用自己的思维自觉地得出：“这一切都是选举惹的祸”、“我们千万别搞民主选举”。
在法轮功问题上，中共的抹黑手法更是创出水平。一切都演得那么逼真，一个接着一个地出台，不由得许多老百姓不信。中共骗人的流氓手法，做到了让被骗者心甘情愿主动相信中共的谎话，被骗者还以为自己真理在握。
在这几十年间，中共洗脑宣传的骗人功夫变得更加“精致”、“微观”，是其谎言流氓本质的自然延伸。
四．中共的人权伪装
（一）从为夺权争民主，到独裁统治和人权伪装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 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您也许认为这是境外敌对势力讨伐中共的檄文，您错了──以上宣言出自1945年9月27日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
高唱“普选”，要求“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的中共，在窃取政权之后，连“普选”的话题都成为了禁忌。号称“当家做主”的人民却毫无做主的权利。如此行径，连“流氓”二字，都不足以形容中共的面目。
如果您认为毕竟事过境迁，靠杀人起家、谎言治国的中共邪教现在要改良从善，真的愿意“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那您又错了。我们来听听在60年过去后的今天，中共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是如何说的：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是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的根本需要。”（2004年11月23日第九版）
江泽民曾接受CBS著名记者华莱士采访，对“中国为何依然没有实现普选”的问题，他当时作出如下解释：“中国人素质太差”。
可是早在1939年2月25日的《新华日报》上，共产党就呼吁，“他们（国民党）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然而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这就是中共流氓面目的生动写照。
“六四”后的中共，是背负着沉重的人权包袱重返世界舞台的。历史给了中共选择的机会：第一条路是学会尊重人民，真正改善人权；第二条路是对内继续侵犯人权，对外进行人权伪装，逃避谴责。
非常不幸的是，流氓本性注定中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条路：豢养出一大批包括科学界、宗教界在内的专门向外欺骗宣传、鼓吹中共人权进步的伪装人才；拼凑出了一大套强词夺理的什么“生存权”之类的人权谬论；以及无止境地玩弄人权游戏来蒙蔽中国人民和西方民主国家，竟然可以自吹“目前是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
中共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这纯属中共玩弄的文字游戏。千百万法轮功学员被剥夺了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的权利。他们没有任何辩护的权利，连上访都算违法。一些上访团体多次要求在北京组织游行，政府不仅不同意，还把申请的人抓起来。被中共宪法确定的对香港“一国两制”也是中共统治者们为英国政府和香港人民设下的一个骗局。甚么五十年不变，五年便要试图通过23条恶法将两制变为一制。
利用“言论宽松”假象来掩盖监视控制的实质是中共新的流氓策略。中国人现在说话比过去看起来宽松多了，互联网的出现，也使得消息传播起来更快。所以，中共就宣传说言论自由了，而且很多民众也这么认为。这是个假象。不是中共变得仁慈了，而是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中共挡不住了。从中共在互联网上扮演的角色看，它是在封网、过滤、监视、控制、治罪，完完全全是逆潮流而行。到今天，在一些违背人权良知的资本家的帮助下，中共的警察已经实现了在警车行进中就可以监测所有上网人士一举一动的技术装备。看看中共在世界民主自由的大潮流下的所做所为，当着人的面公开干坏事，它的人权怎么可能进步了呢。它自己也说是“外松内紧”。
为了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争取脸面，二零零四年中共搞了一系列严惩人权侵犯的活动。可是，这都是做给外国人看的，根本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因为在中国，最大的迫害人权分子就是共产党自己以及它的前总书记江泽民、原政法委书记罗干、公安部长周永康和付部长刘京。靠他们来维护人权，正是与虎谋皮。
这就如同一个强奸惯犯，过去在背地里一天凌辱十个少女。后来，来往的人多了，罪犯只能当作行人的面一天凌辱一个少女。能说这个罪犯是在变好？从过去背着人到现在当作人面强奸少女，只能说明这个罪犯干的勾当比原来还要下流无耻。而这个强奸惯犯的本性一点没变，只是做起来不如以前方便罢了。
中共就如同那个流氓强奸犯。中共的独裁本质，害怕失去权力的本能，注定了它不会尊重人民的权利。它在伪装人权上所化的人力物力财力，远远超过其真正用于改善人权的努力。共产流氓肆虐中华，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不幸。
（二）绑架十几亿人民的“人质流氓文化”
如果一个破门入室、见色起心的强盗在法庭上辩护说，他的“强奸行为”使他没有机会杀死受害人，在“强奸”和“杀人”之间，不是杀人更坏吗？所以，他应该被当庭无罪释放，人们还应该歌颂他“强奸有理”。
听起来很荒唐，可是在这一点上，中共“六四”镇压的逻辑跟那个强盗是一样的：它说“镇压学生”及时地避免了一场可能会引起的“内乱”。所以，比起“内乱”来，“镇压有理”。
强盗在法庭上反问法官“是强奸好，还是杀人好”，这说明了什么呢？这只能说明这个强奸犯的流氓无耻。同样在“六四”问题上，中共和其同路人不是检讨杀人该不该认罪的问题，而是质问社会“是镇压好，还是打内战好”。
中共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和宣传工具，可以说十三亿老百姓就是被中共劫持的人质。只要有这十三亿人质在手，中共的“人质理论”总是可以说，如果它不镇压某些人，就有可能出现内乱，国家将陷入灾难。在这样的藉口下，中共随时随地想要镇压谁，都可以镇压谁了，而且永远“镇压有理”。如此强奸民意，还有比这更无赖的大流氓吗？
（三）胡萝卜加大棒，从恩赐“自由”到变本加厉地镇压
人们普遍感到现在比过去“自由”多了，从而对中共的改良前景有了希望。其实，人民被“赐予”的自由程度同中共本身的危机感有很大关系。只要有利于维护党的集团利益，中共是什么都可以做的，甚至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要什么给什么。
但是，在共产党统治下、靠恩赐所得到的“自由”是没有法律保障的。这个“自由”是中共在国际大潮流下用来麻痹控制人民的工具。从根本上看，它跟中共的利益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一旦这个冲突激化到超越中共的容忍程度时，中共就会瞬间收回一切“自由”。中共历史上出现过几次言论相对自由的时期，后来又跌入严厉管制时期，反反覆覆，就是中共的这种流氓本性的表现。
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大家如果去读新华网或者人民网，你会发现那里确实有相当份量的负面消息。一是现在坏消息太多，传播也快，行业竞争，不报不行；二是这个报导的基点符合了党的利益──“小骂大帮忙”──坏事的原因都归到某个人身上，与党无关，而“解决的途径”多半要落脚到“非靠党的领导不可”。中共对于甚么该报，甚么不该报，报到甚么程度，是大陆媒体报，也是让海外收编的亲共媒体报，如何把坏消息“升华”为凝聚民心的好结果，可谓炉火纯青。许多大陆年轻人觉得现在中共言论挺自由的，从而对中共恩爱有加、充满希望，就是中共这种“精致的”流氓媒体策略的牺牲品。更有甚者，中共把社会局面搞得越是一团糟，辅与适当报导的负面消息，反而能威胁人民只有依靠中共的强权才能控制大局，胁迫人们除了拥护中共外，别无他途。
所以，如果看到中共释放出甚么改善人权的善意，大可不必认为中共就脱胎换骨了。中共在推翻国民党的斗争中，本来就是以民主斗士的面目出现的。中共的流氓本性决定了中共的一切承诺都靠不住。
五．中共流氓嘴脸面面观
（一）卖国求荣，维护统一是假，出卖国土是真
“一定要解放台湾”、“统一台湾”是中共数十年的宣传口号，藉此扮演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卫道士。中共真的关心国家的领土完整吗？非也！台湾不过是国共之争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被中共用来作为打击对方，笼络人心的筹码。
早期的中共在国民政权之下成立“中华苏维埃”，其“宪法”第十四条宣称“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甚至各省都可以独立建国”。为了呼应俄国，中共的口号也是“保卫苏维埃”。在抗日战争中，中共的最大目的是利用时机发展壮大自己。苏共红军1945年进军东北时奸淫掳掠，以及苏共扶植外蒙独立时中共都没有给予一字谴责。
1999年底，中共同俄国签订的《中俄全面勘分条约》，承认了清政府与俄国之间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相当于几十个台湾。2004年，中俄签订“中俄国界东断的补充协定”后，据称又已失去黑龙江省半个黑瞎子岛的主权。
在其它边界划分、南沙群岛、甚至钓鱼岛的主权上，对中共保持政权没有什么利益，所以根本不在乎。“解放台湾”不过是中共用来转移内部矛盾，煽动民族主义大耍流氓的烟幕弹而已。
（二）张冠李戴、瞒天过海
中共打着辩证法的名义，彻底破坏哲学的圆融思维方式、思辩能力和探索精神；打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幌子，欺骗有此类美好理想的人，然后对这些人进行洗脑和全面控制。逐渐把这些人变成“全心全意为党服务”而不敢为民请命的驯服工具。
再说“消灭私有制”，共产党成立时，欺骗了许多年轻人为了共产大同的理想加入党的队伍，其中有不少人背叛了有资产的家庭。但八十三年之后，资产阶级又回来了，只不过这次变成了当初打着“大同”旗帜的共产党自己。如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亲属中，不乏腰缠万贯的新资本家。不少共产党员们也争先恐后的加入这个队伍。对于那些跟随党打天下的人来说，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流血奋斗了几十年，到头来看，只不过是把自己父兄的财产和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共产党这个邪教。
（三）没有道德底线的政治流氓
政府总是需要被监督的。在民主国家，其分权的政治制度和言论、新闻自由，本身就是很好的监督机制，宗教信仰更是提供道德上的自我约束。
而共产党宣传的是无神论，没有神性对它的道德约束；它实行的又是集权专制，没有政治上的法律约束。所以，中共耍起流氓来可以无法无天。那中共是如何向人民交代谁来监督它呢？“自我”！这是中共几十年来欺骗人民的口头蝉。从早期的“自我批评”，到后来的“自我”监督，“自我”完善党的领导，到最近的“自我”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中共强调的都是共产党具有所谓“自我改善”的强大功能。党不仅口头上说，也真有行动，成立一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办”甚么的，一面更具迷惑性，一面道德更加下滑。
没有道德和法律约束的“自我改善”，用传统的话讲，就是“自心生魔”。这不过是中共拒绝外界监督、拒绝开放党禁报禁的藉口，是政治流氓为维护其集团利益和执政“合法性”所用来糊弄人民的幌子。
耍政治流氓手腕是中共的特长。“人民民主的专政”，“民主集中制”，“政治协商”，等等都是骗人的玩意，除了“专政”之外，没有一样是真的。
（四）偷换概念，改变内涵
共产党可以给人类文化中的任何概念更换内涵，然后用这些变异概念去批判和专政所有的人。这是其又一个流氓特性。
比如党，其实人类社会中结党的现象古来都有，遍布中外。但是只有共产党完全超出了党集团的利益范畴。你入了它那个党，它就要控制你一切乃至人性、生存和私生活。你让它当权，它就要控制社会、政府、国家机器的一切。大到谁做国家主席，谁做国防部长，制定什么法规条例。小到谁能在哪里居住，和谁结婚，生几个孩子。而且把这些控制方法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五）耍阴谋诡计，从假抗日到假反恐
中共教科书和党史明确记载“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人”。但是，大量史料爆出中共有意不参与当时的抗日战争，并趁国民党抗战，积蓄力量，拖抗日战争的后腿。
中共唯一参与的大型会战只有“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就“平型关战役”而言，根本不是“指挥和参加这一场战斗的领导和主力”，不过是伏击了敌人的补给部队而已。“百团大战”在中共内部却被认为是违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此后，毛泽东和他的中共，非但再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战斗。并且没有产生一个如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抗日英雄，只有少数高级军官战死在抗日的疆场上。甚至至今连起码的伤亡数字也无法公布，在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上也难得一见中共的抗日烈士纪念碑。
当时的中共在抗日大后方建立所谓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搞“一国两制”、搞国中之国的“两个中国”。虽然在指战员个人中不乏抗日热情，但中共高层却没有抗日的诚意，而是有目的有步骤的保存实力、利用这场战争发展壮大自己。在中日建交时，毛泽东向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吐露了心声－－中共要感谢日本，如果不是那场抗战，中共就不可能夺得天下。
这就是中共自称“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直至最后胜利”的骗局真相。
半个多世纪之后，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反恐成为世界的潮流。中共又一次耍起假抗日的流氓诡计。中共利用反恐作藉口，把很多宗教信仰、异议人士、地域、民族纠纷等团体归为恐怖主义，从而在国际大气候的掩盖下，大肆暴力镇压。
2004年9月27日新华社转述《新京报》消息，指北京有可能成立全国各省市中第一个反恐局。海外某些亲共媒体更是以“‘610办公室’加入反恐”为标题宣染报导（610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声称反恐局将重点打击包括法轮功在内的恐怖组织等。
中共把手无寸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和平上访的群众定义为恐怖份子，乘机动用武装到牙齿的“特种反恐部队”去快速镇压这些中国的弱势群体和善良民众。并且以“反恐”的名义逃避外界的谴责和注意，同当年假抗日真扩张的流氓手法如出一辙，给“反恐”蒙上了耻辱。
（六）阳奉阴违，认认真真走过场
在中国官场的政治斗争中以腐败落马的高官连续不断。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些人白天在大会上大讲特讲“廉洁奉公”，晚上就去“贪污受贿，声色犬马”。原云南省长李嘉廷、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等等这些“人民公仆”们都是辕出一辄。如果大家去查一查他们的讲话，无一不是在贪污受贿的同时，还反覆在各种各样的报告中要求大家“廉洁从政，加大反腐败力度”。
中共树立过很多典型，也常常吸收一些有理想、有作为的人入党来装潢党的门面。但是，今天中国的道德水平败坏到何种地步，人们有目共睹。为甚么中共的“精神文明”宣传不起作用呢？
其实，共产党领袖们教导大众常说什么“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为人民服务”，差不多都是鬼话。马克思婚外生子、列宁嫖妓染梅毒、斯大林霸占歌星被控诉、毛泽东纵情声色、江泽民淫乱、罗马尼亚党魁齐奥赛斯库全家鸡犬升天、古巴党酋卡斯特罗外域银行存款数亿、北朝鲜吃人魔王金日成子孙日费万金……共产党领袖们的言行不一、表里相反，从祖师爷马克思就已开始。
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人们讨厌空洞虚伪的政治学习。人们对于“讲政治”这种东西越来越敷衍了事，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在骗人。无论台上的、台下的都心照不宣，但就是没人去捅破。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为“认认真真走过场”。前一阵的“三个代表”，近一阵的“提高执政能力”，都是说了等于白说的废话。哪个执政党不应该代表人民的利益？哪个执政党不讲究执政能力？不然早被轰下台去了。可中共把这些废话当做什么深不可测的高科技理论，轰轰烈烈的要学好几年。
当“走过场”潜移默化为十几亿人民的习惯，成为一种党文化现象时，就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假大空”现象和诚信危机。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过去是为了“主义”，现在是为了“利益”。明知是“走过场”也要走，如果不搞这些，就没有流氓恶霸的感觉了，还如何让老百姓拥戴、惧怕自己？
（七）泯灭良知，让个人的正义感臣服于党的利益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专门讲述了“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历史上的中共党员中，从来都不缺乏忧国忧民的正义之士和愿意为百姓作实事的清官。可是，在中共这部利益机器中，这些官员是不会有出路的。他们总会在“个人服从中央”的压力下，或难以为继，或被淘汰出局，甚至还要被迫同流合污。
共产党是暴力强权组织，有《共产党宣言》为证。宣言在结尾时高呼“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中共也是“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天下的。在统治中国的五十五年中所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也极其残暴：肃反，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屠杀，镇压法轮功。每次运动都搞得腥风血雨、冤魂遍野。
老百姓从骨子里头见识了中共的血腥，畏惧了中共的流氓“强权”。所以，人们不再敢维护正义，不再相信公理，先是委屈地臣服于“强权”，进而麻木不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思考的逻辑也是自觉的顺从于“强权”。这就是中共的黑社会流氓本性。
（八）“爱国主义”，全国紧急总动员的邪教号令
中共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口号是中共诱惑人们的糖衣。“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不仅是共产党的大旗，也是它屡试屡爽的号令。几十年不敢回国定居的老华侨，看上几年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关民族主义的宣传，就比在国内的人还爱国。不敢也不能对共产党任何政策说“不”的中国人，在党的组织下，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就敢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领事馆门口去扔鸡蛋、扔石头，烧汽车，烧美国国旗。
共产党认准了这一点，凡是需要全中国人服从的大事件，都是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方式紧急动员民众。对台湾，对香港，对法轮功，对中美撞机事件，无不以高压恐惧和集体洗脑并重的方法，把全国人民带入一种战争式的状态。这和当年的德国法西斯非常相似。
由于信息封锁，党的洗脑就格外成功。中国人即使不喜欢中共，也都难免用它的思维考虑事情。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不少人在看中央电视台每天的主观电视节目分析时，磨拳擦掌，带着痛恨、复仇、渴望战争的心理，诅咒另一场战争。
（九）寡廉无耻，把党和国家错位，强迫人民认贼作父
中共常用来警告人民的一句话就是“亡党亡国”。“党”在“国”的前面。立国方针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人民从小受的教育是“听党的话”，“做党的好孩子”。唱的歌是“我把党来比母亲”，“党啊，亲爱的妈妈”，“党的恩情比海深”，“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行动的指南是“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政府救灾，人民说的是“感谢党和政府”，先谢“党”，后谢“政府”。军队的口号是“党指挥枪”。连大陆专家尝试设计的为法官穿的法袍领口上的四颗金色纽扣，也是从上到下分别象征着党、人民、法律和国家。尽管你是法官，党也是永远在“法律”“国家”和“人民”之上。
“党”在中国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称呼，“国家”反而成为“党”的附庸。“国家”为“党”而存在，“党”成为人民的化身，“国家”的象征。爱党、爱党的领导人、爱国，被混为一谈。这是中国爱国主义被扭曲的根本原因。
在长期教育宣传的潜移默化影响下，很多党员、非党员都自觉不自觉的把党和国家错位，认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或者说，默认“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从而给中共流氓集团制造了很大的出卖“国家利益”的空间。
（十）耍“平反”诡计，把罪行变成“伟绩”
历史上中共犯了很多大错。但是，它总是通过“平反昭雪”把错误归到某个人或某个团体身上，不但让受害者感恩戴德，更把中共的罪恶推得一干二净。“不但善于犯错误，而且敢于纠正错误”成为中共一次次死里逃生的仙丹妙药，于是，中共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也许有一天，中共会给“六四”平反，会给“法轮功”平反。但是，这些都只是中共在走投无路时候苟延残喘的流氓手段而已，它不会有反思自己，清算自己罪行的勇气。
（十一）自己都不信，还要强迫他人信
这是中共这个邪教最流氓的一个地方，它知道邪教的教义是假的，社会主义是假的，已经破产，他自己都不信，但是还要你信，不信还不行，不信就要镇压。最荒谬无耻的是，党还把它的这种欺骗理论写进了宪法，作为立国大纲。
六．流氓嘴脸大暴露：以国家恐怖主义铲除“真善忍”
中共邪教集团搞的“天安门自焚骗局”堪称中共的世纪谎言。为了打击法轮功，一个政府居然诱骗五人冒充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广场伪装自焚。结果是有的被当场打死，有的被事后灭口。中央电视台录像的慢镜头清楚不误的显示出自焚现场的刘春玲是被警察击打死亡的。录像中有关王进东打坐的姿式、灭火后两腿间夹着的塑料瓶，医生和刘思影的对话，摄影师如何到场等的许多破绽，都充分证明这场自焚事件是江泽民流氓集团为了诬陷法轮功而恶毒设计的一场骗局。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可以说是集数十年政治运动邪恶之大全。它所采用的暴力、恐吓、欺骗、谎言、杀人等手段无不登峰造极。它利用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积累的倾国之力，利用一个跳粱小丑江泽民，向最诚实、最守法、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最邪恶、最强暴、最广泛的镇压。这是中共流氓本性最彻底的一次大暴露。
江泽民和中共操控覆盖全球的媒体系统，包括报纸、电视、电台、互联网，把谎言和诬陷在同步时间里传遍全世界。天安门自焚骗局，傅怡彬京城血案，浙江投毒乞丐被杀案……中国大陆看到了，美国看到了，甚至台湾都看到了。这一桩桩、一件件的谎言都记述了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事实；江泽民和中共动用庞大的党、政、军、警、特务、外交，以及工会、学联、妇联、政协、科协、受控的民主党派和宗教协会等各种各样的政府及民间组织，从上到下对一个和平团体进行无情的打压、监控和迫害；江泽民和中共动用了从人盯人、到高科技的严密信息封锁系统来掩盖他的罪行。
不让上访，不让请愿，不让发传单，不让打横幅，不许聚会，不许到公园炼功，任何媒体都不准报导法轮功真相。江泽民和中共建立网络警察，修筑信息防火墙，封锁海外法轮功及一切报导法轮功消息的网站，尽一切可能堵绝法轮功真相的传播。这么大的一件迫害，社会上好多人甚至都不相信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更加恶毒的是江泽民和中共利用一切接触国际媒体、国际领袖的机会直接造谣诽谤；还利用它们在联合国的投票否决权和十几亿人民的庞大经济市场，来要胁、利诱国际政治领袖和经济巨人，对他迫害法轮功和其他团体的人权恶行一再让步、委屈求全。
历史上任何一个撒弥天大谎的流氓无赖，都没有像江泽民和中共的谎言来得彻底，来得无所不在。它针对每一个人心中的各种各样的观念，用各种各样的谎言，全方位地来迎合人的想法，再加以利用放大，让人接受谎言，以制造对法轮功的仇恨。你相信科学吗？它就说法轮功是迷信；你反感政治吗？它就说法轮功参与政治；你妒忌别人发财出国吗？它就说法轮功敛财；你不喜欢有组织吗？它就说法轮功组织严密；你厌倦了几十年的个人崇拜吗？他就说你搞精神控制；你爱国情绪高昂吗？它就说法轮功反华；你不是希望社会稳定吗？它就说法轮功破坏稳定；法轮功讲真善忍，它就说你不真不善不忍，从善心要生出杀心。
你相信政府不会再撒那么多谎吗？它就把谎越来越大地撒下去，从自残自杀到自焚，从杀亲人到杀他人，从杀一个人到杀一群人，多得让你不得不信；你同情法轮功，那就把你的政绩同处理法轮功挂钩，有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就免你官职、让你下岗、扣你奖金，逼你与法轮功为敌；更是把无数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洗脑班，用各种歪理邪说、用亲情、就业、就学作为压力，用连坐法去胁迫家人、同事，加上酷刑折磨，一定要让你签下不炼的保证，让你放弃正信。然后再让已被转化的人，去围攻转化别人。中共就是要把人变成鬼，让人在一条黑道上走到底。
七．“中国特色”的流氓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是中共的遮羞布。共产党一向宣称它在中国革命中的成功要归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滥用“特殊性”是中共的一贯手法，为其反覆无常的流氓政策作了理论铺垫。
（一）反覆无常，变幻取巧
在这种流氓性的“中国特色”招牌下，中共成就的却只有荒谬和可笑。
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搞了几十年，搞成了私有制。
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掠夺了他们的私有财产，现在党的新贵们贪污腐败，成了比过去资本家还更富的官僚资本暴发户。
共产党讲的是“按劳分配”，“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过程完成的却是“按权分配”。
共产党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实中党的贪官污吏的官僚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高压建筑，所以镇压人民成为党的路线政策。
（二）“中国特色”的流氓党
正是这种为了党的利益不顾一切的原则，中共以邪教的运作方式扭曲了中国社会，在人类社会造出了一个真正的另类。这个另类和任何国家、政党、团体都不一样。它的原则是无原则，在它的微笑和牙齿背后没有诚意可言。不过善良的人们理解不了中共，因为他们按人类通行的道德标准推测中共，无法想像竟有那么流氓的一个东西，代表着一个国家。党以这样的“中国特色”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特色”是“中共流氓特色”的缩写。
中国跛足资本主义就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失业”变成了中国特色的“待业”；“解雇”变成了中国特色的“下岗”；“贫穷”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言论、信仰自由的“人权”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生存权”。
（三）国家流氓化
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开始流行一句话──“我是流氓我怕谁”，这就是中共几十年流氓治国的恶果──国家流氓化。
中共非常惧怕人民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如果社会上每一个人都能按照良知行事，共产党的邪恶就失去了生存的环境，因此中共想方设法要把人民拉下水，试图把中国人民变成程度不同的大大小小的各种流氓。
文革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全民运动，恰恰因为是全民运动，不少人都参加过打、砸、抢、烧、杀，而很多人经历了批判会和告密、揭发等，至少参加了无数次人人过关的违心表态，表达对所谓的“阶级敌人”“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态度。
“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在全民疯狂的情况下，谁也不能说对别人所遭受的苦难毫无责任。因此文革后的反思就不仅成为官方的忌讳，民间也在本能地避开对自己盲从、愚昧和疯狂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的反思，反而故意顺着中共的思路，顺水推舟地把一切罪行归结到了“四人帮”的头上。
时至今日，中共几乎已经镇压了所有的传统宗教，解体了传统的价值观，而中共对财富不择手段地攫取，对人民不择手段的欺骗，对异议人士、独立工会和新型信仰团体等不择手段地镇压，与它自己宣称的“道德化身”完全背道而驰。在民间失去基本价值坐标的情况下，中共的流氓嘴脸也迅速带动社会走向流氓化。今天，中国社会道德和社会信用体系崩溃，假货泛滥，欺诈成风，人心卑劣，世风急下，无不拜中共流氓榜样所赐。
结语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历史证明，中共每次放松枷锁和铁链，都并不意味着会放弃锁链。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之后，中共曾经以“三自一包”来恢复农村生产，但那并不意味着中共会改变中国农民“农奴”的地位。八十年代的“自由化”和“经济改革”，也丝毫不影响1989年中共对人民举起屠刀。未来，中共也绝不会因为改换了门面，而改变其流氓本性。
如果觉得已经事过境迁，此党已非彼党，而满足于眼前的假象，甚至误认为共产党已经改良，或者正在改良，或者有意改良，从而不断的淡忘过去，那就是给予中共流氓集团继续生存为害人类的机会。
共产党所有的努力，是要人们忘记；而人民所有的挣扎，则是要努力“记住”。
事实上，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割裂人民记忆的历史，是后一代不知道前一代真相的历史，是亿万百姓生活在对共产党过去的咒骂、与对共产党现实的期望的这种巨大矛盾之中经历磨难的历史。
当共产主义这个邪灵来到人世间，共产党通过流氓起义和痞子革命夺取政权在人间立足后，它干的就是通过血腥暴政来建立和维护一个“党附体”形式的专制社会。以反自然、反天理、反人性、反宇宙的所谓“斗争”精神，来摧毁人类的良知善念，来摧毁人类的传统文明和道德观念，用血腥屠杀和强制洗脑来制造一个全民疯狂的共产邪教的一统天下。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红色恐怖到达顶峰的猖狂时期，也有过及近灭亡、落荒而逃的狼狈时刻，共产党每每都是靠了耍尽流氓来度过危机走向下一个猖狂，继续愚弄人民。
当人们都能认识到共产党的流氓本性，并不为其假象所蒙蔽的时候，也就是终结中共及其流氓本性的时候。
与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相比，中共统治中国的五十余年不过是弹指之间的事。在没有中共的日子里，中国曾经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文明；趁着中国的内忧外患乘机坐大的中共，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劫难。这种劫难，不仅仅是使中国人付出了八千万人的生命和无数家庭破碎的代价，付出了我们民族生存所依赖的生态资源，更为严重的是，我们民族的道德资源和优秀的文化传统，已几乎被破坏殆尽。
中国未来什么样的？中国将向何处去？这样沉重的问题复杂而又极难简而言之。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没有中华民族的道德重建，没有重新清晰人与自然、天地的关系，以及，没有人与人和谐共处的信仰和文化，中华民族，不可能有辉煌的明天。
中共几十年的洗脑和镇压，已经把它的那些思维方式、善恶标准压入了中国人生命的深层中，以至于我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并认同了它的歪理，并成为了它的一部份，由此向中共提供了其存在的意识形态基础。
从生命中清除中共灌输的一切邪说，看清中共十恶俱全的本质，复苏我们的人性和良知，是平顺过渡到非共产党社会的必经之路，也是必要的第一步。
这条道路是否能够走得平稳、和平，取决于每一个中国人发自内心的改变。虽然中共表面上拥有国家一切资源和暴力机器，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够相信真理的力量，坚守我们的道德，中共邪灵将失去存身之处，一切资源都将有可能瞬间回到正义的手中，那也就是我们民族重生的时刻。
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才能有新中国；没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才会有希望；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正义善良的中国人民一定会重塑历史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