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5年06月30日】
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
58年的大跃進虽然在早期赢得了群众高涨的热情的支援，但是随着不切实际的发展指标，群众特别是农民被弄得精疲力尽，不满情绪开始增加。这一年的11月28日，中共领导人在武汉公开讨论恢复经济的稳定问题，并在毛泽东反对的情况下，发表了一个决议，通过若干措施，旨在阻止人民公社化的社会和政治上的激進行为。毛在这次会议上被迫决定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这引发了中共的再一次内斗。1959年初，中共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又召开了一系列旨在缓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会议。毛正式将国家主席的职务移交给了刘少奇。大权旁落的毛当然不甘屈服。4月，他公开指责武汉会议的决议，并在随后的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以其一贯的手法，借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人，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党内地位。
而在中共召开一系列会议的同时，中共派兵于59年3月下旬平息了所谓“西藏叛乱事件”，血洗了西藏高原，引发了国际上的一片谴责之声。
* 指鹿为马的庐山会议
1959年7月至8月初，中共在江西庐山召开了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根据当前形势，主要的议题是：共产主义的前途和大跃進运动；毛作为党的主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军队(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和对军队的控制等。围绕上述问题，毛和国防部长彭德怀等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毛适时進行了重炮反击。
彭德怀反对大跃進，批评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各种强制性的经济措施，并将上述问题的产生归结于毛。而毛在庐山对此的辩解是：大跃進从总的形势来说，成绩和错误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对于别人批评自己好大喜功，毛反而坦然承认“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去年1900个专案，搞得多了一些，现在改为788个，不是很好吗。我还是要好大喜功，比较接近实际的好大喜功，还是要的。偏听偏信，就是要偏。”
毛不仅否认别人对自己脱离实际的指责，而且威胁，如果大跃進和人民公社都灭亡了，“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
毛还运用政治手段划分了两条政治路线，迫使中共其他成员在他与彭德怀之间進行选择，而且还将他个人对中共的领导问题与其关于人民公社的政策和对军队的领导混为一谈。毛公开说，彭德怀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改变过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认为彭在搞分裂活动，“彭这次迫不及待，你挂帅，组织派别，進行分裂活动。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总路线、大跃進、人民公社。总路线有问题，大跃進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
毛同时还将彭德怀的批评与西藏事件联系在一起，“我看现在你们猖狂進攻，一部分同志是与西藏事件、全世界骂我们有关系的。从前全世界骂，他们还不注意。西藏问题一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是一次大规模的全世界骂我们。骂得非常之好，我非常欢迎！共产党不挨骂，算什么共产党？！”典型的一张无赖嘴脸。
尽管中共党内绝大多数成员赞同彭德怀的主张，知道毛泽东的大跃進是荒唐专断的，但是由于他们自身缺乏讲真话的勇气，缺乏与毛抗争的勇气。特别在拥护不拥护毛的路线是“忠”与“奸”，生与死的界限上，这些人选择了放弃良知。就象当年赵高指鹿为马一样，他并非不知何为鹿，何为马，而是为了左右舆论，结党谋私，让天下人盲目服从而不敢略有争议。包括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内的许多中共领导人重申了毛的最高政治地位，而且通过了谴责「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并将其与50年代初的高岗反党阴谋联系在一起，進而展开了对彭的批判。彭德怀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其支持者也被撤销了军中职务。在这样一片批斗形势下，彭等人被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彭德怀作了一次次的检讨，说自己是猛张飞，给自己扣上“挂着共产主义帽子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不得不违心的在打倒彭德怀的决议上签了字。黄克诚则说自己的认识是“资产阶级富裕中农思想在头脑中反映”。周小舟，张闻天也在会上作了检讨，给自己不轻不重的扣了几顶帽子。
得意洋洋的毛在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说：“这次会议是一次很好的会，是一次胜利的会。林彪同志你刚才讲的那两句话，避免了两个东西：第一，避免了大马鞍形，如果彭德怀挂帅，天下就要大乱，泄掉干劲；第二，避免了党的分裂，及时阻止了党的分裂。犯错误的同志自己还得到了挽救。”而彭德怀的命运自此就已经注定。
庐山会议后，遵照毛的指示，中宣部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而且批判马寅初人口论也進入了高潮。
* 反右倾运动
庐山会议，毛成功的打倒了彭德怀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后，根据毛的不断斗争理论，决定继续乘胜追击，打倒那些具有右倾倾向的人。此时，中共党内人人自危，都不再敢表达不同意见。
事实上，反右倾打击的物件是那些实事求是、反映真实情况的人。凡是像彭德怀那样说话的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凡是从农村回来讲农村情况不好的，全是家庭属富农或富裕中农的，是为资本主义的家庭说话。因此，反右倾打击面就无限扩大。各单位拼命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论工农兵学商。实际上，矛盾中心是吃饭问题，不是什么政治思想问题，因而说过类似话的人很多很多，不只是知识份子。稍有不满的人，全被打了進去。
比如，长辛店机车厂一位工人出身的总工程师李树森，出身既好，又有技术，提拔又快，号称“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份子”。可是，因为他说过，咱们的工厂领导干部包括总工程师，目前这样工作方法太不科学了。办公室里整天像骡马大会似的，这还能让人思考研究什么问题？人家苏联总工程师都是每天规定20分钟为接待群众时间，有什么问题按次序進来，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其他时间是自己主动支配的……就这些话，就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否定群众路线，高高在上，一天只办20分钟的公。另外还加上一条，他的思想已经变质到资产阶级方面，因为他身上穿着一件体面的黑色呢大衣。
还有一个是中国作家协会的通讯员冯振山。他是农民出身，绝非知识份子。反右倾那年回了一趟家，返回北京机关之后，向同事们讲了一些他目睹的家乡实际情况。无非是食堂散伙，人们挨饿，大跃進造成了农村经济严重破坏之类的话。因此也被打成了右倾。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反右倾搞了一段时间后，毛自知其不得人心，便下发了个通知，把"反右倾运动"中的全部材料都从档案中抽出来，不算了。但另发了个通知，说彭德怀不在其内，因为他是有野心的。又说他是想独裁，所以才在庐山会议上写出那个万言书。又说中央本来是要在庐山会议上反"左"的，只因他上了这个万言书，才被迫而反右倾，等等等等。
庐山会议，中共党内少数有良知的人希望为民请命，但却被刚愎自用的毛运用政治手段打压了下去，而毛为了進一步巩固个人地位，又发动了反右倾运动。从这段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共极权统治下，人们的良知是如何逐渐缺失的；可以看出，中共是如何泯灭其成员的良心的。
中苏反目和中共血洗新疆
中共建政后，一直采取的是对苏联的“一边倒”的政策。中苏关系维持了一段蜜月时期。当时，中共号召全国人民全面向苏联学习。在违背中国国情的情况下，基本上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了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军事体制、文化体制、意识形态体制等。由于中共和苏共一脉相承，苏联模式的许多弊端，如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农业轻重比例失调、严重的个人迷信以及大量的冤假错案等无一例外的在中国重演。
1953年史达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与中共实现了平等关系。1954年赫鲁雪夫第一次访华。此次访华，赫鲁晓夫主动表示将以往苏联在双边关系中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权利归还给中国。中苏双方签署了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移交中国政府、将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的协定；为中国提供五亿两千万（旧）卢布的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十五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一百四十一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等七个文件。苏联代表团在华期间还赠给中国两项“礼品”：一是提供组建拥有两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所必需的机器和设备，并派专家来华帮助建设这个农场；一是将正在中国展览的八十三件机床和农业机器无偿赠给中国。此后，还在国防技术，包括核技术方面给予了中共支援。赫鲁晓夫的主动示好使毛和中共在对苏交往中可以挺起了腰板。毛对此深表感谢。他在1956年与南斯拉夫代表团谈话时还曾经称赞“赫鲁晓夫是个好人”。从1954年一直到1958年，应该说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
1958年后，中苏关系因为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炮轰金门、苏联秘密清算史达林等问题开始出现裂痕。具体原因仍然是毛不愿再受制于苏共。
1959年的中美戴维营会议，使中苏关系逐步恶化。苏共中央单方面撕毁了中苏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一年以后，苏联又采取了撤走技术专家、撕毁经济合同等更为极端的措施。此后，中苏边境纠纷随之肇始。所谓中苏同盟已经名存实亡。从1958年到1960年春天，是中苏关系明显出现裂痕的时期。
1960年以后，中苏分歧逐渐开始公开化。1960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工联第四次理事会议上，中方在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工会代表团，以及西方国家和其它非东欧国家的工会代表团之间散发了中苏两党争论的材料，苏联代表团离席，表示抗议。不久，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会议上，赫鲁晓夫突然对中共進行攻击，公开了中苏两党的分歧。
到了1963年下半年后，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大论战。“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毛泽东的这段语录被绝对化，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维定式。任何人稍有不同观点的表示，哪怕是十分合理的意见，也会被视为异端，遭到岐视、批判和打击，甚至被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遭到残酷折磨。
此后，苏联中断了与中国的一切经济合作专案，接着两国边境接连发生小规模冲突，最后双方军队1969年在珍宝岛交火，中苏关系也随之到了最低点。中共开始大规模修建防空洞备战。两国在经济上毫不往来，在政治上相互攻击，在军事上重兵对峙，在外交上各自为政，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共决心取代苏联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权。它向亚非各地派出文化代表团，做战争宣传并支援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企图通过经济援助赢得亚非国家的支援。
1965年，美国入侵北越。而此时中美两国关系因中国的核计划和越战的迅速升级而日趋严重。一贯追随中共的北越，却因为中共得到了美国不向北越派遣地面部队的承诺而拒绝出兵，中共的两面性在外交方面也得以充分展现。中共外交受到了打击。除此之外，同年6月中共试图组织一次没有苏联参加的亚非会议也宣告流产。10月，印尼政府处决了一批企图颠覆政府的亲华印尼共产党员。
期间，还发生了新疆人逃亡苏联事件。因不堪中共暴政，1962年4月16日，新疆伊犁至塔城地区的边境线上，七万多人冲过哨卡，投奔苏联，成为苏联公民。此次事件被称为“伊塔反革命暴乱事件”。不久，中共血洗了新疆，造成数万人伤亡。中共的暴虐又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而外交上的失利，使毛和中共把注意力再次转向了国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