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6年01月11日】
我最近有一些在正法修炼中的体会，提出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一、修口
我是一名警察人员，在警察局是承办户口查察的业务。有一次，我到派出所督导一名警勤区警员的户口查察时，刚好那一名警员在值班，我就请另一名备勤的同仁帮忙值班一下，想不到他却爱理不理的。我看到他的态度不佳，就气愤的表示改天我要督导他的户口。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改天我要找他的麻烦。
后来想一想，外勤同仁都很辛苦，何况大法弟子不应该轻易的被常人所带动，所以就没有再去想这一件事情了。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在三百多名员警中我很巧合的刚好督导到了他的户口。因为体谅同仁的辛苦，一般督导前都会事先通知，让他们有把缺失改正的机会，然后再前往督导。可是我联络他时，他说他第二天开始就要放长假了，为了避免影响他的休假，我就急急忙忙的赶到派出所，因为没有缓冲的余地，加上他自己平时也懒散，所以现地督导时当场发现了许多的缺失，回去算一算合计要记十几支的申诫。虽然督导户口的处分有一定的限制，不致于影响他的饭碗，但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十几支申诫，这多少会使长官对他留下很不好的印象。
事后，我还是想再给他一次机会，但那一位员警还在放假中不好联络。我要请分局协助联络时，刚好承办人与组长都有事在忙。此事向单位主管反映时，想不到平时不主张处分基层员警的主管，竟然一反常态的表示应该给他一次的教训才行。还有，局长一向都不太重视户口查察业务，那时竟然也要求督导人员要严格督导户口。
也就是说，自从我表示要找他麻烦开始，一路走来许许多多的巧合，环环相扣，促使我最后真的给他找了一个大麻烦。
从法理中，我们都知道修炼人讲话都是带有能量的，可是在常人的大染缸中，不应该讲的话有时稍不注意还是会张口即来，以致给自己修炼的路上带来许多不必要的干扰与障碍。
二、讲真的没有用吗？
大法弟子中一直存在着一种现象，就是我们有时见到同修有不符合法的状态时，认为讲也没有用，因此宁可背后去说，也不愿意当面讲。我想有的同修看起来就是说不得，可是讲真的没有用吗？以个人亲身体会来说，我认为只要我们能善意的去讲，多少都会起作用的。
因为个人修炼状态时好时坏，得法将近六年以来，有时会做得不好或有不符合法的状态被同修指出来，虽然当时或许对同修的看法颇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别人这里不对、那里不好，可是同修的这些指正虽然大多已经事隔几年了，在我的脑海中还是印象深刻，并且时不时对我起到警惕和反省的作用。
我想之所以会如此，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都是修炼人，都知道应该向内找，所以不可能对同修讲的话当作耳边风，因此就算当时认识不到，但修炼过程中或时机成熟时，可能逐渐就会认识到了。举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
有一次我给某大法弟子办的媒体提了一些批评与建议，一位同修听了以后就不客气的说：“参与媒体的同修都很辛苦，不要再增加他们的负担了，做不到就不要建议，建议了就要自己去做。”听到这些话以后，我当时头脑中直接的反应是：这是什么逻辑啊！交流就是要每个人提出自己的意见，才能促进整体的提高，不能提意见那还能叫交流吗？何况自己做不好就不能叫别人做好，那不是邪恶一伙想出来的歪理吗？……等等的想法、争斗心都冒出来了。
那位同修的指责表面听起来很不合理也很不讲理，可是也让我意识到办媒体的同修都很辛苦，往往分不出身来做其它额外的事，所以须要我们实质的支援和配合，而不只是口头上的建议而已。此事也促成我给该媒体写了许多给常人看的故事，而且与同修交流后，认为也可以另外开辟一个专栏。
如果当时那位同修不直接讲，我就不会认识到这个问题，甚至还可能认为办媒体的同修不负责任、做得不好。因此我们该讲还是要讲，只是大法弟子在修炼中难免还有常人之心，所以还是尽量以对方能接受的方式去讲才好。相信只要我们大家都这样做了，我们整体的场就会越来越正，证实法的工作也会越做越好。
三、恶搞统战
有一次我刚进办公室，就见到我的桌上有一封自称大陆同修寄来的信。来信首先要求我与某某人联系，再邮寄“美术班讲法”给他，还留下了所谓讲真象班主任某某某的手机，然后表示衡阳一名警察张某某全家都修炼，并且要我收到信后发短信给另一支手机，信的最后也留下正见周刊的一篇修炼文章的标题。
收到这封信后，我直觉的反应是因为我曾经写一篇文章刊登在明慧网上，那篇文章留有我的姓名与服务机关的名称，所以才会收到这封同修寄来的信。这封信一会儿写东、一会儿写西，让人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虽然信的内容很粗糙，但我当时认为这应该是大陆同修在艰苦的环境下写出来的信，所以也就没有再多想。为了能尽快理出头绪来，我就在正见网找出信中写的那篇文章，并依照文章内台湾大法弟子留下的姓名，打电话问其他同修看有没有人认识这位写文章的大法弟子。
同修听到我收到这样一封奇怪的信以后，还在积极打听情况，就叫我要小心，以免被特务所利用。
听了同修的话以后，我从新从另一角度来看那封信，才恍然大悟。整封信不但词句写得很隐讳，看起来象谍对谍一样，而且同修既然能看到明慧网我写的文章，也拿得到正见周刊，应该就能拿得到《美术创作研究会上讲法》，也可以透过网站和其他海外的同修联络才对，何必拐个弯给我写这么一封莫名其妙的信呢？
信中还把《美术创作研究会上讲法》写成“美术班讲法”，而且讲真象还有什么“班主任”的，感觉上好像是洗脑班、转化班搞多了的人写出来的东西。还有，信中告诉我某某警察全家都修炼法轮功并没有什么意义。目地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为了取信于我，让我这条鱼儿赶快上钩吧！
刚收到那封信时，我本来想立即回短信给对方，但因为从来没有发过短信，不知道怎么发，所以就暂时耽搁下来了。回想起来还真是令人捏了一把冷汗。身为一名警察人员应该比较有戒心才对，可是当时竟然都没有一点警觉。如果没有同修善意的提醒，依照信中留的手机回复讯息，也许我就成为同修营救的对象了。由此可见，大法弟子的善良稍不注意就可能被邪恶所利用。
四、打电话
我以前曾经打过一段时间的电话，后来认为面对十几亿可贵的中国人，一对一的讲太慢了，而且在打电话时，经常不是打不通就是被挂电话，浪费许多宝贵的时间，因此总以为电话所起的作用与其它网络、媒体等可以大面积讲真象的工具，相较之下无法比。因为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虽然同修多次呼吁打电话的重要性，可是自己还是一直重视不起来。
直到最近重新拿起电话，才逐渐体会到打电话的重要。我们打电话大部分是针对迫害大法弟子的公安或劳教所的恶人，也就是直捣黄龙、直接找迫害大法弟子的执行者。那么如果因为我们的一通电话使一个公安不干了，就可能使许多大法弟子不会被迫害。想一想，一个大法弟子能救多少众生啊！何况被迫害的都是走出来的大法弟子，那么他还可以带动其他没有走出来的同修。另外，一个公安不干了，受其影响可能其他的公安也不干了。如此良性循环下去，能建立多大的威德啊！我们怎么能因为一时的挫折就放弃了呢？
邪恶是怕见光的，我打电话时往往会告诉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在网络上曝光了，某年某月某日谁谁干了什么事，都写在上面了。如果以后局势变了或法轮功平反了，这些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的，想赖都赖不掉。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如果能善待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修真善忍，将来一定会替他做证，那么到时他可能就会没有事了。以这种方式去讲，经常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例如：某国保大队大队长，我告诉他说他的部属所做的事一一都公布在网络上了，而他的名字被排在第一位。他听了以后就问：“在那一个网站、内容怎么写。”我告诉他内容以后，要他约束他的部属，否则他的部属干的事将来都会算他的帐上。由他回话的语气中，听得出来他认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了；某单位的书记表示他知道被迫害同修的状况，他会帮忙想办法的；某村委会还答应协助营救被迫害的同修；也有一个派出所的副所长答应把我所讲的话转答给其他的公安知道。
以前刚开始打电话时经常是心惊胆跳的，回想起来都觉得很可笑。对方又迫害不到我们，也看不到我们的电话号码，有什么好怕的呢？何况我们同修无辜的被他们迫害，应该是他们怕，我们理直气壮才对啊！邪恶一般都是胆寒的，对我们大呼小叫往往也是心虚的反应。可是如果我们的语气不坚定或讲话胆胆突突的，可能不但达不到抑制邪恶、揭露邪恶的效果，反而助长了邪恶的气焰。
有的人认为打电话的效果不好。个人以为，效果好与不好不能只看表面的现象。想一想，在那种对法轮功的态度都会影响自己的前途下，在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姓名、职称的情况下，他们就算认同我们讲的话，会直接表态吗？所以口气软下来或静静的听我们说话，可能就已经达到效果了。还有就算对方不理智的开口骂人，可是等他恢复理智或夜深人静时，回想起我们讲过的话，也许就会怕得睡不着觉了。
五、四两与千斤
最近警方将取缔非法大陆来台人民列为重要的工作项目。有些同事对治安单位对大陆来台人民特别重视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我就利用业务之便，在集会时将我看过《九评》后的认识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且结合集会的内容向与会的警察同仁推荐《九评》。结果几次集会下来，不但让三百多名警察知道有《九评xx党》这一本书，对共产恶党也有一定的认识，而且前后合计也拿走了一百本左右的《九评》。
有一句话叫做“四两拨千斤”有时我们做某些事觉得难度很大，象千斤重一样，可是同样的事让有便利条件的人去做，可能就象四两一样的轻。没有便利条件的大法弟子要向三百多名警察推九评，也许很难做到，而我因为有承办业务的便利条件，所以轻而易举就做到了。
大法弟子的工作、家庭环境或拥有某些特殊技能，都不是偶然的。个人体会，有便利条件的大法弟子，师父都会安排机会给我们，就怕机会来时我们认识不到或怕心障碍自己，以致错失良机，让其他同修以千斤重的力量来做我们四两之轻的事。
同修们，让我们把自己可以负责的范围都做到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