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1999年09月19日】
我叫玛加－利娜・科伍罗托。出生在芬兰，但已经在瑞典生活了三十年。
我修炼法轮功仅仅一年半。我一生都在寻求生命的含义，因为我不相信我们的生命就是如此毫无意义。法轮大法使我找到了答案。下面我就和大家交流一下我修炼法轮大法的一点体会和感想。
我在1997年11月有缘得法，那年圣诞节期间，因为价格很好，我就去了北京。在去北京的三个星期之前我在斯德哥尔摩跟王蕾学了动作。我想最好还是在走之前先学一下动作。这个决定是对的，因为在中国时，早晨六点钟在公园里练功天还未亮，我也看不清别人的动作是怎样的。在中国时，我和中国的大法学员一起每天练功，也在一起交流。因为我刚得法时间不长，对法的理解还不够深。他们都告诉我要多读“转法轮”。那时我还不理解其重要性之所在。回到瑞典之后，我开始一遍又一遍地读，也逐渐领悟到这本书的确是越读，对法的理解就越深。我不需要，也不想要那些特异功能，我不知道要这些特异功能做什么。
在读“转法轮”时，当读到有关去掉欲望和执著心时，我想我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可不久，我发现自己什么欲望和执著都有。对我来说那些所谓“大的”执著到是容易放弃。我收藏了很多书，以显耀我爱读书。我很轻松地将那些书都送了人。我也不再打高尔夫球了，因为我再也没有时间。可是我发现那些埋藏很深的“小的”欲望和执著心却很难挖到其根。我所压下去的那些欲望现在全都又反上来了。我又开始喝咖啡，尽管我在修炼之前就已停喝了。我已有三个收音机，却又买了一个。我又开始买我不需要的衣服和鞋子；又开始吃蛋糕和糖果。这些东西我早已不吃了，因它能使人发胖，现在却又开始吃了起来。我感到棘手的问题现在变得更加棘手。它们象山一样，我要费劲地爬越过去。我要克服如此之多的“小的”困难，以致我都感到了疲倦。修炼自然是由浅入深。我仍在努力割舍这些根深蒂固的执著，象喜欢喝咖啡，懒散，好闲谈，修口等等，等等。
我的车也给了我一些特殊的经历和磨难，也磨炼了我的忍性。每一次我要开车去练功点时，我都要修车。我的车门被橇开，所以必须得修，还要报告保险公司和警察。第一次发生时，我宁愿他们把车偷走，但却没有，一定要我麻烦到底。第二次他们又把后车窗打碎，因为车里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丢。这些都是突然发生的。我这人有点懒，不喜欢做这类的事情。我清楚我要修炼我的主意识，增强我的毅力和耐性，去掉我的执著心。
在单位里，我每天要和许多客户打交道。我发现那是一个还掉我的业力的好地方。自我开始修炼以来，我的客户的表现一反常态。我一向认为自己是个心善的人。可现在客户对我却开始粗暴起来。我抑制不住发火了。我想这不对。在我修炼之前，我不发火，现在我是一个修炼的人，却发了火。我不喜欢与人产生矛盾，就尽量避免。现在我也不顾及这些，只是诚实地告诉他们我早就想告诉的事实。我不再担心有人会报告给我的上司。我过去是自己对自己不诚实。我有许多机会与不同的客户工作，磨炼我的心性，还掉我的业力。
我在许多同事和客户面前丢过脸面，我学会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承认自己的过错。如果我不诚实，很快就会从同事或客户的电话中得到提醒。
我知道了什么是羞耻，什么是慈悲，什么是忍耐。等我有机会的时候我会慈悲于他们。我的身体并不劳苦，但我的心却很苦。我要做许多努力过去这个心性关。
1998年秋我参加了附近城市的练功点。我帮着教功。一起教功的功友有个办公室可以练功而且她也积极招收新学员，而我却不愿承担任何责任。由于各种原因，我不经常去练功点。大家也突然都不去练了。这位功友要我承接下来这个练功点的责任，负责书、录像带等等。我很不情愿，心想她可以一个人做这些事情。就在这时王蕾来了电话。她对我们练功点的情况不了解。和她交谈了之后我知道需要承担起这个练功点的工作。
我领来了所有的书和录像带。第二天便有功友打电话问是否还继续练功，我虽然回答是的，但却没有场地。知道1999年1月才找到了场地。书和录像带也卖了出去。但初学者却不爱读书。不爱看九天讲法录像。大家又一个接一个地不来了。
当报纸上报道法轮功是邪教时，一个功友说我骗了她，因为我没有告诉她法轮功是宗教。她不再来练功了。负责教功的功友也问我法轮功是否是宗教或邪教，因为她不想在她的办公室里有任何带有宗教色彩的东西。我对她解释了一番。她似乎明白了。我给过她“中国法轮功”一书和录像带，但她没有看。
在大家都不想读“中国法轮功”和“转法轮”时，我感到自己好象是失败了一样。我觉得自己象是做错了什么事，我觉得自己心性一定很差，不够资格教功。面对这种情况，还要继续练功对我来说是一个大考验。如果一个修炼者不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修炼，只教他练功也就毫无意义，因为他也就不能够修炼。我不得不放弃我期待所有来学法轮功的人都读书的这一雄心。确实很难接受这一事实。我感到很惭愧。
今年4月当北京的事件发生之，我觉得受到了干扰。我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为什么不把事件的发生当作偿还业力的机会？”这会给我带来很多麻烦。我知道我必须要向人们解释一切。不仅于此，王蕾与媒介联系，因为报纸报道了法轮功是邪教、是宗教。这吓住了许多学员。王蕾让我给报社写信。我欣然地做了。我觉得有必要更正那些不属实的报道。
我给报社打电话问他们是否收到了我的信，准备如何处理。在我开始修炼的最初几个月内，我曾经因为工作在某些报刊上受到批评。我看到了自己恐惧的心理。同时也清楚如果我不去写信给报纸更正他们错误的评论，我的修炼也难以精进。我意识到了法是何等的重要，应该让世界知道其真实的一面。法比我心理上的恐惧更重要。因而我就鼓起勇气，给两个记者打了电话，问他们是否收到了我的信。他们虽没有在报纸上发表我的信，却再也没有簦评论法轮功的文章。
中国的形势对我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我面对了恐慌，在功友的帮助下，我克服了我的恐惧。我不再对到中国大使馆去解释，什么是法轮功而感到为难。中国的情况对那里的大法弟子的考验是非常严峻的。如果我能够做些什么帮助他们，告诉世界上的人，究竟什么是法轮功，那也是我的职责。
我常想李大师在开悟之前的修炼是何等的艰苦。我看到了自己为双盘而做的那一点可怜的努力，也看到自己放弃执著的艰难。我非常感激李洪志老师。感激他历尽艰辛来度化我们，他对我们的慈悲和忍耐是超出人类所能衡量的。谢谢您：李老师。
(首届独联体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