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進化论漏洞百出，根本不能成立

目前，达尔文進化论在人类思想中已占据稳固的主宰地位，人们用進化论去去衡量一切，几乎没有人再去怀疑它的正确性。殊不知达尔文進化论根本就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可以不借助任何事实材料，单是从理论上分析，就可以看到，它是漏洞百出的。

达尔文進化论又可以称为自然先择假说，全称为“通过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的物种起源”理论。它认为由于“生存斗争”和“遗传性发生变异”的普遍存在，导致“适者生存”：生存条件一直在变化，如果物种的变异不适宜于它当时生存的条件，那么就趋于衰减或灭亡。生物在生活条件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其结构、功能、习性等方面也随之发生变异。经常使用的器官就发达，不经常使用的便退化，即“用進废退”。自然选择在不同方面保存和积累了不同器官、不同性状的变异，使后代离祖先越来越远，通过性状分歧和中间类型的灭绝而逐渐形成新物种。同时，自然选择常在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中改造生物体，使生物更适应于环境，促進了生物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方向发展。

这个理论有哪些漏洞呢？

首先，我们看到，达尔文進化论的根本错误在于，自然选择根本就没有方向性，根本就不能导致“变异”不断“积累”到形成新物种。也就是说，自然环境的变化可能会使生物发生“变异”，但自然环境的变化却是反复无常的，根据“用進废退”的原则，这些“变异”根本就不能“积累”，从一个足够长的历史时期来看，这些“变异”是趋于互相抵消的，根本就不能积累到形成新物种的程度，也就谈不上生物的進化了。达尔文根本就忽略了自然条件反复变化的这一点。而根据進化论，“变异”要积累到形成一个新物种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要经过千百万年的时间，所以“变异”根本就积累不到产生新物种的程度就互相抵消了，哪里谈得上产生新物种呢？

例如，据考证，非洲在大约1万年前曾是气候潮湿、丛林密布的地区，根据“用進废退”的原则，那里的植物的叶子将变得发达，而根系将不断退化；可是1万年后的今天，非洲却变成了炎热的，沙漠与戈壁广布的地区，那么植物的叶子将退化，而根系将变得发达。也就是说，在这前后2万年间，非洲植物的叶子和根系的“变异”是大致相互抵消的，谈不上“变异”的积累。

达尔文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呢？是因为他将“自然选择”与“人工选择”作了错误的类比，而这个类比是他将“选择”的概念从社会领域引入自然界、创立自然选择假说的关键。他通过亲手实验，证明人通过有意识地改变环境条件，可以使生物的“变异”不断积累，最终形成新品种。于是他认为自然也有这样的作用，即自然选择作用。但是他忽略了，两者是根本不同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工选择是人们有意识地去做的，能保证对环境条件的长期性和方向性，而自然“选择”却是反复无常的。如果人工选择也是反复的，那么“变异”也同样不会积累到形成新物种。

例如，某一时期人们喜欢多吃瘦肉，于是有计划地改变猪的环境条件，促使猪多长瘦肉，少长肥肉，于是有计划地改变猪的环境条件，促使猪多长瘦肉，少长肥肉，长此下去，必然会导致瘦肉型猪的出现；可是如果过一个时期，瘦肉型猪还没出现之前，人们又喜欢多吃肥肉，那么又会使猪多长肥肉，少长瘦肉。这样，“肥”与“瘦”相抵，于是猪的新品种也就不会出现了。“自然选择”的情况正是如此。

那么为什么人们长期以来都无法洞悉达尔文的这个逻辑错误呢？是因为人们有一个错觉，达尔文也有这个错觉，即认为生物的结构越复杂就越高级，越简单就越低级。达尔文用这个错觉建立了他的生物分类理论，又在这个分类理论上建立他的学说，于是人们就分辨不清了。

一般人很容易认为（达尔文的理论也这样说），结构越复杂的生物就越高级，鸟比马高级，马比鱼高级，动物比植物高级，多细胞生物比单细胞生物高级。生物越高级越适应环境，鸟比马更适应环境，马比鱼更适应环境，动物比植物更适应环境，单细胞的微生物最难适应环境。

其实这是一种错觉，除了人（人是万物之灵）之外，生物之间尽管有结构复杂与简单之分，但在适应环境上是没有等级之分的，任何一种生命与环境的关系上都是“各适其所”的，我们不能说鸟比马更适应环境，马比鱼更适应环境，鱼比植物更适应环境，多细胞生物比单细胞生物更适应环境。鸟到了平地就不行了，马到了水里也不行了，鱼到了陆地上就不行了，“虎落平阳受犬欺”，有的微生物可在火山口生存，有的结构简单的生物被劈成两半之后可以分为两个生命，而一般的生物就不行。哪一种生物更适应环境呢？

达尔文由于这个错觉而偷换了概念，本来一种“变异”只与某种特定的环境相适应的，达尔文却换成了有一些“变异”比另一些“变异”对所有的环境都更适应了，例如，他的理论说鸟的翅膀比兽的前腿更适应环境，于是从前腿到翅膀是一种“進化”。其实翅膀并不比前腿高级，前腿也并不比鱼鳍高级。人们被达尔文建立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这一个好象很完美的生物序列欺骗了。

同种生物之间，强壮者比弱小者要更适应环境，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达尔文同样偷换成另外一个概念：一些“变异”比一些“变异”更适应环境。其实强壮与否是对整体而言的，是在同一个环境下比较的，我们可以说一只鸟比另一只鸟强壮，但不能说一只鸟比一头牛强壮；我们可以说一头牛的整体比另一头牛强壮，但不能说一只鸟的翅膀比一头牛的前腿强壮，不能说翅膀比前腿更适应环境，只能说同种生物间一个强壮者比一个弱小者更容易生存。

進化论还有一个显著的错误，即解释不了“中间类型”的灭绝。达尔文断言“中间类型”灭绝了，“通过性状分歧和中间类型的灭绝而逐渐形成新物种”。等于说一条线上，中间的各“段”都消失了，只剩下线上的一些“点”，也就是成型的物种。我们不说在地层中根本找不到相应数量的化石，根据進化论，根据由“量变”到“质变”的原理，中间类型的生物应该是非常非常多的，在地层中应该随处可见才是呀，可是除了被认为是中间类型的“始祖鸟”等极少生物化石外，根本就没有什么中间类型的生物化石。而且中间类型的灭绝在理论上也绝对解释不通。达尔文说：为什么低级类型的生物到处存在呢，“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自然选择即适者生存，不一定包含進步性的发展――自然选择只利用有利于处在复杂生活关系中的生物的那种变异。”也就是说，進化不是一个不断替代的过程，最低级的生物始终存在着。那么，至少比最低级生物还要“高级”一点的“中间类型”为什么会灭绝呢？难道“自然”对中间类型竟如此无情，不但把它们灭绝，连化石也不给它们留下吗？

進化论用来作为证据的事实材料，往往都要把一种生物当作祖先型，把另一种生物当作進化型。但是这本身就已经把進化论作为隐含的逻辑前提了，用这样的事实去证明進化论，就犯了我循环论证的错误。举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吧，达尔文的贝格尔号考察，在众多的物种和化石中使达尔文感受最深刻的是：“第一，在潘帕斯地层中，发现了庞大的动物化石，它们具有背甲，同现在生存的犰狳的背甲相似，这说明现代生物与古代生物间存在着亲缘关系。第二，动物的亲缘关系相近的种，随着南美洲大陆自北向南逐渐发生一的交替变化，这说明生物的分布与地理环境关系密切。第三，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大多数生物，都有具有南美洲生物的性状；更特别的事实是：这个群岛中的各个岛屿上的同种生物，其性状也都彼此吃力有差异；从地质意义上看，其中任何一个岛屿都不是古老的。”于是他说：“显然可知，只有依据一种推测，就是物种在逐渐地发生变异，才可以去解释这一类事实以及其它很多事实……”

实际上，现代生物与古代生物有相似之处，不能说现代生物就一定是由古代生物進化来的，不能说明两者一定有亲缘关系。在广东出生的一个男婴与吉林一个男子相似，不能说此男婴就一定是那男子的儿子。

南美洲的生物与环境的和谐关系，并不一定是由于生物经过不断進化，逐渐地变得与环境相和谐的，可能生物一出现时就是与环境相和谐的。加岛上的生物状况，更不是象达尔文所说的“只有一种”解释，也可以有另外的解释。我们能不能说，加岛上的生物与南美洲的生物是分别产生的，产生时就是与各自的环境相适应的，只不过因为两地的地理条件相似，产生两地的生物显得相似罢了；各岛上的生物略有差异，是因为各岛上的地理条件略有差异，而生物产生时就是与各岛各自的条件相适应的；加岛的地质年代比南美洲年轻，并不能说明前者的生物就一定是从后者而来的。

那么为什么达尔文说“只有一种”解释呢？这只能说他主观性强。历来认为他是个很客观的科学家，其实不是的。尽管他罗列了很多的事实，但他是带着“進化论”的隐含前提去整理这些事实的。实际上他的材料既可用来证明進化论，也可以用来证明“爆发论”，上面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所以无论他用了多少事实来证明進化论，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些事实根本就不能用来证明他的论点，在论证上，他犯了依据不当的错误。

除了达尔文之外，到目前为止，進化论者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可用来证明進化论――既不能从“自然”中观察一个物种从另人物种中“進化”出来的过程，又无法在实验中把它搞出来。我们一定要明白，進化论和一般的实证科学根本不同，它始终是假说，并不能在实验室進行验证。至于用来论证進化论的所有的那些事实，都是一种推测；正如上文表明的那样，其实这些材料也可以作另外的推测。无论是所谓的分类学上的，胚胎学上的，比较解剖学上的，还是生物考古上的证据，都可以作别的解释，也就是说，这些材料根本就不能用来证明進化论。

那么回到理论本身去吧。可是回到進化论的理论本身，就更令人伤感：那真是漏洞百出，处处自相矛盾，处处不能自圆其说。真不知人们怎么会这么轻易、这么坚决地接受了進化论？

目前已经发现了很多很多足以推翻進化论的事实，可是由于人们迷信進化论，竟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甚至用進化论去否定事实。殊不知進化论根本就是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其理论本身也根本不能成立。不过本文只想从理论上、从逻辑的角度去分析進化论，至于否定進化论的事实，在这里就不想涉及了。有意者可自行去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