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发展史(三)：周朝

周朝（西元前1066年-前206年）是中国历史上国祚最长的朝代，也是中华古典文明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产生的儒家、道家思想贯穿并影响了后世的中国历史，城镇设计的观念也成为后世兴建城镇的指导原则。就都市的建设与发展而言，周朝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公刘迁豳（bin,彬，今陕西彬县、长武、旬邑一带）

周的先祖弃是五帝中帝喾的后裔。弃喜欢耕田种谷，尧帝任他为农师，教导民众种植庄稼，使人民受益良多。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舜帝以官为号，封弃为“后稷”。周人代代继承祖先的事业，不作官后仍从事农业生产。《诗经·大雅·公刘》中描述了周的先代公刘率族迁移的过程，其中数段记载了公刘相土建城，造屋安民的经过，是传世至今中国最早的城镇建设的实践记录：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巘，复降在原。（忠厚的公刘啊，相中这块平原，百姓越聚越多，个个都觉得顺遂满意，没人失望叹气。公刘一会登上山岗，一会又步下平原。）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忠厚的公刘啊，走到很多的泉水边，观视广大的平原，登上南边的山岗。发现一个叫做“京”的地方，就在京城的旷野。）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忠厚的公刘啊，开垦的土地既宽又长，观测日影上山岗，勘察南北阴阳，看着泉水的流向。他的军队分成三班，丈量着洼地与平原。辟出的田地生出食粮。丈量延伸到山的西边，豳的土地真是宽广的可居之处。）

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忠厚的公刘啊，在豳兴建宫室房舍。横渡渭水，采集磨石与碫石，修筑房基墙脚。移居的人多起来了，带着许多东西，住在皇涧的两旁。顺着过涧往上发展，居所繁密，一直到芮水的曲湾边。）

根据学者推测，公刘迁豳的年代约在夏朝末年。从周人歌咏先祖迁居的史诗里可以得知数千年前城镇的创建过程，以及先民对一个理想的居住环境的条件要求。勘察地形地势、山的向背与水的流向，测量并划分土地为耕地与建地，要考虑到居住环境的舒适便利、也要顾及建筑材料是否容易就地取材，使百姓能在肥沃的原野耕作，有足够的泉水可供灌溉，有充足的日光照射，房舍依傍着山坡、顺着河流蜿蜒而建，既有材薪取水之便、又可免于水淹之患。经过如此选址择定的环境，是先民安居乐业的理想家园，也成为后世心目中的桃花源，在西方城市化社会形态進入中国前，一直是神州大地上无数城镇的轮廓线。

周族兴于周原

周族自公刘迁居豳地后逐渐繁盛，到古公亶（dan,胆）父成为氏族领袖时，为避狄戎侵犯，从豳迁移到岐山下，由于他仁德好善，邻国百姓多来依附。古公亶父便效法先代事绩，在岐山下的周原上择地营城。这段过程也经由诗经的传诵如实的记载下来。

从《诗经·大雅·緜》的记述，周人在豳时由于身处狄戎之地，属黄土高原，依照当地习俗，“陶复陶穴，未有家室”（掘地挖穴，没有屋舍）。来到周原后，“爱始爱谋，爱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又筹划又商量，又灼龟壳占卜象，神指示立停于此，于是在此建屋室)。

决定地点后，接下来就是划分土地田界、开沟挖渠；拉直绳来衡量平准，用版筑来建造屋墙，完成的宗庙威严壮盛。然后修筑城墙城门、宫门，以及土地庙。等到杂树被清除乾净，道路就通畅无阻。邻国的纷争因为受到周人先他后我的民风感召而平息，想要入侵的异邦闻风而逃。

古公亶父以新居的地名为族名，周族便在神州的西部地方慢慢兴起。当时是商朝，以王朝首都为中心来看，周族所在的地区相对偏西。在历代领袖仁善的带领下，周族成为地方安定的力量，周的领袖也被拥戴为一方之长，等到古公亶父的孙子姬昌继任时，被商纣封为“西伯”侯，他也就是闻名后世、作“文王八卦”的周文王。

现代考古在岐山四周发现数处周族在建立王朝以前的遗址。在约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民居与作坊零散分布。出土的城墙遗迹依着山势建立在坐北朝南的坡地上，东边临近甘河沟，城墙内的总面积约1.4平方公里。凤雏村出土的四合院遗迹为这个时期的宫室建筑提供了重要的资讯。

发现中土最早的四合院

凤雏村四合院约1500平方公尺，由庭、堂、室、塾、厢房和回廊组成，正门朝南，入门后依序为庭、堂、室，整体呈现出“前堂后室”的结构，堂的左右各有一间夹房，两侧是厢房，四周以回廊环绕。房屋基址下设有排水陶管和卵石叠筑的暗沟，以排除院内雨水。屋顶采用的瓦和瓦当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瓦类材料。这种格局成为周朝以来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架构，陕西关中一带的民居至今仍保持同样的形制。而北京的四合院，更是举世闻名的文化遗产。

四合院最简单的结构是集三间而为“房”，北房为正房，是长辈或家长的居室，正房中间有堂，是家庭成员集会活动之处；东西两侧为厢房，是子女晚辈的居室；南侧的下房间数不等，为仆人居所或作为堆叠什物的仓房，中间的庭院植木辟池，自成微观的山水。平时各房关起门窗来，便是一个独立的居住空间，打开门窗，就形成一个更大的生活空间，里面有山有水，俨然是一个小世界。若居住人口增多，可以在基本的结构上扩大发展，变化虽多，总体仍然保持着形式上的四方格局与精神上的对称和谐。

四合院的基本结构可以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建筑群，寺院道观、官署王府，乃至朝廷宫殿，虽然规模不同，性质不一，道理则一。建筑格式历经数千年而不变，通过了时间的考验，除了显示出中国传统居住空间的人性化是超越时代限制之外，更意味着其背后蕴藏的思想内涵是有它永恒的合理性。

周朝建立

姬昌修德行善、礼遇贤士与修炼者、善待人民万物，诸侯及百姓多服从他的教化，尊之为王，众望之所归，史称三分天下有其二。周文王建立丰为都城后不久即去世，武王即位，建镐为都城。在周公旦与姜子牙的辅佐下周的国势鼎盛，此时商纣迫害臣民、亲近奸佞，已到众叛亲离的地步。武王率领诸侯讨伐纣王，商的军队虽然人数较多，却都痛恨纣的暴虐，起而反戈助周，终使周代商而有天下。

周武王建立周朝后，仍以镐为都城，但由于镐远离作为商朝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为了方便管理商朝遗民，武王视察各地后，认为洛依地区，也就是夏朝故都斟郡一带，“居易毋固”（平坦居易无险阻）、“毋远天室”（离天帝的居室不远），可以作为都城所在，遂命周公旦在洛水附近择地，计划作为周朝的都城。

丰镐两京遗址位于西安市西南沣河两岸，呈双子城形式。南临终南山，北靠渭水，丰京遗址约6万平方公里，镐京约4万平方公里，两城的规模格局都比周原上的都城大。《诗经·大雅·文王之什》中有两段歌颂文王建丰、武王建镐的诗句：“筑城伊淢，作丰伊匹。匪棘其欲，遹追来孝。王后烝哉！”（筑城掘沟作护城河，要匹配丰京的规模，并非急图私欲，是为敬祖兴邦，文王真是好君王）；“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武王占卜问神明，可否定都于镐京，龟甲占卜的结果是允许的，武王便建成了城，武王真是好君主）。
 

丰镐两京的建立，开启了中国朝代以长安为首都的历史，自此关中地区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是谓“得关中者有天下”。

周公营洛

周武王大业未竟即已辞世，成王即位时尚年幼，由周公辅政。周公继续武王遗志，史书称“使召公光相宅”，再多次占卜后确定城址，与召公一起营建洛邑，称为“成周”。召公的“相宅”，即是古代风水学的由来。据《逸周书．作各隹解》记述， 新城“堀（内城）方千七百二丈，郛（外城）方七七里，以为天下之大凑”，“设丘兆于南郊， 建大社于国中”（在南边城郊设祭坛，在城中建宗庙）。

洛邑继承历来都城以宫廷为中心的原则進行规划，采用方格网络系统设置道路，城内的主要建筑有太庙、宗庙(文王庙)、考宫(武王庙)、路寝、明堂等“五宫”。 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才建成，完成后，将九个象徵天下的大鼎放在这里，因为洛邑是“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位于天下的中心，各地前来纳税的路途约同样长）。成周由于其先天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后天的不断加强建设，逐渐形成集政治、经济与军事于一体的大型城市，奠定中国历史上以长安地区及洛阳地区为两京并立的局面。在后来的东周时期洛邑成为周天子之都，惟彼时周室衰微，天子之都的特殊地位遂被陆续兴起的强权诸侯的国都所取代。

《周礼・考工记》──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

周公营建洛邑后，在周族原有体制的基础上，参酌商朝制度，建立各项典章制度，是为礼乐制度。行礼仪时要配乐，不同的礼仪演奏不同的乐章。礼用来分别身份；乐用来求同取谐。周朝依礼治国，人或事不分大小贵贱，皆依礼制而行。周朝的百工技艺亦各有其典范制度，其中也包括城镇建设的指导原则，总结在《周礼・考工记》的匠人篇里。

《周礼・考工记》除了规定工艺产品的尺寸类别外，更重要的是强调创作和制造时应抱持的态度。周人认为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亦即各项手工艺技术，无论是造船、作车、建筑、制乐器等，都是神以圣人的身份现于世间，为完善人类的生活而发明出来的。圣人发明出各门技艺后，“知者创物”有智慧的人设计制造，再由“巧者述之守之”聪明的人加以传承推广。

《考工记》开宗明义便点出创作的精髓，深知技艺来自神传，人在创作时应谨记神传文化之原意，制作出良好的物品来；而好的传统要维护并且推广，使更多人能受益。另一方面，人在创造时保持的正确心态会使自己的技术不断進步，因其为人为公的创作态度上合天意，在天人合一的感应下，自有神助，当然能制作出更好的东西来，而自身也会从中得到升华。在技艺的提升中悟道，这也是一种修炼得道的方法，在中国特有的修炼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掌握创作的精神后，还要注意制造的过程须结合“天时”、“地气”、“美材”及“巧工”，才能创造出优良的作品。基本的原则要求创作者需考虑作品的尺度以实用为前提，造型则要符合美的要求，数字可以赋予象徵性的意义，而规格标准化可以保证品质与完成的速度。

中国很早以前就设立了专门官职掌管城殿营建事宜，这个官职在帝尧以前叫“共工”，上古时期怒撞不周山导致天穹破裂、才有后来女娲补天的故事，就是当时的共工引起的事端。到了帝舜时代更名为“司空”，大禹在尚未受禅帝位前，曾任司空，即位后，又把司空改回共工。西周则专门为修筑城廓沟池设立“掌固”一职、并设“司险”一职以测量绘制天下地图。

《周礼・考工记・匠人篇》──中国城镇设计的指导原则

这些基本原则落实在城镇建设的具体技术方面，就是记载着大到都城营建、小到门宽尺度的规章制度的《考工记·匠人篇》。在《匠人篇》里，将工程分为建地测量、城镇规划与排水系统设计三项，为使读者方便阅读起见，以下节选有关城镇建设部分的原文与译文对照：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工程师建设王朝的都城，正方形的城每边宽九里，约等于3742.2公尺，每边各开三城门，城中有九条东西向、九条南北向道路，路宽九轨，约等于16.6公尺，也就是可同时容纳三辆马车行驶的宽度）。

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宫廷的左侧设祖庙，右侧立社稷坛，前面是朝廷，后面是市场，市场与朝廷的面积长宽各百步）。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窻．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夏朝的宗庙称为世室，其堂的深度为二七十四步，宽度为十七步半；五室象徵五行，四边四室深度各三步、宽度为三尺，中间大室深四步、宽四尺；由外入堂有九个阶梯；每室有四户，每户有二窗；以白蜃灰涂墙，门侧之堂即为塾，大小是正堂的三分之二，亦即深度为九步二尺、宽度为十一步四尺；门堂有二室，与门各占三分之一。）

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殷商的宗庙叫重屋，其堂深五丈六尺，高三尺，形式为四阿复榫式之重檐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周人的宗庙叫明堂，房子的度量衡以筵为单位，一筵为九尺；堂宽九九八十一尺、深六十三尺、高九尺；五室长宽各十八尺）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室以凴几为度量单位、堂以筵为度量、宫内合院用手的寻、在野外用步宽测里数、路用车轨宽度为单位）庙门容大扃七个．闱门容小扃参个．路门不容乘车之五个．应门二彻参个．（宗庙之门为七个牛鼎之扁宽，一大扁有三尺，即二丈一尺宽；庙中之门有三个小扁宽，一小扁有二尺，即六尺宽；大寝之门一丈六尺五寸；正门也就是朝门宽二丈四尺）

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路寝之内有九内室，设置九嫔女官，以教导妇学；外九室设置九卿来辅佐朝政；将国家大事分成九种类别，使九卿各司其职）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雉长二丈、高一丈，王宫宫门的屋脊高五丈、宫门的屋脊高七丈、城门的屋脊高九丈）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城中道路宽16.6公尺、环城道路宽约13公尺、城外郊区道路宽少于10公尺）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诸侯的都城依天子之都的比例缩小其规模，宫门的屋脊高五丈、城门的屋脊高七丈；诸侯都城里道路的宽度等于天子之都里环城道路的宽度、环城及郊区道路皆为三轨）综观匠人营国之篇旨，简言之就是要求在营建前需先经过构思规划，城的规模大小应考虑未来的发展及人口容纳量；布局要讲究中正规矩的平衡与协调；以标准化的度量单位作为营建基础，如道路以车轨宽度、庭院用步长、室用几(小桌)长、堂用筵(草席)长、门用 (鼎)宽、墙用雉(夯土板) 长宽等。而每种标准尺度又都力求符合模数，比较常用的是3，如路宽9轨、筵长9尺、王城方9里（根据《春秋谷梁传》宣公十五年记载周代一里为300步，据《论语》马融注引《司马德》一步为6尺）等等，如此的数字便具有象徵性，例如三代表天地人三才、三的倍数九为数字的极限，象徵极致；用圆顶以象“天圆”、用四方地基以象“地方”等。

根据后人研究，传世的《周礼·考工记》可能已经不是西周时期的原文，但因其书尚可见古制，仍可从中得知周时期城镇建设的指导原则及经验总结。从目前考古发现的周朝遗址来看，古城的大小虽非全然符合《考工记》中的规格，不过城市的规划与布局大致遵循着《考工记》的设计原则。就城镇建设而言，《考工记》的成书为周朝大量开发新城市的现象提供了最佳的说明。今日许多城镇如曲阜、临淄、北京等皆从此时开始其悠久的历史。另一方面，《考工记》对中国传统城镇设计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其中记载都城的布局原则，例如“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等，皆成为后代城镇规划的准则。

封邦建国，城镇兴起

周朝取得天下后，封邦建国，“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吕氏春秋。观世篇》），将领土分封给姬姓子孙、功臣及贤王后代，拥有土地的各国诸侯又将其领土分封给其下的士大夫，是为封建制度的开始。封建制度开启了周朝第一波的造城风潮，得到领地的诸侯广为营建国邑，这些城市的规模大小与其中宫邸所占比例皆依诸侯等级而定，超过这个定制便被视为不遵守礼制，而逾制非礼在当时社会里那种讲究道德礼节的环境下，是件很严重的事情，人们都会自觉地在约束着自己不逾矩。《左传》里记载了大小四级的城市规模：“王城方九里，长540雉，公城方七里，长430雉，侯伯城方五里，长300雉，子男城方三里，长180雉。”雉是专门度量城墙的单位，一雉长三丈高一丈。天子之都的王城方九里，约等于今日的10.4平方公里；最小的子男城约1.5平方公里，若住满人的话大约可以容纳2万人口。

除了各诸侯国的国都根据诸侯的等级而分大小外，在一国内所兴建的城邑也依照其是否有宗庙的设置而分为都与邑。“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无论都或邑，城市皆大分为内城外郭二部分，内城是宫城，通常位于全城中心，由一道宫墙围起，是领主家族居住之处与行政中心；外郭介于宫墙与城墙之间，为庶民住宅区，居于其中的人称为“国人”；城墙外的领地称为“野”，住在那里的百姓是为“野人”，他们耕作着划分成井字的田地，向领主交纳十一税并负担徭役。

西周的城市人口多由领主的家族、仆役、卫队、行政人员，以及支持这些人口的手工业者组成，与城外封邑内务农的百姓共同形成自给自足的生活圈。根据《国语·周语》记载，周时封建制度下的领主家族成员并非只靠税收与百姓提供的劳务来维持生活，他们也参与农耕劳动，而其女性成员虽贵为“命妇”，却也亲自织布缝衣，从事生产工作。

依照《考工记》，西周城市的北边为固定的市场用地，此外市场还按照对象的不同而区分出不同的交易时段，在《周礼》其它地方记载，“大市，日员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早上的市场以大宗批发为主；午市最大，可以购买到各种奇珍异果；黄昏市场则为从农村挑担進城的小商贩或农人而设，主要贩卖日常所需之物事。市场设置专门的官衙進行管理，以防止物价哄抬、伪劣或禁品流通、维持度量衡的准确并徵收税负。

西周初年由于君主遵循先代贤王的德治与周公制定的典章制度，使天下太平、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手工业、农业、商业等各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可以说是西周的黄金时代。根据史书记载，在成王康王时期，百姓富足、社会安宁、全国有40余年不曾动用刑罚，史称“成康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盛世。

西周维持了200余年后盛极而衰，末期继位的几任君王不能延续德政，天灾如地震、旱灾、异常的气象等接踵而来，三川枯竭断流，周幽王的大臣伯阳甫从夏商时川流竭而国家亡的史实来预言周朝的将亡，因为天地的秩序被打乱，水源就会被阻塞，使土地得不到滋润，农作物歉收，百姓无以为生的情况下，社会必然产生动荡，国家随时会倾覆。

周幽王不听劝阻，任用奸佞，又为了妇人弃后废嫡、戏点烽火台，导致真有外敌入侵时诸侯不再前来相救，周幽王被杀于骊山下，城池被掠夺一空，关中残破不堪。继位的周平王将都城东迁洛邑，西周结束，开始了神州历史上列国群雄并起、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周代建造新城的脚步并未随着周王室的衰微而止歇，造城这股风潮，浩浩荡荡的延续到春秋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