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0年12月17日】
一 、西方科学的源流
1 、西方科学溯源：希腊文明
西方科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爱智主义的精神传统。它的奠基者柏拉图认为，科学知识是人对事物的了解，是人的智慧的体现。在柏拉图看来，我们人通过感官所认识到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这也许是对的。
但他在追索世界的真实图景的同时，把人放在了真实的世界的外面。此外，原子论哲学的形成规模，又为科学的发展建立了分析的方法和还原的理想。所谓分，是指把真实的世界拆分成无限多的、再不可分的、彼此缺乏内在联系的基本粒子；所谓还原，就是将万事万物 ( 也包括人 ) 看作一堆堆的活动着的原子的单纯叠加，一旦了解了一个原子的结构和活动规律，就掌握了一切。分析的实践操作就是以解剖人体著称的希波克拉底医学体系。希腊人的智慧不满足于现象的观察，以阿基米得为代表的几何学的发达，使得他们能够以“线型推理”的逻辑考察世界。因为希腊人相信简单和不变的还原论，一种逻辑、一套概念，再加上一堆命题，在他们看来就足以解决所有问题了。从希腊文明看西方科学，就可以发现：人和世界的分离； 把 感觉经验抽象成概念、再组合成命题；逻辑、分析和还原……始终是它的发展的内在线索。不过宇宙是复杂的，人体生命是复杂的，宇宙和人体生命的联系更是复杂的。和中国古代的科学巨典《周易》、《黄帝内经》相比，古希腊的科学思想实在是远为苍白和逊色了。
2 、西方古代科学：和价值的互补
此后的西方科学经历了近两千年的缓慢发展，如农业技术的进步、机械工业的萌芽、武器和航海设施的发明，等等。它的医学则始终坚持四种体液调和作用的生命体理论。这一时期的西方科学虽然仍具有早期所形成的种种缺陷，但由于长期与宗教世界观构成既矛盾冲突又相互平衡的关系，其负面影响尚未显露出来。由于宗教信仰作为西方社会的普遍价值，制约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科学的发明与发现始终仅仅被当作知识而接受，而且处在和人们的价值信念相互解释、彼此印证的意义网络里。若比照同期的中国古代科学，则能看到这样一种景象：中国的科学比西方远为发达，但内在地就富有着“正德、利用、厚生”的精神，它讲究“天-- 地 -- 人”三才系统的良性互动和有机结合，讲究难以传达的人生意义的体验，所以几乎先天地要求将德性伦理放在首位，用“正德” ( 德性发展 )来统御“利用” ( 技术发展 ) 和“厚生” ( 社会发展 ) 。中西科学都实现了价值世界和技术世界的互补。
3 、西方近代科学：实证思潮
文艺复兴以后，由于培根、伽利略、牛顿等人的思想和工作，实证科学取得统治地位。它的理论纲领是培根的《新工具》。他主张建立归纳法，提倡以科学实验和经验事实作为科学的起点和基础。归纳法的三步骤是：搜集材料；整理材料；归纳。培根以来的西方科学，恪守归纳方法，观察现实，立足物质，极大地发扬了原子论的科学传统，人完全从世界中分离出来，成为现实的观察者，并直接导致了超现实的宗教价值观的失落。伽利略等人发明了望远镜（观察宏观）和显微镜（观察微观）。由此而导出现代天文学对宇宙的认识和西方医学以细胞和细菌为本的生命体理论。但是，人的观察与仪器的观测是否可靠？依靠观察与观测得来的材料例证是否全面？在此基础上归纳而成的结论在多大限度上是正确的？这些都是实证科学的要害所在。
例如，树上的苹果会落地而不是在空中飘浮或飞上天空，这只是就人类历史上观测到的那些苹果树而言的；既无法涵盖所有的对象，又难以考虑到种种可见或不可见的内部、外部因素，更不可能分别每次观测特定的具体状况的差异。因此人们对下一次苹果仍会落地的坚定判断，只是对有限现象的归纳再加上线型逻辑的推演而已。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就是奠基在材料归纳和线型推演之上的，并以此为基点确定了一整套宇宙律，成了“理解无机界的全部过程的钥匙”。“在将近200 年中给予科学以稳定性和思想指导”，“在他以前和以后，都还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决定着西方的思想、研究和实践的方向” 1。物理学在西方科学中具有代表性，物理学再辅以数学的定量化，造成了人类已经掌握宇宙万物奥秘的牢固信念。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 POWER ）。”所谓“力量”已是一种控制世界和人的技术，而非柏拉图所谓“智慧”了。经验世界吃掉了价值世界，并开导出技术世界，西方科学背后的逻辑、实证、分析、还原的精神开始成为人们的世界观。这已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希腊文明的继承了，无论以其规模、程度都可称得上一场革命。同时期的中国科学则因发展方向的分歧而呈现出技术的差距，德性伦理的发展固然不一定等同于技术发展，但人性沦亡，技术何用？结果，近代科学革命造就的坚船利炮不仅贩来战争的疯狂，更导致实证科学的强制性的扩张，此即所谓“西学东渐”。五四时期，形势迫使人们相信西方近代科学可能救中国，于是苦苦追索，以求革面洗心。德性伦理的精神传统、“天- 地 - 人”三才互动的有机思想……都被所谓“科学的世界观”所代替。实证精神的扩张与强化，是贯穿整个中国二十世纪的一条精神线索。
4 、西方现代科学：否定自身
西方科学的革命与传统社会的冲突还体现在“它打翻了并且取代了古老的关于时间、空间、物质和因果的观念” 2。西方古代的价值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和古老的东方科学（从佛家的“劫”到古中国的“甲子”）都认为：时间是一个巨大的圆环，周而复始，循环不已。与之相应的是物质与生命的重演和新生。近代以来，线型推演的逻辑在任何领域的无限扩张，直接造就了线型时间的观念，从而替代了永恒轮回的时间观。
在牛顿看来，线型时间是可以无限地延伸到未来的一条直线，它是绝对的、实体性的、和物质世界相分离的，更是单向性的，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与之相适应的便是人类社会将会无限进化、进步的观念：一切落“后”的，都是黑暗的；一切超“前”的，都是美好的。新的一定比旧的好。十九世纪中叶，达尔文创立了“自然选择”的物种进化学说。进化论认为，人是较早期物种演化的后裔，这标志着西方科学开始染指人类史，并用进化、进步的线型时间观解释人类史。它的近期“战果”是神学的全面崩溃，它的远期理想则是达尔文所说的：“在未来某个时期……文明的人种将灭绝并替代全世界未开化的民族。”3
多么可怕！因为受到地质、考古等学科水平的制约，进化论的材料归纳并不全面，它的线型推演中更存在着明显的“进化缺环”：日本的人类学家提出，从猿到人，应存在“类猿人”（而非“类人猿”）的过渡环节；同样，从水生植物到水生动物，再爬上陆地，然后爬上树，每一次物种的演变间也都应存在着这种过渡环节4。
但人类却从未观测到过这样的生物物种及其化石。因此，进化论在西方科学内部也始终受到非议。它的匆促抛出，标志着近代科学在进步、进化观念的支配下，在商业扩张的殖民利益驱动下，已经部份地放弃了客观性原则和实证方法，从而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老子云：“物壮则老”，“不道早已”。由于自身内部否定性的萌芽发展，以至原来事物走向解体，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进化论背后纠缠不清、“剪不断理还乱”的理论与方法冲突只是西方科学渐呈衰势的徵兆之一。
20世纪物理学的迅猛发展首先动摇了牛顿的线型时间观。 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著名的狭义相对论，突破了经典力学的绝对时空观，建立了场的物质性概念。他证明了并不存在那种遍及宇宙的统一而均匀的“时间流”，时间是由具体的“场”和具体的物理过程所决定的。速度的变化（观察者的运动）使时间具备了伸缩性，所谓“现在”的概念并没有绝对性。例如著名的“双生子效应”：一个宇航员高速航行若干年后返回地球，变得比他留在地球上的孪生兄弟年轻了。这对孪生兄弟各自感觉到的“现在”显然不具有同时性。“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此之谓也。
1915年，爱因斯坦完成了他的广义相对论，以弯曲空间和曲线坐标系，确立了时空与物质不可分离的观点，成功地用场来描述包括四维空间在内的一切物理实在。时间完全同物质场联系在一起。突破光速极限的时空弯曲甚至可能导致时光倒流，从理论上人们可以走向过去，也可以回到未来。“按照哥德尔给出的广义相对论方程的解，‘类时世界线’也可以闭合起来，这样，时间就不应当想象成一支沿着无止尽的直线前进的箭，而是一个封闭的环，这样带来的循环和重复就是绝对的了。它表现了时间本身的性质和结构。闭合的时间意味着过去也就是未来，未来也可能是过去，现在则要依赖于将来。早和晚的区别消失了。”5
进化和进步观念的基石瓦解了，旧的世界图景也在前沿科学的视野中渐渐崩溃，然而新的世界图景却并未清晰。表面上看，这既可顺时针转动、又可逆时针转动的时间之环，似乎回归了东方传统科学那“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古老立场；但时间研究的深入开展却困难重重，具体体现在以下三点：其一，无法把握时间的本性。爱因斯坦的时间观虽有新意，但它仍认为时间只是一种参量，一种观察者的尺度，在这一点上与牛顿时间观是一致的。前苏联的魏尼克则认为宇宙中存在着时间物质和“时间场”，它放射的“克罗农”时间粒子起信息载体作用，感官对时间辐射的捕捉导致了时间感。霍金则乾脆到所谓“时间的开端”之前去探索“没有时间”的物理学理论。其二，无法超越时间的观测极限。按照量子论，精确的时间测量限度是普朗克时间，不可能造出能测小于普朗克时间的量值的那种“钟”。按照实证主义的原则，霍金提出，小于普朗克时间就可视为没有时间，是一个没有时间的物理世界。其三，实现时间倒流的途径也无法落实。杰拉尔德芬伯格提出了运动速度超过光的称为“速子”的粒子，霍金提出了可以联结宇宙间相距遥远的不同时空区域的“虫洞”，魏尼克提出应追踪“时间场”放射的“克罗农”时间粒子留下的痕迹……说法不一。时间问题的困惑导致空间、物质、因果性的研究全面僵滞。量子力学公开承认观测外部世界的偶然性和主观性，主张现代科学从探究真理下降到对世界作近似性的描述，于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萎顿，技术抬头。穷途末路下的西方科学被技术所带领，将人类渐渐引向一个物欲的世界。其实，仅以时间问题为例，分析还原的思维与实证主义的方法根本无法支撑前沿科学的发展。微观观测的突破本不一定有助于理解时间的本性，如此一味“分析兮复深析，钻牛角兮再深钻，不知伊于胡底？”6 至于无法测量就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就不承认其存在，此种逻辑实在可笑之极。爱因斯坦的时间观仍然以“世界在某个层次上是简单的” 7
为假定前提，殊不知宇宙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人类理性的想象。时间的流速变化可能是有层次性的结构，理论物理学家提出的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的情况可能是存在于某一特定时空层次的状态。此外，在东方传统科学中，除了那客观的量度化的时间，还存在着主观的体验化的时间。古代中国的科学与宗教、艺术、伦理等相互贯通，如宋元的山水画：孤岩、修竹、流泉、茅屋、行人……人在其中沉醉，如栖居于宇宙的怀抱。古典画论讲究“逸”，所谓“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在心灵的体验中，量度化的时间停步，时间变成超时间。这更与东方人体修炼的丰富时间体验相互参证。时间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时间的轮转和超越更与人类生命活动的奥秘息息相关。难道时间体验的真实性就比时间量度的真实性差些吗？难道需要把人体生命的丰富时间体验逐一实证还原，才算找到时间的“本质”吗？西方科学的观点只是就其表象作出的片面、甚至错误的认识，它的理论往往空洞贫乏，大多似是而非，根本无法穷尽“天- 地 - 人” 的丰富的、多层次的内含和无限多样的表现形式。分析还原的思维和实证主义的方法已经是牛角尖钻到尽头，完全脱出了自身的合理限度。当代有识之士都认为，21 世 纪应该是人类科学返本归真、开辟新路的转折点，而古老的东方传统科学“才是世界狂潮的中流砥柱，挽回迷蒙的指南” 8 。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