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品与人品

中国古代历来都重视人的德行，讲究品行修养的重要作用。“文如其人”这是强调文人的道德品质，是中国传统的人文观。因为文字所承载的就是思想，而思想决定着一个人的品质，身为文人，首先要做到品行端正。要写出好的文章，首先要做一个好人，德之不立，无以立言，有了超人之品德，方有超人之文章。

人品的高下，直接决定着文章品位的高低，因为所有意境优美、清秀隽永的文章是由人一字一句用心去写出来的，读者要品文章所阐发出的人文精神和内涵，品作者当时的心境、思想意境乃至为人之道。古人作文，尤重立意，以“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与道俱”为己任，无论学者之文，应试之文，抑或交际之文，都追求一种“文道合一”的境界，以文施教化，以文表达心声等。《尚书•尧典》曾归结出“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的创作规律。自孔子、孟子而至杜甫、白居易，再到欧阳修、苏轼等，都强调创作的思想内容，重视作品的社会效果。为文者本身就是道德的实践者和传播者，古人说“心之所发，蕴之为道德，显之为经纶，树之为勋，立之为节操，宣之为文章，运之为字迹……”

例如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的文章，也宽厚宏博，使人感受到一种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这不仅仅是单靠执笔学写文章就能到此地步的，这是因为他维护天理正义、公道良心的社会责任感充于内心而溢露到外貌，发于言语而表现为文章。他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对于塑造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精神性格起了重要的作用。

再如唐代的白居易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认为文章必须担负起“补察时政”的历史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使闻者足戒”的目地。他的文风朴实、自然、流畅，著名作品有《卖炭翁》、《杜陵叟》、《红线毯》等，他在《寄唐生》中写道“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都体现出为民请命，揭露社会时弊，为正义而大声呼喊。他不仅是一位文学家同时还是一位敢直言、爱百姓、廉洁自律的清官，虽因触怒权贵屡遭贬谪却依然不改初衷。一个在恶劣环境中特立独行的高洁之士形象就矗立在人们的心中了。据说他每写一诗，必对老妪读之，老人不明白就改写，所以他的诗文连不识字的老人、儿童都能听懂，被传为文坛佳话。

宋代的陆游说过：“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认为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应该是人生和文学的永恒主题，心系百姓，不辱使命，品德高尚，才能写出有感染力的文章。他一生以梅花的品格自勉，“雪虐风号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高标逸韵君知否，正是层冰积雪时”。历史上流传千古的著作名家几乎都是具有梅一样品格的人，从《归去来兮辞》中，人们读出了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操守；从《满江红》中读出了岳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正气；从《岳阳楼记》中读出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他们的文章传承至今，无不表达出其高风亮节、不谋―已之私的语言形象，其崇高的文学地位与其高尚的人格交相辉映，崇高的信仰是其成就的关键。而对于那些人品不好或大节有亏的人，其文亦受其人品影响，随人而逝，泯灭不传。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道德标准衡量一切事物，引导着人们以正确的是非观面对“善”与“恶”、“正”与“邪”这些原则性问题。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千百年来一直就具有追求真理、维护道义的传统，他们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捍卫道德、真理的勇气而倍受人们的尊重，使人们在学习、研究其作品中能学到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追求光明和美好，把德操作为人处世立身的准则。而今的中国社会，中共邪党破坏传统文化和人们的正信，强制给人们灌输邪恶的党文化，使社会道德沦丧，有多少文人受名利驱使而成为说假造假的御用文人，又有多少人为了一己之私而违背了天理良知。退出中共及其一切附属组织，摒弃邪恶的党文化，承担起维护真理、正义的使命是有识之士的明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