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的鼓励

2004年，大纪元日报社隆重发表了长篇评论《九评共产党》，我迫不及待的一讲又一讲的看完。当时我就认识到了，《九评》的推出，非同小可，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正法又進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已经到了解体邪恶，结束迫害的时候。我也清醒的认识到《九评》的巨大威力，对于认清中共邪恶本质，清除中共邪恶因素，唤醒民众、救度众生能够起到巨大的作用。当时我就决定了要做《九评》。《九评》一连载完，在第一时间我就把《九评》下载了下来。

我对中共的邪恶历史非常了解，在牢房里就对中共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对中共的邪恶也有切身的体会，从法上也早就认识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我早就想写揭露中共的文章，特别想把在牢房里对中共的思考写出来，那没日没夜的反思，真的是刻骨铭心。可是那时不敢写，害怕不符合法，也害怕走偏了参与了政治，只好一直憋在心里。《九评》把我的心里话全写了出来，而且比我的见解不知要高明深刻多少，看了之后我感到很振奋。

由于当时一些同修还没有看过《九评》；也有一些同修局限在不能搞政治的认识中，对推《九评》有顾虑；还有一些同修对中共邪党的本质认识不清，受党文化的影响较大，认为迫害是中国内少数人发动起来的，责任在当权者个人，没有认识到中共邪党才是迫害的真正元凶和罪魁祸首。当时师父的《不是搞政治》和《向世间转轮》还没有发表，同修们有各种各样的认识。为了不影响整体，避免争论和波动，我打算自己先推《九评》。当时我的想法是，既然《九评》能起到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的巨大作用。那为什么不去做呢？我觉得出发点是为了解体邪恶、救度众生，而没有别的什么目地，我自信这一点是符合法的。即使有不妥之处，也是我认识不足的问题，不会影响大法。因为当时师父没有发表经文，对应该怎么做心里还是有些没底。

我和几个有同感的同修進行了交流，自发的开始了配合。买耗材、排版、打印，在《九评》刚刚发表后的短短几天时间，就制作了几百本《九评》。资料点具体制作的同修非常认真仔细，排了好几个版本，有厚有薄，适合于不同的用途。

我把《九评》首先送给了我的一些亲友，他们看了反响都很好。后来，我又在一所大学和几幢机关办公大楼里散发了一百多本《九评》。

后来我们商量，不能局限在当地发，《九评》这么好，应该推向全国，商量后我们决定通过邮递的方式散发《九评》。

中国这么大，往那里邮呢？我们考虑首先给政府部门和政法机构邮寄，主要是为了制止迫害；其次是给新闻机构和报刊杂志邮寄。我们考虑这些单位每天邮寄品很多，寄《九评》这么大的宣传品不会引起怀疑，容易收到；而且这些宣传机构对社会上影响很大，如果他们明白了真相，不但自己有了得救的希望，而且可以减少对众生的毒害。很快我们就制作了大批信件。

我带了一大包信件，独自去天津发信。我买的是早班车的票，早七时发车，我打算当天去当天回。我的住址离车站大约有一公里路程，发完六时正念后，我就步行去车站。

初冬的清晨，寒气袭人。天还没有亮，灰蒙蒙的。平时车水马龙的公路也没有了喧嚣。

偶尔有一辆车驶过，寂静无人。走着走着，我突然想：“这件事是不是有点超前，没问题吧？”

就在这时，我突然感到一股热流通透全身，微微一震，身子轻飘飘的，走在路上就像踩在云朵上一样，真是美妙舒服极了。这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体验，持续了好几秒钟。我立即明白了，师父在鼓励我呢，这件事做的很对，没有问题。

我很顺利的到了天津，跑了六七个邮寄点，把信全部发了出去，当天就返了回来。

后来我们又多次去北京等地发信。因为我们做的比较早，当时邮寄《九评》的同修可能还不多，邪恶没有注意到，检查不严，这些信件都安全到达。那时我们发信，几乎都要给当地的同修同时发一封，验证一下能不能收到。

后来师父的经文发表后，同修们很快从法上提高上来，紧紧跟上了师父的正法進程，《九评》也大规模的送進了千家万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