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1年01月10日】
新中国在治黄史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也有深刻的教训。一方面，我们急于根治黄河的洪水；另一方面，我们急于把黄河丰富的水资源都利用起来。而修水库似乎正可以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于是，大修水库成为治河的压倒性策略。
1952年，毛泽东主席第一次出行，就是去视察黄河。来到郑州以北的邙山，他登上东坝头，望着奔腾的浊流，自言自语地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
当时陪同的人里，有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朗声答道：“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帚挡不住。”
毛泽东欣赏这样的“奇思”，这符合他一以贯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两年前他曾大笔一挥，作出“一定要根治淮河”的指示，并要周恩来总理抓紧办理。而今面对滔滔黄水，他却显得格外审慎，思索再三，只嘱咐“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毛泽东放不下黄河，1953年2月15日，他再次来到黄河边。看着王化云呈上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图纸，他询问三门峡能用多少年。
王化云依然豪气干云：“如果黄河干流30个电站都修起来，总库容约为2000亿到3000亿立方米，这样算个总帐，不做水土保持工作及支流水库，也可以用300年。”
毛泽东笑道：“300年后，你就有重孙子了。”说得王化云也笑了。
毛泽东更进一步：“修了支流水库，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呢？”
“用1000年是可能的。”
“那么1050年怎么办？”毛泽东的问题令人始料不及。
王化云一时语塞，半天红着脸说：“到时候再想办法。”
毛泽东笑了：“恐怕不到1000年就解决了。”
一句话替王化云解了围，也使人们已听出他决心已定。接着他又问起三门峡四个方案中，哪一个最理想。王化云是主张建大水库的，他极力要求上马360米高坝。
“那么多移民往哪里移？”毛泽东将了他一军。
“有的主张往东北移，那里土地肥沃，地广人稀少；有的主张往海边或远移；有的则主张就地分散安置，不一致。”
“你主张移到哪里？”
“移到东北去，对工农业和国防都有好处，就是多花点钱，我也主张移到东北去。”
这位新中国“河官”的“奇思”，显然与那个时代合上了节拍。之后，他在北京同张含英等几位专家激烈辩论，提出要“蓄水拦沙，用大水库斩断黄河”。
1953年是中国一五计划执行的第一年，此时中国正在同苏联商议156个援建项目。在水利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要求下，根治黄河被列入援助项目。
1954年1月，苏联专家组抵达中国，组长是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从2月到6月，中苏专家120人对黄河进行了现场勘察，行程12000公里。
苏联专家也认定三门峡是首选坝址。柯洛略夫说：“任何其它坝址，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
至此奇思升华为国策。两年后，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怀仁堂向人大代表们宣布：
¡拔夜?嗣褡怨乓岳淳拖Ｍ?苤魏没坪雍屠?没坪印Ｋ?堑睦硐胫挥械轿颐墙裉斓氖贝??嗣衩裰鞯拿?蠖?贝??庞锌赡苁迪帧Ｔ谌?畔克?馔瓿芍?螅?颐窃谧?母魑淮?砗腿??嗣窬涂梢匀セ坪酉掠慰吹郊盖?昀慈嗣袼?蜗氲囊惶?-看到黄河清！?
三门峡，位于晋豫两省交界线，宽不及400米，河中突兀立着两座石岛，把黄河劈成三股激流，号称“三门”。三门各有名称，自右而左依次为鬼门、神门、人门。其下400米，又有砥柱石、张公岛、梳妆台三座石岛矗立河中。
古籍中载，大禹治水时曾在此“劈砥柱”以导泻洪水，为中华民族立下不朽功勋。而今，刚刚立国，我们就可以斩断黄沙，一劳永逸地解决黄河水患，人们怎能不激动？有人当场提议，待到水清之日，在禹门口上勒石以记，反用“功在禹下”的古训，大书四个大字：功在禹上！
设计交给了苏联的专家。这位专家设计了海拔360米的高坝，泻水孔底槛高程为320米，拍胸脯保证大坝的排沙能力。一些中国水利专家提出异议，认为照此设计，不但水坝将很快淤死，潼关上游的河段也将淤塞，淹没大片良田，并危及西安。
苏联是当时世界水利王国，更是老大哥。抗辩的结果，依然是按苏联人的方案走。只是依从了一位中国专家的要求，在坝底保留了八个施工泻水洞。
工程于1957年4月开工，到1960年9月主体工程建成。这不是一般的三年，自1958年起，天灾人祸，饥馑笼罩全国，非正常死亡以千万计，中苏关系也降到了冰点。
很多工程下马停工，三门峡水库却没有。靠整个国家积聚的资源，三门峡加紧施工。
肥沃的渭河谷地，百万亩良田淹没在波涛之下，87万人被迫移民，其中几十万人远徙宁夏，流离不毛之地。
人们认了，只要那黄河清的梦想能圆，他们认了。
1960年，三门峡水库建成。96米高的混凝土大坝巍然耸立，拦腰斩断了黄河，形成了一个比太湖面积还要大的人工湖，整个工程用210万立方米的混凝土浇筑而成。
然而，欢呼声还未平息，蓄水运用不足两年，电站尚未发出一度电，水库已淤积19.1亿吨泥沙，下泄仅1.12亿吨。与“大鼓肚”问题相比，“翘尾巴”问题则更为严重。泥沙淤积不断向水库上游推进，致使潼关河床严重淤高，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随后淤积末端迅速上延，直接威胁西安及关中平原的安全。
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治黄会议，确定了“确保西安，确保下游”的方针，否定了“蓄水拦沙”的痴想。经过两期艰难的治理，最后硬是冒险潜到坝底，打开了当年留下的八个施工导流底孔。
几番周折，三门峡终于这样保住了。1973年底，在其建成11年后，第一台机组开始发电。然而，这座设计库容达647亿立方米的超级水库，现时最大库容为60.4亿立方米，长期有效库容仅余18亿立方米。
三门峡的教训，不能说不深刻。它本应使人们更加清醒，反思一味工程治水的失误。然而，也许是人们改变河山的愿望过于急迫了，他们依然迷恋立竿见影的水坝，一刻也没有停止建设。在他们看来，三门峡的结论完全是技术性的，即在泥沙含量巨大的黄河中游要小心从事，只能“蓄清排浑”，“调水调沙”。
三门峡的经验教训，反而使得人们更加放心大胆地修建长江三峡和黄河小浪底工程。小浪底工程投入巨大，预计完工后，依照“减淤拦沙”的运行方式，将能保证下游河道20年不抬高。可以说，我们已经把今后20年黄河下游的安危托付给了这座超级水库。
然而，三门峡的经验，最大的一条是保全了自身，也就是利用“蓄清排浑”的方式，使得多沙的黄河保持了一定供径流发电使用的槽库容。但是，以三门峡为首的一大批骨干水利工程，大大改变了下游的来水来沙规律，使下游河道本来就不利的水少沙多情况进一步恶化。
具体来说，在汛期，上游干流水库调蓄了洪水径流以后，进入三门峡水库的洪水减少，出库的洪水也相应减少。但大家都是“蓄清排浑”，因而进入三门峡水库的泥沙并未减少，反而使出库洪水泥沙浓度增加。这样就造成下游河道“小水带大沙”的局面，加重了河道淤积。在非汛期，由于三门峡蓄水发电，下泄流量较小，仅能对大坝以下局部河道进行冲刷，而这些泥沙只能被搬运堆积在稍远的地区。
当小浪底水库建成时，下游的引水量只会更大，这对下游河道冲淤非常不利。
如果说小浪底水库对黄河水沙形势的影响尚有待实践的检验的话，那么上中游水库分光喝尽黄河水资源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
1955年制定的黄河综合利用规划中，计划在干流龙羊峡以下布置46座水利水电工程，后经修订合并为29座。其中龙羊峡、刘家峡、大柳树、碛口、龙门、三门峡、小浪底等七座大坝为开发黄河的关键性工程。
几十年间，蓝图变成了现实。黄河干流之上，现已建成龙羊峡、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青铜峡、三盛公、天桥、三门峡等大型水利枢扭。加上支流3300多座大大小小水库，总库容已达530亿立方米。
与此同时，万家寨引水工程也已开工，李家峡大坝已浇筑完成，号称世界最高难度的小浪底水库也在加紧施工。待到这些工程于2000年完成，总库容将达660多亿立方米。
而黄河天然径流量不到560亿立方米。
2000年后，黄河干流还将兴建大柳树、碛口、龙门等骨干蓄水工程，使黄河干、支流水库的总库容达到980多亿立方米，比花园口断面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多75%，约相当于70年代以来花园口断面实测径流量的2.5倍。
放眼黄河，几乎是无峡不坝了。然而，在我们认为已驯服了黄河，正可尽收防汛，发电，灌溉，航运，养殖诸方之利的时候，它却和我们开起了一个可怕的玩笑。
（摘自《中国水危机》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