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0年07月07日】
二、对马克思唯物历史观的批判
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其重视历史的民族，我们有辉煌的司马迁的《史记》，有浩瀚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有延绵不断的二十四史，修史俨然是我们这个民族存在的见证。可是当今国人的头脑中所灌输的都是马克思所谓五阶段历史观。什么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然后又加上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再加上初级阶段。尽管有人不停的加，却没有人敢跳出这个框框看历史，好象中国历史真是这样的，没有人敢质疑马克思这个历史系统。中国学者还争论什么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断代时间，什么西周说、秦汉说、魏晋说等等，又将1840年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当然争论归争论却没有人敢评价马克思的对错，就如同马克思有了私生子也得说是恩格斯的，更不敢说马克思是反基督的撒旦教教徒了。
如果说马克思的哲学观深受黑格尔的影响，那么马克思历史观的思想则来源达尔文主义，尽管《物种起源》晚于《共产党宣言》。这里顺便提一句，有人以前宣称什么对立统一唯物辩证法与老子的思想一致，混淆东西哲学思想，此人恐怕根本没有读懂《道德经》。实际上西方的思想是二分法、是二元论，也就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而中国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合不是分。如果非要分的话，中国思想是二元三要素。老子讲，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不是二生万物。一为天，二为地，三为人。这就是中国人讲的三才，也就是人为三。这也透露出一个神的信息，先有人，而后有万物，万物为人而生。这与基督教讲的上帝造人的过程是一样的。其实无论是老子的三，还是文王的后天八卦方位，还是孔子作的《周易》十翼，都是讲从先天自然之理向后天人伦之理转换后人的理。而天时、地利、人和和中庸思想都与人理有关。如果有机会，我们会在《从先天八卦到后天八卦》和《以土为贵》文章中继续讨论。
现在又回到我在《揭示善的力量――当耗散结构理论遇到水结晶实验》和《揭示善的力量――谈谈成功的商业模式》文章中的一些论述。马克思的五阶段历史观是一种简单化的线性历史观，而线性论思维或机械宇宙论模型是来源于笛卡尔牛顿时代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它有许多机械论的假设或数学假设，例如时间对称性和系统封闭性的假设，物质的可分割性和属性的可还原性假设等等。很明显，达尔文是一个超出牛顿宇宙论假设的越界者。他是越界者而不是象克劳修斯与爱因斯坦一样是真正的超越者。因为超越者往往站在新的观察和思考的基点或角度，建立新的理论系统，从新定义了边界条件，因此超越者并不越界，也就是说他不犯规因为他们从新定义了边界并从新建立了新的理论机理，尽管他们表面上超越了前人定义的边界。而达尔文显然是一个越界者，他犯规了。他看到了机械论在工业革命时代的巨大成功，所以迫不及待的把牛顿的模型简单的拿过来用到生物界中，却超出了牛顿定义的机械论假设和边界条件。比如时间对称性条件，因为所谓的生物進化它是时间单向性的，这才是所谓的進化和发展嘛；又比如系统的封闭性条件，显然物竞天则或适者生存是有系统的外部力量在進行选择。还有一个我经常举的例子，如果按照牛顿的微积分法制，也就是按照物质的无限可分割性和属性的无条件可还原性原则――也就是机械论中的还原性与对称性原则，那么我们如果象达尔文一样将微积分方法引入到生物界，比如有一头猪，一头活生生的猪，我们先用微分法给它剁成无限小的肉馅，然后我们再用积分法给它用肉馅堆成一头猪，它还能是原来那头猪吗？它根本就不是了，它已经死了，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的属性了。这就是机械论模型应用到生物界的最大问题，它违背了生命的法则。也就是说机械系统与生命系统根本就不是同一种系统。如果您对此有兴趣，您可以去阅读一下《解体党文化》一书，那里面有更详细的系统的对進化论的批判，我这里只不过是做了几点补充而已。另外再补充两句，其实進化论在分子生物学上早就破产了，因为分子生物学发现物种的区分在于基因结构而不在于外貌。比如藏獒与京巴犬差的很远，可它们都是狗呀！ 你不能管藏獒叫狮子吧！又比如在美国，有白种人相貌的、有亚裔黄种人相貌的、也有非洲裔黑人相貌的，但他们可能都是美国人，你不能用相貌来判断国籍吧。还有，我最近又看到了日本四大经营之圣硕果仅存的稻盛和夫老先生一篇质疑進化论的文章，很有感触。真正有思想的人、有成就的人是不会受已有理论或固有思想束缚的，只有那些一知半解的人们才会固守前人的所谓理论。
接下来我们继续分析，如果说达尔文是一个越界者，是一个没有搞通牛顿宇宙论原理的不合格的学生，就如同学生做物理题一样，搞错了原理弄错了公式，他把牛顿的物质机械宇宙模型运用到非单纯物质性的生物界，那么在其后接下来出现的越界者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们把达尔文已经错误的认识進一步引進到了人类社会中。接下来才有马克思和他的五阶段历史观，这只不过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产物，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简单的用线性规律来描述，不过是生搬硬套牛顿的线性宇宙论模型而已，他们把人类社会历史看成了线性方程。
分析完了马克思历史观的思想渊源后，我们再来看看马克思历史观的史实基础。马克思最早也是基督徒，所以对《圣经》和希腊罗马神话有很多了解，但是他的知识范围和视角只局限于欧洲的历史，对中国的认知恐怕只知道有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就象当今中国白领女孩你随便抓一个问问都知道Lv包一样。但是你要是真问问《史记》和《资治通鉴》恐怕没几个人读过，所以才会出现所谓专家在电视上讲孔子的《论语》、讲《周易》的潮流。老祖宗的东西国人自己都已经忘了。
马克思观察到的欧洲古代历史（马克思称之为奴隶社会）往往是共和制，比如希腊的城邦或罗马的凯撒之前的时代，而且罗马凯撒之后是一种大帝国时代。而進入到中世纪以后（马克思称之为封建社会）欧洲的大帝国时代结束了，分崩离析，又回到了一种类似城邦的时代，但并不是古希腊意义的城邦共和制，而是一种小王权时代，国王之下又有公侯伯子男，所谓公爵、伯爵、男爵，他们在各自领地内都有独立的税收权和军权，如中世纪的骑士，唐吉歌德，在日本相当于武士。这种大王套小王、小王套小小王的制度叫封建，就是有一块封地，也就是说，分封而建或分封建制叫封建，你在自己的地盘里面可以当家作主、发号施令，这才是封建制的本质。封建制的本质是分权制，并不是集权制。虽然许多国人口口声声说反封建、天天把封建的帽子挂在口头上，但是有几个人知道封建的真实含义，就象有几个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科学一样，想当然的不少，半瓶子醋的不少，真本事没有，但却醋味不小。
中国的历史过程与欧洲有很大不同，中国是朝代制，欧洲是王国制。马克思看到的欧洲历史是从古罗马的大帝国时代走向欧洲中世纪的小小王时代。而中国恰恰相反，是从西周的小小王时代走向秦汉以来的大帝国时代。当然我们不苛求马克思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可笑的是那些把马克思理论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别有用心的人们。比如中国史学界一直在争论所谓中国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的断代问题，什么西周说、秦汉说、魏晋说。其实按照马克思所谓封建社会的标准，中国在秦汉之前的夏商周才符合封建制的标准，那是大王套小王的时代，中国叫诸侯制。据说商朝时有上千诸侯国，西周时代有八百，到战国七雄争霸时还有两百多。
中国史学界争论来争论去，最后说秦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其荒谬之处在哪里呢？秦统一六国進行国家管理的口号就是：反封建，制郡县。秦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它反对的就是周天子时代的封建制，可笑的是当今学者却把秦定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如果秦始皇地下有知的话，不知道他会怎么想，他奋斗了一辈子的目标和业绩――反封建统一六国，他却被后人说成中国封建第一人，他一定哭笑不得。我们知道项羽灭秦后又从新恢复了诸侯制。汉刘邦是郡县制和诸侯制并存，但规定非刘姓不得封王。在七国之乱后，诸侯制逐渐衰败，逐渐被统一集权的郡县制所代替，而后世保留的所谓王公伯侯更多的只不过是一个虚名而已，如关羽的汉寿亭侯等等。即便象明朝那样的王，其实只有食禄权，没有真正的统治权和治理权，治理还是由中央任命的官员来做。
另外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就是封建本质上是分权制，而自秦以来中国是一种中央集权制。分权制与集权制是对立的，也就是说封建制与中央制是对立的。可是不知道中国文人哪里来的灵感，把自秦至清两千多年的历史称为统一的封建制国家，也不知道“统一”与“封建”怎么就放在了一起。你说统一的帝国时代或农业时代还可以理解，“统一”与“封建”放在一起真不知道如何理解了，就象“民主”与“专政”被放在了一起，大家都当怪不怪，就象一顺的鞋可能时间长了脚穿惯了，反而好奇别人为什么左右脚穿的不一样。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