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0年12月27日】
礼治
从来礼乐并称，礼乐刑政互为因果，国政昌明，则礼乐必盛；礼乐衰废，则政事必弊。正是礼记乐记中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季札观乐而知礼，孔子也以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礼乐原为一体。
古者以礼为治乱之本，尊卑有分。长幼有序；伦常之建立，即在各守分际，各尽本分。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朋友互相敬爱，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進退应对、待人接物，各有分寸、各守礼节；婚丧、祭典、冠乡、朝聘，各本礼仪，各循节度。于是和乐平易，变乱不生，谓之礼治。進而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乃臻大同。
礼之由来
礼原由上古初民祭天而来，《说文解字》云：“礼，履也，所以事神祈福也。”所以从示，祀祭也；从匚，象形祭器也。哀公问礼，孔子对之曰：“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至于“神”者，《说苑・修文》篇云：“神者天地之本，而为万物之始也。”《易经》系辞云“阴阳不测之谓神”，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乃指冥冥中万物之主宰，天地之根源，自然之序律，神圣而不可知者谓之“神”；或称之谓“天”。由此产生尊天敬神之思想与礼仪。
汉书郊祀志：“帝王之事，莫大于承天，承天之序，莫大于郊祀。”《白虎通》：“古者自天子以下至庶民，皆得以封土立社以祭天祈福。”“社”者，堆土立坛以祭天也，“社会”者，祭祀之日中，大家来集会也。《中庸》：“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论语》：“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由尊天敬神思想，结合民生，深入民心，乃演绎为天理、天命、天性、天道之观念与意识；并形成为人与人之间社会生活规范。
《诗经・周颂》：“上帝临汝，毋贰尔心”，则上帝已是人内心中存在之天理与主宰了。天之存于人者，为良知理性；天之存于政者，为仁德王道；天之现于万物者，为自然规律；天之应于事者，为义理法则。在上位者，固当承天而布仁政；在下位者，亦当顺天而守义理。
不守礼仪，即是悖违情理；悖违情理，即是背天！所以历来无法无天与伤天害理、悖天悖理，相提并论。是故大至国家法典，小至人伦准则、人我之分、义利之辨、是非抉择、進退应对，均莫不从之于礼；亦均莫不有礼。所谓礼义之邦，始有别于四夷矣。
《礼记》云：“夫礼，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葬、射、御、昏、冠、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天下可得而正也。”则礼之由尊天敬神开始，而终及于社会人伦、三纲五常生活规范。中华神传文化因尊天敬神而崇礼尚义。容敬天思想于人伦中，天人可以相应，天人可以合一，天道存乎人道，这是中华神传文化之精髓。
何谓三礼
西汉之后以周礼、仪礼、礼记三者为三礼。现在分述如下：
周礼
荀悦汉记上说：“刘歆奏请周官六篇列之于经，为周礼。”释文叙说：“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通志艺文略：“汉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礼，唐曰周礼。”可见周礼原只称“周官”或“周官经”。且原不在五经之中。及王莽时才列入经典。汉代马融、郑玄皆以周官为三礼之首，并为之作注。清纪昀编四库全书，考据古史春秋尚书，确有周官。及至清末发掘甲骨文、金文中，发现已有六官之记载，与周官相符。
按周官，即周朝之官制，共计六篇每篇一官，相当于明清之六部：
天官（大冢宰），相当于后世宋元之宰相，明清之吏部。
地官（大司徒），典政、教，相当户部。
春官（大宗伯），典礼，相当礼部。
秋官（大司寇），典刑，相当刑部。
夏官（大司马），典兵，相当兵部。
冬官（大司空），典事、工、财务，相当工部。
天官为六官之首，总揽六官之务，称大冢宰或太宰；地官大司徒，以教化为主，兼及民政；秋官大司寇执掌刑民法典；夏官大司马，执掌全国国防、攘夷抵侮、消弭叛逆、卫民保国；冬官大司空，主管国家一切经济建设，兼大工程和财政生产，使国有所用、官有所安、民有所养，府库不乏，财用充足，民生乐利。西元前1122年，全世界万国尚在茹毛饮血、穴居野处阶段，而我中华文官制度，已有如此规模构想──分官设职，各有所司，岂不是上天有意造就与传播的光辉文化？作为神州子民，不值得骄傲吗？
仪礼
古之称“礼”者，即指仪礼而言，相传为周公集古礼制订而成。汉书艺文志亦只称“礼经”或“古礼”。直到东晋元帝荀崧请立“仪礼博士”，始有“仪礼”之名。后人以别于礼记与周礼，乃称古礼经为“仪礼”，俾资分别。孔子所谓：“不学礼，无以立”，《诗经》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均是指当时之仪礼而言。孔子弟子教习古礼，当亦以仪礼为本，而再加引申阐释而已。
仪礼计有十七篇，原由西汉鲁人高堂生及后苍所传，次序稍有不同，迨河间献王得古礼经五十六篇，俱为篆字古文，称为“古礼经”。比流传之今文仪礼十七篇，多出三十九篇。古有吉、凶、宾、军、嘉五礼，而仪礼十七篇中独缺军礼，可见流传十七篇，并不完整。在后代有古今文之争议。西汉以后学人多非古文经，视为伪托，终至湮没失传。唯郑玄为仪礼作注，传说已兼采古文礼经章旨，我们亦可从中窥其一二。
仪礼即古人丧、祭、射、乡、昏、冠、朝、聘八礼之仪文制式种种规定，虽古今社会不同，已不完全适用。但于其中，体认中华文化之内涵，古代社会人文状况，仍不无学术价值。如丧礼中之五服规定，迄今仍为社会上所通用。现将八礼分述如下：
冠礼──男子二十而冠，冠礼后不再是幼少，已为成人。《论语》：“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乎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可见古人对成人托付何等看重！故当立身于社会，为国家社会家庭，尽所当尽之责任，立所当立之功业，负所当负的义务。隆重施礼，对当事人是一种警惕与勉励，对社会乃是一种启发与教育。现代已逐渐受到重视而恢复了。
昏（与婚字通）礼──婚姻不同于苟合淫乱，即在于“礼”。故必须慎重其事，明媒正娶，遍告六亲，纲常人伦乃由此而始。农业社会时间优裕，婚礼有所谓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双方家族因此往返，彼此观察多时，而后才合卺成婚。古代六礼均须用雁，所以又称雁礼，以示雁之贞洁不二，和谐成双之意。后来雁难得，而代以鹅或鸡鸭，已是失义矣。
丧礼──丧礼之旨并不在铺张与做作，而在守丧尽哀。所谓五服，为斩衰三年，齐衰期年，大功九月，小功六月，缌麻三月。以亲疏关系，订其丧服及哀思限期。以五服中斩衰论：父母去世，儿子服斩衰三年，粗麻布不缝边之衣服叫斩衰；表示内心伤痛，和无修饰衣服之心情；而出嫁之女儿，已是别人之媳妇，要侍奉公婆丈夫，自不必服斩衰。
孔子以为礼“与其不逊而宁固”，不逊者，过分要求，逾越铺张也。固者，节俭简陋不及也。与其越分不如不及，正是斯意。论语：孔子告宰我：“夫君子之居丧，食之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故守丧在求心之所安，而非勉强造作，否则又何必！孔子告门弟子：“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纵予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由此可见孔子绝不赞同徒有形式而无实际之丧礼，且不同意非勉强大葬、厚葬不可。养生送死，慎终追远，但求其宜，勿违义理已足。
祭礼──中庸：“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礼记祭统曰：“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惟贤者能尽祭之义。”论语：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义“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可见祭天、祭神，在乎内心至诚与恭敬，而不在于外在之仪文。若徒有其礼而无其诚敬，则就违反了“祭如在”的原则。且祭不在多，烦琐则不敬；亦不可怠，怠则遗忘湮灭，而再无祭礼。
妻无天无神，则天理、天性、天命、天道，均无所寄，亦无所由来矣。后汉有杨震之四知，乃必先有天听、天视、君子不愧屋漏之观念存在。妻无天理报应，则法律有所穷，人欲无所限；智慧愈广，机巧愈高，权位愈重，则作恶贻患为害愈大！天理即不存，民命如草芥。一旦人欲波涛溃防，欲以有穷制无限，则亦穷并且殆矣。故古礼敬天、祭天不可以迷信视之。
乡饮酒礼──乃乡梓敬老尊贤之礼。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民情风俗之敦厚，在于恤贫敬老尊贤。其与政事民风亦息息相关。
射礼──不重在较技斗勇，而在练武修为之培养。故孔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换句话说，这就是指的现代运动员的精神。古代倡导射礼，自有深义存焉：若彼此竞技中，妻能揖让而升，则平日相交，岂不一团和气？实则此即为我国古风──各种武技竞赛过程，每个参与者，都该彬彬有礼、鞠躬如也！
朝礼──朝礼为诸侯、大臣、外国使节觐见君王之礼。
聘礼──各国之间使节、大夫，相互往返报聘之礼。
朝聘之礼，在于君臣相交不至流于轻率荒嬉，因而有朝礼；各国之间相互尊重信任，乃有聘礼。虽为细节，却是国家大政之关键所在。倘若君王宠信嬖臣，放任群小弄权乱政，必先始于荒废朝礼而有所狎邪而致。国与国之间，产生间隙误会，要想化干戈为玉帛，除暴戾为祥和，则日常的聘礼往来，彼此尊重与信任均不可轻忽。
礼者理也，义也，宜也，悖理，违义，不宜，又何得称之为礼！
礼记
唐太宗敕撰五经正义，于“礼”只有礼记正义，而缺周礼及仪礼，由是足见礼记于三礼之中所占重要性。亦可见汉初五经之中原不含周礼及仪礼。迨后，以春秋三传之左传、公羊、谷梁，及三礼之周礼、仪礼、礼记，同列入五经，合为九经。周礼与仪礼始得并列为经典。到开成年间刻石国子监，则加《论语》、《孝经》、《尔雅》为十二经，及宋又加孟子为十三经矣。
“礼记”顾名思义，当是孔门阐“礼”之讲习纪录，原有一百三十篇之多。为孔门弟子乃至后学者所传记，记非一端，传非一人，乃是选辑散篇而成之一本综合文集而已。于汉代传讲“礼记”者，原有叔孙通及刘向两家，其后戴德（字延君，为信都王太傅）及其侄戴圣（字次君，官九江太守）叔侄均为后苍门下，随后苍习仪礼多年，乃各本自己见解，均以为礼记一百三十篇过于芜杂，且未尽可信。乃立志欲自行删整精篇。其后两人各于其任所治学，并无联系，戴德所编者为八十五篇，世称“大戴礼记”，后世散佚，而今只剩三十九篇。而戴圣所删编者为四十九篇，世称“小戴礼记”，汉末经马融传习，遍行天下。南宋石刻列为十二经，即采用“小戴礼记”，而不用大戴。明清各代科举考试，均沿用“小戴礼记”。自此“礼记”一词，则专指“小戴礼记”而言矣。
礼记四十九篇，以学术可分为四大类：
通论“礼”义者，计十一篇。如：礼运、学记、乐记、大学、中庸、儒行等等。
记述“礼”制者，计廿五篇。如：曲礼上下、王制、礼器等等。
阐释“礼”仪者（即讲解“仪礼”），计八篇。如：冠义、婚义、祭义、射义等等。
补录“礼”之问答者，计五篇。如：哀公问、曾子问、问丧等等。
而刘向别录则分为八类，即：制度、通论、明堂、阴阳、丧服、子法、吉事、祭祀、乐记八项。此为学术研究者自行分类，与礼记之内容并无多大关系。后世有人争议月令、名堂位、乐记三篇，指为马融所加入，但也有人指出郑玄初传礼记目录中，已有此篇名，并非马融所加。
兹就礼记中常习较主要十一篇之内容简列如下：
大学：为八德之门，程子特别推许，已为朱熹列入四书之一。
中庸：为儒家正统之心法，亦为朱子编为四书之一。
礼运：为孔子大同社会之最高理想。
学记：阐解当以教育立国，所谓“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并论及教学之原则及方法，不重记诵而在乎启发与体悟。
经解：乃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之解经说教也。
哀公问：阐明礼之本源，所谓“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及主张以礼为治，如：“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
表记：阐明仁义之道，分别君子小人，如“仁者，人也，道者义也。”“仁者天下之表也，义者天下之制也。”及“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
檀弓：以鲁山阳人檀弓为名，乃集守礼行礼之多则典故而成。行文流畅，趣味隽永，乃为后人称道之古散文也。如童子汪垧殉国，可以不必拘泥殇礼，而用成人之丧礼。
缁衣：说明礼之作用与运用，如：“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之，身必安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又：“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唏心。”也正是《论语》孔子所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一语的来由！正是儒家与法家有关治国见解的分野。
坊记：阐述礼之最大效用，坊同防，所谓“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礼者，以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也。故圣人以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恨，不满之貌）于上，故乱益（更）亡（失）。（所以乱事更是消失无踪了）”社会能真正照此实行，做到贫富无悬殊，富不足骄，贫不至约，则民生乐利，和谐安祥，因此而乱事益亡，再无冲突，
儒行：乃指儒家之根本修养与德行。如“儒不宝金玉，而以忠信为宝。”“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若在上位者有违天理道义之事，则“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之规定。大义凛然，贞洁感人！孔子孟子之成仁取义，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正亦同此一贯精神。
结语
乐记云：“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运云：“礼者义之实。”故礼即是义理之所在，义理之所当为！就以上简略所论，可知三礼之真义，也正是中华神传文化礼义之邦的精髓所在。中华民族华夏子孙之所以不同于披发左衽、纹身野居之四夷戎狄；所以历五千年来仍能为泱泱大国而屹立天地之间，也正是基于此。
人与人之间能相互尊重伦常，社会上能讲信修睦，各安本分。施政上能以民为本，壮有所用，老幼皆有养。国际上则轻利重义，继绝世，兴亡国。不附庸强国，不欺凌弱小。忠恕之道，仁爱之心，莫不依于礼，发乎礼，成于礼。
妻若人人重礼，国国崇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己及人，崇礼尚义，则今天全世界均将改观矣！人类又何来忧患、劫难、战火与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