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0年12月28日】
《春秋》名称之由来
孔子之前，古史皆称“春秋”，各国朝廷大事多在春秋两季举行，故而名为“春秋”。各国有各国之春秋，如晋乘、楚杌等。战乱变迁，惜多失传。
公羊传疏：“春为生物之始，秋为成物之终，始于春，成于秋，故曰：‘春秋’。然以春秋为一国之史，记叙一国兵戎、政事、祭祀、兴衰、递嬗之终始，则犹一也。”
孔子据鲁史增益修删，而成春秋。以鲁史为主，交错各国情形，始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相当周平王四十九年至周敬王三十九年，自西元前722-481年，后世即称此二百四十二年为春秋时代。孔子所修之鲁史，即名为“春秋经”或“春秋”。于是本系古史之通称，遂成了专名词。
春秋之涵义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记称：“其时世衰道微，邪说异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可见春秋并非纯记事之史书，而是假借历史的笔锋，来刻划褒贬正邪忠奸，使乱臣贼子无所遁形，有所顾忌！
论者谓孔子退而修《春秋》，始于鲁哀公十四年（西元前481年），因猎户误杀了麒麟，历九月而完成。自古传说麒麟为祥兽，只有圣王盛世才出现，而今生不逢辰，乱世降临，为人不识，反遭杀害。使孔子联想到自己也是生不逢辰，一生主张行道，无人识得，故无法推行于天下各国。乃发愿修史，借史讽世，褒扬正义，痛斥奸邪！正名分、明是非、辨忠奸，称为春秋笔法；始自鲁隐公元年，而至鲁哀公十四年，获麟杀麟之年绝笔，以示祥兽被害，圣人没落，无可再述。其谓孔子修春秋用心良苦，涵义深远，亦犹一也。
《春秋》也是我国流传最早的编年体的历史巨著，在史学上编年体裁是一大发明。孔子虽用鲁国纪元，但所述却是各国之事，故为我国第一部通史。且经孔子整理修削，不仅文辞精简凝炼，而且史实上考据正确。其中所载日蚀三十多次，即与西方科学天文推算年日记载，完全相符，可见采用史料忠实精确之一斑。
但后世以春秋大义在于“尊王攘夷”，春秋内容不外“尊天、敬神、仁民、崇德”，所谓“天道赫赫，必惩必罚！人伦有常，宜尊宜守。”重在劝惩教化，乃列入五经，而不列入史书！事实上，《春秋》为世界人类最早之有系统编年史！
春秋之三传、五传、外传
《春秋》原史古朴简短，引述当世史事隐约事略，非当世者难以详明。故后人必加以诠释引申，发抒含义，搜集孔门子弟记述当日孔子讲解资料，详为叙述，乃得流传，故称之为“传”。
◎三传者为：
左传──以叙事为主，为鲁人左丘明所传。文辞优美材料丰富，叙述生动，虽然其中引申描述当时传说卜筮之事，但后人却认为整体来说较为平实。
左传之作者，有谓左氏为孔子之朋友；有谓乃鲁国史官，左者左史也，官职之称，而非姓氏。生在孔子之后，姓丘名明，官左史也；有谓复姓左丘，名明；有谓姓左，名丘明。历来各有考据，各是其说。
谷梁传──以解经为主，为鲁人谷梁赤所传，世称春秋“鲁学”。文辞清简，叙述婉转，可描述不够详明。
公羊传──亦以解经为主，为齐人公羊高所传，世称春秋“齐学”。采用问答，文辞善辩有力，其中神鬼之说不少。
秦火后，《春秋》不存，《公羊》、《谷梁》由人记诵反而流传在先，且经正式立为五经博士在前，《左传》出于鲁恭王发现孔庙之壁，故为古文经（籀文所书），流传较晚，为古文经学者所推崇，于是三传并行。
官式考试以《公羊》、《谷梁》为主；民间传授研读，则以左氏为重。且以左氏文采之艳丽，叙事之平实，描写之生动，远胜于前者，乃为后世文人所爱。自宋明以降，士子学人所谓春秋，反而以左传为本，谷梁、公羊为辅矣。
◎五传是：
指春秋三传之外，尚有西汉邹氏、夹氏两家，故而合称五传。史称：“邹氏无师，夹氏无书”。邹氏失传乃无人传授而湮没。夹氏失传乃无著作而消失。于是春秋五传，仅存其三。
◎春秋外传：
即“国语”也，通说同为左丘明所著。左传以通史概括叙事为主，国语则系分国记述，以各国之教言为主，记事反而简略。论者以其“尊天、敬神、仁民、崇德”与左传一贯思想，判同为左氏所撰；但亦有人以其体裁迥异，文辞不一，判非左氏同一人手笔，乃战国后人所假托，亦迄无定论。
《春秋》之笔法
春秋三传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各有所长，历来治春秋者，皆兼习三传。宋胡安国云：“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谷梁。”及“左氏叙事见本末，公羊、谷梁辞辨而义精，学经以传为案，则当阅左氏；玩辞以义为主，则当习公、谷。”不失是客观公平之论。
春秋之体例笔法，因其重点在正名字，定名分，故虽一字之微，都不能不讲究；用字措辞，先后均不可变易，每一字均有一定意义。如：立国有道，为人武力侵略而亡，值得同情，称为“灭”；立国无道，自取灭亡而被人吞并，不值得同情，称为“亡”。一字不同，含义也迥然不同。由此可知春秋笔法之严谨慎密。由记事细节到国家大义，均经推敲、审慎落笔，其笔法体例，一字一词均有深义焉。
《春秋》之价值
史记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又云“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故汉董仲舒称《春秋》为“素王之法”。
素王者，无君王之名分职位，而言行能为天下之法则，使乱臣贼子惧、百姓宁、天下安！一字之褒贬，影响深远，及于当代世风之治乱，与后世千古之教化。故有君王之尊荣与威严及影响力，乃称之为“素王”。
汉儒尊《春秋》为五经之首，乃因其别邪正、辨正朔之精神，能以忠义志节，贯穿五千年历史而维系不倾者，即赖乎春秋大义之延伸演绎之功！春秋大义要旨在乎正名分、辨是非，以明王道，拨乱反正，立素王之法。
结语
《春秋》为五经中唯一孔子亲撰之作，余均由弟子门人补记补述者，或前人留传，仅经孔子诠释整理、补充叙述者。故孔子自云：“知我者，其为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其它四经孔子均无此言，可见他对春秋一书感觉沉重与特殊。认为一生心血、终生理想，全系乎此！虽然“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正气歌）可二千多年来，这部《春秋》巨著，已发挥了“诛死者于前，惧生者于后”的舆论历史制裁力量！影响中华民族之浩然正气及人心志节，大义凛然，实在至深且钜。
故而读《春秋》不可仅以读历史读之，亦不可以读文章读之。身为中国华夏血裔、炎黄子孙，更当继承发扬千古来春秋大义，于举世混浊、黑白不分、迷惑难辨之中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