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害中正念正行

一、决心走出来讲真相

我是九七年得法的学员，九九年七．二零迫害开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虽然没有放弃修炼，但也没有真正走出来讲真相，只是在亲朋好友中讲自己修炼的体会。二零零三年退休后我，第一次到香港时，在太平山顶上看到一位西方学员像塑像般的举着法轮功真相的展板，我流泪了，对自己躲在家里炼功，只知从大法中得好处，却忘记救度世人的使命感到羞愧，也想出来讲真相。有了这个愿望，师父就安排了一位年轻的外地同修来到上海教我怎样做资料。二零零五年我也成了香港居民，当时家人出于安全考虑，让我不要回上海了，但我认为我的使命在上海，上海的几个同修也希望我回去，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一种执着，执着个人的作用。零五年的年底我回到上海。我们几个同修就开始做大法书籍、《九评xx党》以及各种真相光盘。这段时间过得很充实。

二、人心太重遭迫害

当时上海的大法弟子都处于分散的状态，没有整体的协调，我们点做的资料因为质量好，特别是师父二零零零年以后的讲法，我们从明慧网上下载后制作成书《新经文》，受到大法弟子的欢迎，我们就夜以继日地做书。学法炼功少了，也不重视发正念。做事心、欢喜心都起来了，也不注意安全了。一天，一个陌生人说自己是检查有线电视的，進门后却东张西望，出去后又没到别家检查，这样反常的现象都没有引起我们的警觉。只是一味强调我们做的事是宇宙中最正的，邪恶不敢迫害。却不知当我们用人心做事时已经偏离了大法，被邪恶找到了藉口。二零零六年五月，我们几个大法弟子相继被迫害。当年的六月上海要开“上海经合组织会议”，每当有大型国际会议时，邪党就要抓人，法轮功学员是重点对像。

三、不承认迫害，正念正行

我在乘坐公交车时被邪恶绑架到警署，在警署我没有害怕，质问他们：“法轮功在世界上其他所有的国家都是合法的，在香港法轮功也是合法的。中国的宪法也说人民有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你们不是号称要依法治国吗？凭什么抓我？”他们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说:“你的事是市里的事，以后你就会知道。”到了夜里十二点后把我送到了看守所。一進看守所马上就把我将近一千度的眼镜拿掉，我从十一岁就戴近视镜，一下子强行拿掉戴了四十多年的眼镜就和瞎子一样，更感到人格受到极大的侮辱。从被绑架的那一刻起我就在脑子中搜索着能记起的师父讲法，想到师父《二零零四年芝加哥法会讲法》，记得有一句是“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在看守所我坚决不穿代表被押嫌犯的黄马甲，警察找我谈话时坚决不坐很低的小板凳，对他们说除非和你们坐得一样高，否则我就站着。他们拿所谓的审讯笔录让我签字，我一看全是断章取义、次序随意颠倒的谈话记录，我也坚决不签字。开庭前的一个星期左右来了二个自称是法院的人，后来才知道就是审我案子的法官。他说可以为我提供免费的援助律师，同时又在暗示我应该怎样在法庭上回答问题。对我说：“你也蛮大年纪了，在家练练功就可以了嘛，何必弄成这个样子，吃这么多苦头。”我回答：“是你们倒行逆施把我弄到这里来，我炼法轮功没有罪，我不需要别人为我辩护，我修炼法轮功是我的荣耀。”在法庭上我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我已年近花甲，一直是个遵纪守法的良民，今天却站在这里，这不是我的耻辱，而是这个国家的耻辱。我国的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我所做的只是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在看守所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国传统文化是把国比作家，大而言之是国，小而言之是家，如果家长做错事了，子女就不可以指出他的错吗？现在我们就是向政府指出镇压法轮功是错的，这是为国家好。我们没有错。你们定我罪的依据是刑法三百条，罪名是‘利用 X教破坏法律实施’，我想请问是那条法律规定法轮功是X教的，我又破坏哪项法律实施了？你们在座的各位执掌着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应该是社会的良心，今天，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只是希望你们的良知尚未泯灭会作出公正的判断。”当然，这种庭审只是装模作样而已，几分钟后我被判了三年，很明显这个结果在开庭前就有了。

在监狱里每天强迫看诬蔑法轮功的录像，看完后一个监房的人就進行所谓的讨论，每个人都恶狠狠的批判法轮功，然后逼着我发言，我就讲法轮功真相，指出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宣传，法轮功明文规定不能杀生，自杀也是杀生，真正的法轮功学员不可能自杀。她们往往会不让我讲完。每次我的结束语都是：“我信仰法轮功是天赋人权，我会坚持到底的。”后来他们看我不可能被转化，看诬蔑法轮功的录像反而成了我讲真相的机会，他们就改成主要学习常人的谈修养的文章。

在被迫害期间精神上受到的折磨现在回想起来仍很痛苦，在看守所的十一个月里，我的家人每个月都给我写信，但都不给我，直到要去监狱的前二天才给我其中的二封信；在开庭的那天也没让我戴眼镜，以至于我竟然看不到坐在二米以外旁听席上九个月未见的丈夫，那天他是坐着轮椅从医院的病床上强忍着病痛去的，看到我像瞎子般的走到被告席，头发白了许多，人也憔悴得判若二人，他痛不欲生。更想不到的是：当我丈夫回到医院时，医生告诉他医院所在地的警署刚刚来了电话，说警署接到市六一零的电话，要医院赶他走，不让他继续留院治疗，理由就是他妻子是炼法轮功的。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对我丈夫说：“这个国家太不像话了，不要说是法轮功的家属，就是杀人犯的家属也不能剥夺看病的权利呀。我们决不赶你走。”但九个月来发生的事情对我丈夫打击太大了，他一个原本很健康的老人一下子被压垮了。在监狱里，因为不转化，刚去的几个月里不让我上厕所，大小便只能在有监控器的监房里完成。为了尽量的减少大小便的次数，只好少喝水，加上二十四小时有人监视我，我感到人格受到严重的侮辱，我的血压一下高到上压二一零、下压一一零。这么高的血压随时有倒下的危险，但她们除了威逼我吃药白天不让我躺在床上。在监狱有一句流行语：“除了地狱就是监狱”，那里确实是人间地狱。

被迫害期间我在肉体上没有受到严重折磨和香港及澳洲的大法弟子一直在营救我是密不可分的，监狱的警察曾经问我：“你们法轮功一直在造谣说打死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你现在来了，打过你吗？我们迫害你了吗？”我知道她是在试探我恢复自由后会怎样评价这段时间。我回答：“把我关進监狱本身就是迫害，我没有被打，不等于别人没有被打，我就看到过一个大法弟子从监狱回去后整个大拇指都是淤血，她说是吊起来时间太长了造成的。另外，陆兴国在提篮桥监狱被活活打死难道不是事实吗？活摘器官没有在你眼皮底下发生，不等于就不存在，证人已经在美国站出来了。我相信能把好人关進监狱的政府没有什么坏事是做不出来的。”

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另一个和我同时被迫害的大法弟子前几天也回家了，电话里她告诉我，因为她在监狱里坚决不戴作为犯人身份的番号卡，她被多次吊起来，她拒绝吃药时被几个人压在床上撬开牙齿强行灌药，三年多一直被关在没有窗子的禁闭室，甚至有十一个月没让她洗头发…… 在上海，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仍在继续着。

四、迫害中不忘救度世人

在看守所的十一个月里接触到的完全是以前生活中碰不到的人，吸毒、贩毒的、卖淫的，偷盗的、制作假证件的、甚至是杀人的……因为整个中国都道德沦丧，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大多是为生活所迫在没有道德约束下选择了错误的求生方法，我想到师父讲过世间的众生都是我们救度的对象，我就找机会尽量用常人听得明白的语言向同监房的人介绍法轮功，讲“三退”的意义，好几个人那时就开始背《论语》，并约好谁先回家就帮大家三退。对那些公安和检察院的人我也对他们讲法轮功真相，要他们善待法轮功，他们往往回答：“我们也知道中国以外的地方，法轮功都是合法的，但这里是中国呀，这是我的工作呀。”遗憾的是由于我学法不够，没能劝他们三退。在监狱里，我认识到大法弟子的言行也是在讲真相，很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让大法蒙羞，有一个欺诈罪的犯人为了表示自己改造得好，总是喜欢在警察面前恶狠狠地对我進行人身攻击，她在监狱里的文化学习时碰到困难了，我仍然耐心地帮助她，别人看不起她骂她笨，骂她脏，我也没有歧视她。她在回家的前一天对我说：“我以前对不起你的地方，请你原谅我。我知道你们法轮功都是好人。”另有几个说：“回家后一定要找《转法轮》这本书看看，这些法轮功老太太又有文化，脑子好、人又好，而且身体还那么好。法轮功肯定有道理。”看到世人能明白真相是最令人欣慰的。

五、正念走好修炼的每一步

回顾那三年觉得也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师父在《二零零八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一路上无论大家碰到了什么样的风风雨雨，其实回过头来想一想，只不过是对大法弟子的一种魔炼，过程中使你们成熟起来，去掉人心，最后走向圆满，这就是你们走过的路。回过头来看看也就是这样。”

现在我又回到了香港，看到了香港的大法弟子在持续十一年向大陆游客讲真相中，使无数被谎言欺骗的中国人醒悟，救度了无数可贵的生命。我要在新的环境中与同修一起继续做好三件事。

最后，以师父在《弟子的伟大》经文中的教诲与大家共勉：

“在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的伟大壮举中，完善着每一个大法弟子圆满的路。在历史的伟大时刻，稳健的每一步都是光辉的历史见证与无比伟大的威德。这一切都将在宇宙历史中记载。伟大的法、伟大的时代在造就着最伟大的觉者。”

谢谢师父！
谢谢各位同修！

（二零一零年香港法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