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审判（第一章）引子：东西方文明各有优劣

第一章 引子

第五节 东西方文明各有优劣

一、 术业有专攻
 
东西方文明各有优劣，这是本文写作的另一个基本假设。也就是，基于更高的法理、更高的基点，本文对人类东西方文明所进行的一种系统的比较，即，并不是把东西方文明互相之间进行比较，而是把东西方文明与各自的使命要求进行比较。这是本人原计划写作《文明的审判》全书的初衷与目的（作者注：指的是全章节的书），也只有这样，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才会有意义，才不会变成相互的倾轧与攻击。本人原计划要用许多章节为最后结论性一章的最后断语进行前提性的相关细节分析与铺垫，估摸篇幅应该在200万字以上。现在为了及早的把比较结论性的最后一章的内容给大家先行呈现出来，所以一些前提性的内容就必须给大家断断续续的插进来进行表述。其实关于“东西方文明各有优劣”这部分内容我们还会在后续的第四章关于“文明的分工与使命”一章中给大家进行更为详细一些的阐述与相关分析。

对人类文明的基本判断，包括对东西方文明使命的认知，这是本文的一个根本论题。本文的一个基本假设或者称为本文的基点就是，东西方文明其实各有优劣，既有各自所擅长的，也有各自所不擅长的。这是事实，这其实也是文明各自的使命使然。大家不是还经常说“有所为有所不为”嘛。所以文明的比较切忌只站在某种文明自己的立场上，使用“田忌赛马”的思维，用自己的好马与别人的中劣等马做比较。用自己的优点与对方的缺点做比较。这种“比”的结果，对理解人类文明的真正意义其实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会使比较的双方充满了敌意。比如，因为西方的“实证科学”在所擅长的领域取得了一些所谓的“辉煌”成就，所以一些人就非得要把“实证科学”的方法推及到其所不擅长的领域。于是就把“实证科学”的有限认识就被假设成为了一种唯一正确的方法。这叫做“泛科学论”。这种“泛科学论”与几十年前大家在中国大陆生活中所体验到的“泛政治论”其实是一样的，同样的荒谬和错误。这种跨越适用边界的思想“泛滥论”其实也是非常害人的。难道擅长某一领域的“专家”就一定是所有领域的“砖家”吗？这种逻辑是非常明显错误的。那么怎么不见那些中共的高官们去请“兽医”专家给他们看病呢？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候，谁也不傻。忽悠话，那是说给别人听的。“实证科学”的本质是一种“专”，“术业有专攻”。其实无论是什么东西，只要是一“泛”了，那么也就不再有什么价值了。物以稀为贵嘛！凡是滥用的，那一定是忽悠人的！

实际上，现代的人类社会基本上就处在“泛科学”的物质文明的统治之下。其实“泛科学”与“实证科学”方法的本身还是互相违背的。无论是“泛科学”所忽悠的人，还是忽悠“泛科学”的那些人，其实都并非真正知道“科学到底为何物”。这样才能够造就出来一种“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热闹场景与运动局面，使“泛科学”沦为“泛政治”的大棒。而真正奉行科学精神的科学家们是不会沦落为政客们廉价的五毛走卒的。

我们前面已经多次给大家讲到了，近代西方文明所开创的“实证科学”是基于二分法的逻辑，因为不断的“分工”与“分科”，科学家们才能以有限生命之躯更加深入的进入到某一专项领域的内部进行研究。因为“分”，所以才能够更深入，才能够更有效。就是这么个逻辑，“分而专”的逻辑。然而“分”的逻辑、“专逻辑”，与什么都可以适用的“泛科学”的万精油般的“泛逻辑”不是恰恰相反吗？！“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一种“专理”，而不是“泛理”。因此具有职业精神的“专家”绝不是声称自己什么都懂。绝不会声称自己的学问是那种哪里都可以涂抹的“万精油”或者把式般忽悠的“狗屁膏药”。真正的科学家也不会是那种自吹能够在基本粒子中找出“毛子”的那种科痞“何大拿”之流，更不可能是一到自由世界“脑袋就被门夹了”的司马“勇士”了。记得中国民间有这样一句话形容一个人思维有问题，“你脑袋给门夹了？”而且往往“你脑袋给门夹”与“你的良心让狗给吃了”是一起使用的。这一次可真正的在司马“勇士”的身上给应验了。感谢美国的“电梯门”，不愧是守卫自由世界的大门。守卫“天门”的守将真的没有打瞌睡！

二、专而不广

其实，“实证科学”的办法并不能够算作是一种高明的办法，而只能够算作是一种在小尺度范围内可以应用的有限方法而已。“实证科学”的“分工法”或者“专攻法”实际上只是一种“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的越来越多”的有限认知的“分”法。这种“分”法对于事物的可分割性存在着非常多的假设前提，因为这些假设前提很难被严格的满足，所以“拆分法”只能算作一种很无奈的方法而已。这种无奈的方法恰恰说明了“实证科学”的一种有限与无能。在“实证科学家”的群体中，无论是多么伟大的科学家，都不可能达到“对越来越多的东西知道的越来越多”的这种境地。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然而宇宙的奥秘对于人类的认知能力而言，又是巨大而无限的。基于人的有限生命，以有限之人生去探索无限之宇宙，于是某个人要么对专业深度认知比较深，但是其专业视角就会比较狭窄；要么某个人的知识面一旦很广，但是其研究问题的深度就会比较浅显。这也就是说，由于人有限的生命、有限的精力、有限的认知能力所决定，要么选择广而浅，要么选择深而专。不可能面面俱到，即广又深。广到覆盖宇宙苍穹，深到进入宇宙的深度空间、进入到本源粒子层面。以人的能力，人类的认知水平是做不到的，因为是人力尺度所不能及的。任何人都没有那样的时间尺度，没有那样的生命尺度。别说人类了，整个的物质宇宙都没有那样的时间尺度。

于是，“实证科学”在逻辑上就想了一个方法——分科与分工（这也算是二分法的另一重意思吧）。首先把所研究的对象事物，无论你称其为自然规律也好，你称其为宇宙真相也罢，“实证科学”先把研究对象进行不同的“分科”，比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哲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然后再将“分科”进一步的细分到具体的研究科目，比如物理学的理论物理、实验物理、热力学、电磁学、数学上的统计数学、概率计算、应用数学等等。在学科细分的同时，“实证科学”再把做研究的相关人员——科学家们也进行“分工”，某人研究数学，某人研究物理，某人研究生物，或者某人研究经济。“实证科学”就是通过人员“分工”与学科“分科”来进行相应的研究，并使相应的研究人员成为各自领域内的“专家”。这就是“实证科学”所擅长的“分”的方法，这就是“实证科学”的“拆分”逻辑。

三、关于“分”的问题

然而，“实证科学”的这种方法，我们一旦掰开揉碎了讲出来，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拆分”方法实际上存在着一些问题，而且是一些极其致命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实证科学”的方法在表面上看似是因为先有学科“分科”的客观性，而后才有科学家们的“分工”的主观应对。这是一种表面逻辑，一种表面上的因果关系，好象是客观的“事理”在先，决定了主观的“人理”在后。其实不然。其实这种表面因果是一种虚假的颠倒因果。然而真正的因果，就象我们前面刚刚讲到的，是因为人的精力与智慧有限在先，有限能力无法让一个人的智慧能力直接去面对整个的宇宙真相，所以“实证科学”的方法就走了一条众人分工合作的道路。你研究一点，我研究一点，他研究一点，张三李四王五，大家每个人都研究一点。然后大家再把各自所研究的知识要素汇总在一起。“实证科学”希望假借这种有限人力的人海战术来解决因为单个个人面对无限宇宙而无能为力的问题。如果这种一时的“人海战术”还不能解决人类有限能力的问题的话，那么就是愚公移山的办法了，让人类的子子孙孙无穷无尽的按照这种方法延续下去。这个方法看起来好象挺完美，以人类有限之躯去面对无限宇宙之真理。但实际上这种方法并经不起推敲。问题的本质是，“实证科学”的这种“分法”是一种人为之“分”的“强分”，而不能够保证事物对象必然的“可分性”。因为人分工（合作）的要求而导致事物被强行划分，并不是因为事物属性之“可分”而人“分工”对应。这种因为人分而后把事物再合之的方法，是因为人力之无能的原因。人是主动之分。事是被动之分。“事分”属于一种“被逻辑”。但是“实证科学”回避了这个人力无能的本质问题，却假设事物对象原本就是“可分”的，也就是说，宇宙属性原本就是“可分”的，而后人工上采取“分工”对待的方法，似乎符合了宇宙本身的“规律”。“实证科学”的逻辑是先有“分科”而后才有“分工”。完全是一种逻辑颠倒、因果颠倒的反背逻辑。因为这种因果颠倒，所以人类的无能就变成了科学的“伟大”。其实“实证科学”原本只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而已。在逻辑颠倒之后似乎一下子就变成了一种“最好的办法”。于是“泛科学”也紧跟着就可以大行其道了。于是科学也就可以不再是一种“方法”，而是成为了一种什么“主义”了。任何主张，无论正误，只要能够装在“科学”的这个酒瓶子里，似乎就等于贴上了“真理”的标签。因此，人类也不用在上帝面前再战战兢兢、心怀敬畏了。人类仗着科学的撑腰好象一下子真的就成了宇宙的主人、成了万物的主宰。因为按照《进化论》人类确实觉得自己能够比猴子站得直一些、高一些。

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实证科学”假设了宇宙真理、宇宙真相是可分的，是可以使用“分科”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其实，我们告诉大家，唯物质可分也。西方思想，把“物质”与“精神”进行二分对待，实际上就是把“精神”也当做“物质”的从属来对待的方法。只有物质决定精神，而不是精神决定物质，那么“可分”的方法才能够成立。因此如果把宇宙真相我们也看成是“可分”的，那么也就是把宇宙仅仅看成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而已。于是宇宙的意志就被认定是不再存在了。因此高于人类的宇宙意志以及对于人类的道德约束也就消失了。因为“天上没有了摄像机”，因此人类行为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就象主人不在家的时候，猫猫狗狗的宠物也可以在家里无法无天一样。当然这种宇宙意志“被消失”也只能是人类自己的“认为”罢了。因为宇宙的意志绝不会因为人类的认可才得以存在，也不会因为人类的不认可就不复存在。其实创世主的意识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我们这个地球，宇宙众神的目光也都时时刻刻的关注着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特别是到了这20年间，宇宙众神的目光是一眨都不敢眨的关注着地球上人类空间中所发生的一切。

那么接下来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西方思维的“分工”逻辑的研究方法不断进行的细分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的丢失宇宙大量属性与信息的过程。而且最为可怕的是这种属性与信息丢失还是一种“实证科学”的主体自我意识不到的一种丢失。这才是真正最可拍的事情。套句中国的俗语，“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难道这不可悲吗？

西方“实证科学”所奉行的“先分而后合”的逻辑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一个整体系统一旦被分解为一系列要素之后，系统的属性被假设并没有丢失。系统属性全部都传递给了被“分解”出来的要素，也就是没有发生任何“质性”与“量性”的丢失，“系统”属性全部都被“要素们”所承载了下来；然后把这些要素“分工”处理之后，系统属性可以再被简单机械的“加和”、“聚合”在一起，于是系统又可以被恢复还原成为原来的那个系统了。显然这种假设是非常有问题的，这就等于是说“系统可以分解为一系列要素之和。”显然这是与《系统论》的原理完全相违背的，因为《系统论》的原理告诉我们：“系统大于部分的简单机械之和”。也就是说，系统的某些属性只有系统存在的时候才会具有，当系统被分解为一堆要素的时候，系统的某些属性就不再存在了。也就是说，某些系统属性是不能够被分解的。虽然物质可以被分解，但是事物的属性未必可以分。也就是说，被分解成为要素的存在，是不可能继承系统的全部属性的。当系统被分解了，有些属性（其实是系统最本质的属性）可能就永远的消失了。要素所能够承载的只不过是一些偏“物性”的属性、偏物质“量性”的属性，也就是所谓的“偏性”。而那些远离“物性”的属性、那些“质性”的属性、那些“正性”、那些更精神性的属性，在系统被分解后是无法被要素所承载的，而且这些属性一旦被“分解”所丢失了，那就永远的没有了。消失了的东西，无论再想怎么往回堆积、无论怎么“回装系统”，都不可能再还原成为原来的那个系统，就象“人死不能复生”一样。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西方“实证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第三个致命问题就是“分解论”把“系统等同于要素的机械之和”的问题，因此这种“分解”方法会导致研究对象的信息属性严重和无法挽回的丢失——无意丢失。而且西方文明本身的“排他性”属性也决定了这种“分解”方法也会对宇宙信息进行某种“选择性”的丢失——有意丢失。就是因为存在这种“排他的选择性”的丢失，那么许多对人类安危极其重要的宇宙信息就会被刻意的忽视掉，或者被刻意的掩藏起来。我们在下一章关于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批判中，在克莱默与汤普森《考古学禁区》的相关论述中就会提到这种信息“有意丢失”的问题。这种信息“有意丢失”其实对人类的整体而言，对于人类文明需要面对“最后的审判”而言，实在是太过于危险了，具有无法弥补与支付的机会成本。

然而，好在是在西方的主流社会之中，人们一直还普适的铭记着神的教诲，一直以来《有神论》都是做为社会的主导信仰而存在的，无论是上到总统、议员、或者是超顶级的科学家人群、或者是普通百姓人群中的贩夫走卒、工薪阶层，大家都还没有忘记关于神的信仰。只不过西方社会的信仰也是走的一条二分法的道路。于是在工作日weekdays里，大家的工作都归于世俗，工作的意义是解决人身的物质温饱问题；而到了周末weekends，大家都走进教堂、聆听《圣经》与神的教诲，关注关于如何解决心灵与灵魂的归宿问题。这种二分法的行为方式就是西方思维中那种极其典型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二分法逻辑。也正是因为有这种二分法逻辑的存在，在当今科学鼎盛的现代西方社会里，人们并没有放弃对于神的信仰与信念。这种《科学》与《神学》的互补性也避免了人类社会走向全面的“泛科学”处境，对神的信仰一直在平衡着“实证科学”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属性缺失。

四、回顾东方文明的思维方式

然而回顾东方，回顾当今的中国大陆，又是怎样的一种处境呢？大家知道，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合一论”不是“二分法”。中国社会在走人近代之前一直处在一种神传社会的状态。更确切的讲，在周文王之前的五帝时代与夏商时代，中国社会属于“神治时代”。相对于“人治”而言，“神治时代”属于老子所讲的那种“无为而治”的时代。因为是“神”直接在管，那么“人力”就应该越少越好，人越无为越好，而且“人”也必须无为，因为“人”又怎么敢与“神”去争呢？在那个“神迹”经常彰显的时代，“人”还是有这个自知之明的！那个时代所对应的就是《易经》给我们展示的“先天八卦”的天象时代，也就是上古3000年的事了。伏羲、女娲、轩辕、蚩尤、神农、仓颉、尧舜禹、夏桀商纣、甲骨文、指南车，武丁、妇好等等等等，都应该属于那个时代，就是本次人类文明的第一个3000年时代。而后，从周文王推演“后天八卦”开始，或者说从武王应天象之变而伐纣以降的3000年之中，也就是从武王伐纣一直到清宣统退位，这3000年中，中国社会一直处在一种“后天八卦”的所谓“天子时代”之中。这些《历史观》本人在以前的相关文章中都已经给大家谈到过。本人的历史观与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说”是完全不同的。本人对于当今中国人被灌输的马克思历史观持彻底批判态度的，特别是“主义”追随者们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划分，属于极其无知、无耻，都已经达到了一种完全可以背离中国历史、荒谬可笑的地步。

那么到底“天子时代”是什么呢？“天子时代”的真正意义到底又是什么呢？3000年以来，坦白的讲，其实未必有几人能够真正的看得明白。至于3000年后当今浮躁的中国人，可能更少有中国人愿意去弄明白这个问题。一个捣毁“孔家店”似乎就完事了，似乎就可以给过去的3000年历史画上句号了。“孔家店”是被捣毁了，但是同时中华文化的根也被斩断了。当今中国大陆这种没有了“根”的“国学热”真不知道到底还能够“热”出点什么来？！

其实所谓“天子”者，就是“天之子”也，也就是“神”在人间的代表。“天子时代”反映的其实是一种“神”在人间间接治理的逻辑。所以“天子时代”在社会本质上就属于一种“半神社会”，也就是一种“半神半人”、“神在人间”、“神佛下走”的时代。那么“神性”才是这种“天子时代”在文明上的“根”。“天子时代”表面“人性”，背后“神性”。这才是3000年来中国文化一直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真正意义所在。“天人合一”是“人理”向“天理”靠拢，“人性”向“神性”靠拢的意思，绝不是人向自然靠拢的环保主义思维。

“半神社会”这才是“天子时代”的本质。“半神半人”，也就是人中有神，神中有人，这就是中国思想“形而上下”相包容的一种体现。也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一种阴阳互补性思维的体现。这就是中国东方传统社会《内机》太极思想的一种体现。因此“天子时代”、“半神社会”就是东方思想在社会组织形态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表面上看似遗憾的是，中国“天子时代”的结束，恰恰是逢《西学》铺天盖地全面东来的时代。当然人类历史的这种安排是有其内部原因与因果所在。揭示这些因果与原因才是书写本书的初衷。切不可以愤青思维看待历史。在本文的后续章节中，关于这些历史安排的机理，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一揭示出来。因为东方文明在骨子里具有一种“合一论”的思维模式，所以中国人在接受西方文明的时候，西方文明骨子里的那种二分法中国人是学不会的，中国人能够学到的只不过是一种“术用”而已。然而《东学》之“体”又被“砸毁孔家店”狂徒们给彻底的砸烂了，中华文明的神“根”已经没有了。所以中国人就一股脑的被“泛科学”给统治了。一方面，东方“合一论”真正的神“根”、思想内核没有了，只剩下表面“大一统”的思维习惯了；另一方面，西方“二分法”的真正精髓又没有学到，于是近代中国人只是把“凯撒”或者“赛先生”请进来了，“上帝”却被拒之于门外。于是中国社会，既没有了对“形而下”的“器物”能够起到制约作用的“形而上”的“道”（东方的传统方法）的存在，也没有了对“物质”欲望进行平衡的“精神”信仰（西方的二分互补方法），于是中国当今社会就只能沦为“邯郸学步”的一种结果，西方现代文明没有真正学到，东方传统的思想也给忘了，剩下的就只有“术”的层面，就只有对物质欲望的贪婪追求以及不择手段的权术了，西方文明所擅长的管理制度（刚性方法）与东方文明所擅长的品德教化（柔性方法）都变得丝毫没有意义、没有位置，就只有“无法无天”了。

结语

说过来，到过去。其实比较东西方文明的各自优劣，虽然是本文无法回避的内容，但是狭义的比较并非本文的主题。如何能够有效的跳出单一某种文明的狭隘思维，这才是本文所真正关心的。简言之，东西方文明其实各有优势，也各有所适用与擅长的范围，比如东方文明的优势在于思想生发性的高度、在于尊重事物的整体性，而西方文明更侧重于分析的方法与事物延展的逻辑，更精于事物在小尺度方面的细节，在于做事方面的有效性与效率。然而东西方两种文明同时又有自己非常不擅长的方面。事实上，恰恰对方文明所擅长的方面往往是自己文明所不擅长的劣势，而自己文明所擅长的优势往往又是对方文明所不擅长的劣势。因此如果进行东西方文明相互之间“竞争性”的而非“互补式”的辩论，其实是没有实际意义。两种文明的差异其实是所肩负的不同人类文明的使命使然。东西方两种文明如果没有那些差异性那才是真正的问题。但是如果站在世人的层级上看问题，东西方文明差异性的辩论就变成了一种关于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那种辩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这种辩论有什么实际意义吗？先搞明白“鸡与蛋”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尽量避免被黄鼠狼偷去了，似乎才更加有意义。因此，东西方文明的差异，站在世人的立场上，这样辩论来辩论去，辩论关于“孰优孰劣”的问题，其实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充其量是满足某种虚荣心而已。恐怕先搞明白东西方文明各自的用途，搞明白东西方文明对于人类文明的各自使命或许才更加有意义。其实这也是本文的出发点。

其实，关于东西方文明的高下之争，唯有基于一种《无神论》与《进化论》的逻辑似乎才会有意义，为了达到“物竞天择”的比较优势。我们已经讲了，其实这种“排他性”的“竞争”是属于“同等层次”之内的相互之争。同等层次之争，其实双方互相是没有任何制约性的。因为这种“竞争”评判的标准往往都站在各自“一己之私”的立场上。评判不可能有任何的“公正性”，皆为“私理”也，而绝非“天理”也，没有进行“比较”的制约性法则存在。

东西方文明之所以几千年以来各自被如此的塑造，那是文明各自的使命使然。东西方文明如果不那样分别发展、各有所长，并在人类文明的最后阶段汇聚到一起去迎接人类“最后的审判”。

其实东西方文明两大“体系”之间所呈现的就是一种文明的互补关系，而绝不是不是竞争关系。对于人类文明的整体而言，东西方文明两者缺一不可。东西方文明只不过走了一条分头发展，最后汇合在一起的这么一条道路，以便东西方文明到了本次人类文明的最后时期，能够汇集到一起，共同加持与放大的完成人类文明的最终使命。也就是说，东西方文明如果不这样走、这样做那还不行呢。

这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是基于《进化论》的自然发展观看待人类文明的发展，那是绝对不可能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因为《进化论》思维实际上是基于一种非常低的认识思维层级——物质性思维层级的认知。大家知道，马斯洛在五级需求金字塔中早已经明确的指出：物质生理需求是人类需求的最低层次。其实，东西方文明的“排他性比较”就属于一种物质性的一较高下的比较。这种物质性比较在马斯洛看来，应该属于是一种低层次的需求。这种东西方“竞争之比”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追求各自文明的生存需求空间而已。大家也许知道，也许还记得我在讨论马斯洛的文章中给大家提到过，马斯洛在晚年的时候提出了心理需求的第六层级——“超越需求”的思想。超越需求就是超越小我的需求，又叫做超越人本主义的需求——超人本主义，也就是寻找宇宙真理、寻找更高包容性与超越性的一种需求。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站在比东西方文明更高的基点上看问题的时候，也就是站在超越东西方各自文明所在的层次上看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东西方文明各自不同的使命所在，也就能够看到更大尺度的人类文明使命，也因此才可能看到东西方文明所呈现的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这就是东西方文明不同使命的问题。其实，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有没有完成各自的文明使命？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是如何被《创世者》评判打分的？这或许才是人类文明所应该关注的焦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