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5年11月21日】
一、王章妻勉夫激昂
王章，宇仲卿，西汉泰山钜平(今山东泰安县南)人。王章开初本以文学为官，到汉元帝即位时，被提拔为左曹中郎将，因得罪了中书令石显，被免官。汉成帝时，又被征为谏大夫，继而升为司隶校尉，后来又担任京兆尹。由于他任官时，直言敢谏，无所避忌，所以一生坎坷，最后竟被迫害而死。
初，王章在长安求学，尚未考取功名，和妻子两人共同生活。这时候，王章夫妻俩，生活困窘到极点，有一次王章生病卧床，却没有被子盖，只好瑟缩在牛衣(即用乱麻编织成的给牛裹体御寒的东西)中。想到居然困顿到了如此地步，王章心里难过极了，不禁对着妻子哀哭起来。
王章的妻子，却很有骨气，见丈夫露出这般情态，便朗声对他说道：“夫君是京城中品行高尚之人，试看如今朝廷之中，有谁能超得过您?如今生病在床，生活困厄，不想着如何去激昂发愤，反而哭哭啼啼，多么鄙俗啊!”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话语，犹如强心剂，给王章以极大的激励，促使他振作精神，发愤图强。
到后来，王章担任了京兆尹。这时候，正当汉成帝的舅舅王凤，在朝当政。王章任京兆尹，本是王风一手提拔的，但是，王章亲眼见到王风在朝中的种种贪腐弄权行为，十分不满，纯不顾王风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和“国舅”的显赫身份，他毅然决定上奏章参劾王风专权，认为不能任用这样的人，建议皇帝另任贤者。足证他是一位正直耿介的好官。
“牛衣对泣”后来成了成语。王章和他妻子的故事，便成为著名的成语故事。
(《汉书•王章传》)
二、甘守清贫的贤妻之典范
汉朝人鲍宣的妻子姓桓，字少君，出身名门，自小享受着富贵荣华。
鲍宣当年从少君的父亲受学，少君之父见鲍宣生活清苦，却很有德行，奇其才而爱之，因此特意将女儿许配给他。富室嫁女，自然是十分风光，少君陪嫁之物很多，盛况空前。
鲍宣不愧为一个极有志节的寒士，他见妻子嫁妆丰盈，不仅没有感到高兴，反倒心有不悦，私下里责怪妻子道：“你生来富贵娇气，这些华美的装饰，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可是我生来贫贱，所以实在不敢承当你这样的豪华。”少君一听丈夫说出此语，立刻恭顺地回答丈夫道：“我的父亲，因为看重夫君很有德操，甘守清贫，所以让贱妾我，嫁给夫君，侍奉夫君。现在夫君既然不喜欢这些东西，贱妾我当照夫君的话去做。”鲍宣笑着对妻子说：“你如果能够这样，当然是我所愿意的。”
于是，少君将娘家给的陪嫁之物，全都还给父母，自己穿上粗布衣服，和丈夫一起亲自拉着车子，回到鲍宣所住的乡下。拜见公公、婆婆以后，便提着水罐，出去打水，开始操持夫家的家务，尽一个家庭妇女的职责。她丝毫也不因为自己出身于名门，从小享受荣华富贵而身带娇气，而是勤俭持家，甘愿和丈夫一道，过着贫寒的日子。
后来，她的儿子在朝为官，当了太守，又有了孙子。她的孙子也非常熟悉自己的祖母当年甘守清贫的情况，有一次问祖母道：“您还记得当年跟我爷爷一道拉着车子，来乡下住的情形吗?”鲍宣的妻子回答孙子道：“从前我的婆婆活着时，曾经教诲我说：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我怎么敢忘掉这话啊!”
后世一直将鲍宣的妻子，当作勤俭持家、甘守清贫的贤妻的典范。
(《后汉书•鲍宣妻传》)
三、叔父教侄成材的典范
东汉马援，字文渊，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人。他的祖先是战国时代的赵国将领赵奢，因为赵奢号马服君，所以后来便以马为姓。
马援年仅十二，父亲便去世了，但他却从小就胸有大志。马援开始时任郡督邮，因为同情所押送的囚徒，纵他逃走，以致自己也无法存身，流亡北方。他曾经对人说道：“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可见他的情操是多么高洁。他后来以牧为生，最多时拥有马牛羊等数千头，谷数万斛，成了个富人。
但是有一天，他却忽然醒悟，叹息道：“凡是积聚钱财产业，贵在能施舍助人，否则的话，只能算作一个守财奴!”他将自已的所有财物，全部散给穷人，自己仍穿着一身旧羊皮衣裤，没有任何财产。从他的所作所为为来看，他确实称得上是个奇人。
王莽时代，他曾出来做官。任汉中太守。后来又依附割据陇西之地的隗嚣，任绥德将军。东汉光武帝刘秀起兵，他最终归附了刘秀，屡建战功。在刘秀手下，他曾任太守等职，建武十七年(41年)，被封为伏波将军。因为征交趾有功，又被光武帝封为新息侯，并立铜柱，以表彰其功劳。他一生戎马，曾在军中立下豪言道：“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后来他果然实现自己的豪言，死于军中)
马援自己为人严谨，生活俭约。他教育子侄：也要敦厚节俭，不妄言他人是非，要求很严格。
马援有侄子马严、马敦，他们和马援一样，自小就失去了父亲。他们的父亲马余，去世那年，马严刚刚才七岁，马敦年龄更小。正因如此，马援平时十分注意对两个侄子加以教育。当他远在万里之外的交趾作战时，听说在京居住的侄子，喜欢讥议人物，评论好坏，他十分担心，在繁忙的军务中，抽出时间，给侄子们写了一封长信，谆谆告诫他们一番。信中说：“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指讥刺时政)，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恶之甚也!”他反复叮嘱侄子们：不要妄言人过，不要讥刺时政，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马援身处当时的封建时代，深深懂得口能招来灾祸，故才在信中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告诫侄子们慎言防祸。接着，他又在信中列举当时的龙伯高和杜季良两人为例，告诫侄子们应该如何去做。龙伯高当时任县令，杜季良则任越骑司马。马援告诫侄子道：“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妄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容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鹄：天鹅；鹜：野鸭)；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马援所举龙伯高与杜季良两人，都各有其优良品行，但马援要求侄子学敦厚谦约的龙伯高，不愿他们学豪侠好义的杜季良，实还隐含有一层敦厚谦约，足以明哲保身的意思在内。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不能说他没有道理。
侄子马严和马敦，都很听叔父马援的教诲。马严后来专心读书，精通《左传》等典籍，结交很多贤才，京城中人都十分器重他。遇到什么事情，马援还常常跟他商量，并把家事全都交给他。马敦后来也很有名。马援死后，马严和马敦两兄弟，移居到钜下地方，京城一带都知道他们的名声，号为“钜下二卿”。后来，马援之女做了皇后，马严、马敦两人，不仅没有倚仗这位堂妹的势力求官求利，反而更加闭门自守。马严觉得这样还难以完全避嫌隙，特意又向北方迁居，谢绝宾客往来。永平十五年(72年)，由于马皇后下敕，马严才移居洛阳。后来汉明帝刘庄召见他，十分叹赏他的才学气度，命他出来任职，他才开始步入仕途。侄子马严和马敦，无论做官和做人，都很高洁有名望。这全是叔父马援对他们孜孜教诲的结果。
噫！像马援这样的叔父，堪称典范，难得呀！
(《后汉书•马援传》、《后汉书•马严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