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6年02月07日】
蔡襄，字君谟，北宋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省莆田市）人，从小立志高远，学习勤奋，十九岁即以开封府乡试第一的成绩考取进士，官至翰林学士、三司使，以正直端方、敢于坚持正义而名垂青史。
景佑三年，时任吏部员外郎的范仲淹因上书条陈时弊触怒朝中权贵，被贬至饶州任知州。谏官和御史都闭口不敢说话。唯有秘书丞余靖和太子中允尹洙为范仲淹辩护同时被贬；馆阁校勘欧阳修致信谏官高若讷《与高司谏书》，指出其虚伪、谄媚，身为谏官不但不救护忠良，反而迎合权贵进行诋毁，欧阳修因此也被贬为夷陵县令。三人均被流放边远僻地。
当时，任职馆阁校勘的蔡襄年仅二十五岁，他见正直者被贬，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作《四贤一不肖诗》组诗，诗分五首共计1300多字，分别赞扬范、欧、余、尹为“四贤”，高若讷为“一不肖”，褒贤贬奸。此诗一出，京城内外，士人争相传抄，大有洛阳纸贵之势。就连契丹使者也买回去张贴在幽州馆。诗中写道：“君子道和久以成，小人利合久以倾”，将“四贤”与“一不肖”的行为进行了对比，赞“四贤”有气节、讲道义；称高若讷“四公称贤尔不肖，谗言易入天难欺”。此诗的分量，不仅是诗文的文采，其艺术魅力在于诗中处处透露出一股激浊扬清的正气，表达出一种心声和正义敢言的风骨。蔡襄因此诗遭到泗州通判陈恢的弹劾，幸得左司徒韩琦弹劾陈恢越职，蔡襄才得以幸免。
庆历三年，朝廷任用忠直之士王素、余靖、欧阳修为谏官。蔡襄感到言路已开，向宋仁宗上书《言增置谏官书》，肯定增置谏官的意义：“以广言路，此陛下为社稷生灵大计也。”宋仁宗因此补点蔡襄为谏官。蔡襄主持谏院衙署，遇事从不回避，奏疏真诚恳切。当时，灾情频发，京东旱灾，江淮蝗灾，秦州地震，民不聊生，西夏与辽国军队屡次犯边，宋军无能抗击，内忧外患深重。蔡襄先后上二十余疏，直言不讳地指出：“灾害之来，皆由人事。数年以来，天戒屡至。原其所以致之，由君臣上下皆阙失也。”提出宋仁宗应自“修省”，恤抚百姓，择官任贤，澄清吏治，加强边防，方能长治久安。他弹劾宰相吕夷简“屡贬言者、廉贪不分、好大喜功、善恶无别、屡战屡败”等，宋仁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蔡襄还向朝廷推荐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贤士。
蔡襄坚守礼制。《宋史》称：“（蔡）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尤爱之。”宋仁宗非常欣赏蔡襄的书法。皇佑六年，宋仁宗的妃子张贵妃病逝，宋仁宗想隆重办理她的丧事，追封她为温成皇后，一些奸臣小人看到皇帝对温成皇后的丧事如此重视，便乘机迎合皇帝心意，以谋加官晋爵，建议为温成皇后作“志文”，立陵立庙，设立国陵监护司等等，凡此种种，都是违礼行为，引起正直朝臣，包括蔡襄在内的反对。蔡襄多次上疏谏阻说:“臣遍检古今，并无皇后葬礼，更无志文。盖以名号已尊，兼有哀册，不合为志。”及至温成皇后之丧，宋仁宗御制《温成皇后碑》令蔡襄书写墓碑，蔡襄言“此待诏之职耳”，辞不奉诏。
蔡襄任泉州知府时，主持建造了洛阳桥。该桥长360丈，跨海而架，势若凌空，被人们称为“天下第一桥”。《历史感应统纪》记载：当时洛阳江靠近海边，桥未建成之前，行人往来非常惊险，一遇狂风，“沉舟被溺，死者无数”。蔡襄看到水深不可测，波涛汹涌，无法动工，急得寝食不安。想来想去写了一封书信，投入海中呈给海神。由于至诚所感，竟得一封回信，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醋”字，“醋”拆字成“二十一日酉”时，蔡襄恍然悟到说：“莫非海神让我二十一日酉时动工？”于是一切准备妥善。时日一到，海潮果然退去，几日不来。蔡襄立即督导动工，万安桥后来顺利建完，可谓“人有善愿，天必佑之”。
险渡变通途，万民欢庆。蔡襄又倡导种植松树七百棵，广为庇荫道路行人。福州、莆田、泉州等地百姓当时就立碑或立祠以纪念其功德，还有许多民谣流传后世，如《道边松》：“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六月行人不知暑，千古万古扬清风。”又如《洛阳桥》：“洛阳桥，一望五里排琨瑶。行人不忧沧海潮，冲冲往来乘仙飚。蔡公作成去还朝，玉虹依旧横青霄。考之溱洧功何辽，千古万古无倾摇。”
蔡襄为人正直，讲究信义，其书法端庄淳美，如行云流水，收放合度，极尽自然，可谓字如其人。观其书法作品，顿觉有一缕春风拂面，让人充满温暖。苏轼称赞蔡襄书法有翔龙舞凤之势；欧阳修也称赞他：“君谟(书法)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 韩琦请蔡襄书写《昼锦堂记》，《昼锦堂记》是欧阳修为韩琦书房所写的一篇散文。蔡襄出于对韩琦的敬重，在书写创作过程中将每个字单独写几十遍，选择其中不失法度、最佳的字进行拼合，所以《昼锦堂记》又称“百衲碑”。后人将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四位书法家称为“宋四家”。
蔡襄不趋炎附势，义无反顾的追求正义；关心百姓疾苦，其为民造福的善愿，人敬天佑，使恪守传统文化中“天理良心”“仁爱”等道德理念得以彰显。
（源自《宋史》《历史感应统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