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风悠悠：李纲忧国忧民

李纲，字伯纪，宋代福建邵武人，进士及第。他从小就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举动必于规矩法度”，秉正不阿。面对金兵入侵，中原沦陷，民不聊生，李纲忧心如焚，渴望收复失地，救民于水火之中。《宋史》称他:“负天下之望，以一身之用舍，为社稷生民安危”，他虽因直言触怒权贵而屡遭贬谪，但始终不改其拳拳爱国之心、精忠报国之志。

一、正义敢言

宣和元年六月，京城开封发生水灾，“京城之西，大水渺漫如江湖，漕运不通；畿甸之间，悉罹其患，无敢言其灾异者。”当时蔡京、童贯等“六贼”擅国，面对百姓流离失所，大小官僚置若罔闻。时任国史编修的李纲，不顾个人得失，上疏《论都城积水为害疏》为民请愿：“此诚陛下寅畏（敬畏）天戒、博询众谋之时，而群臣竭智效力、报国之秋也。累日以来，倾耳以听，缺然未闻，臣窃怪之。夫变异不虚发，必有感召之因，灾害未易御，必有消弭之策。望陛下诏廷臣各具所见以闻，择其可采者施行。因众智，协众力，济危图安，以答天戒。”他还提出宜“速拯救灾民，免除当年秋租，安集民居赈济，无使失所”，将扰民的生辰纲、花石纲全部取消，任人唯贤。宋徽宗却认为他多事，竟以“所论不当”，将其降官一级。

李纲贬谪途中，仍关心着百姓的苦难，再上《论都城积水为害二疏》：“臣窃以水旱之灾，虽尧、汤有所不免，惟圣人为能遇灾而惧，侧身修行，博询众谋，以销去之。故尧于洪水方割（普遍为害）之时有畴咨之言，汤于旱既太甚之日有六事之责，皆能转灾以为福，能易沴以为和，此古圣人之明验也。今者水患之来，起于仓猝，人心惶惧，远迩震惊；臣窃谓水灾既退之后，朝廷未可以为无事，正宜讲究利害，增其固防，寅念天戒，益以脩省，不可忽也。”上疏朝廷要体恤民生，停止暴敛，储蓄物产，防患于未然，强调注重修德。他还同时上书《再论制虏策》，提出要预防外族入侵。宋徽宗看后十分恼怒，又将他贬至福建沙县任税监。

宣和七年三月，朝廷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恢复了李纲太常少卿（掌管礼乐和祭祀）的职务。其年冬，金兵两路攻宋，直逼宋都开封。这时的朝廷一片慌乱，史称“朝廷震惧，不复议战守”，宋徽宗准备南逃。满朝文武，空论几日，“日聚都堂，茫然无策”。此时只有李纲坚决主张抵抗金兵，他一连上了《御戎五策》、《论御寇用兵二十事札》等奏章，均未被采纳。宋钦宗即位，认为李纲言之有理，任其为兵部侍郎。

二、抗金救国

靖康元年，金兵准备围攻京城。当李纲获悉宋钦宗与宰相李邦彦、白时中等准备弃城逃走的消息时，上殿劝说宋钦宗留守京城，说道：“天下的城池，没有比京城更坚固的。朝廷、文武百官集中在这里，如果说这样的城池都守不住，那么天下便没有可以防守的城池了。”李纲晓之以理，当宋钦宗听到逃跑也有风险，才不得不留下来，当问到谁可以带兵时，李纲说：“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禄富养大臣，盖将用之于有事之日。”提名李邦彦、白时中身为宰相，应担当起守城的责任。二人听后气急败坏地说：“李纲莫能出战否？”李纲坦然表示愿报效国家。宋钦宗便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兼东京留守，负责全线防御。

李纲率领开封军民及时完成防御部署，他亲自登城指挥作战，身先士卒，军民众志成城，数次击败金兵，取得了东京保卫战的胜利。金人战败，转而讲和，宋廷弥漫着屈辱投降的气氛，李纲因坚决反对向金割地求和，被宋钦宗罢官。由于太学生陈东为首与军民数十万人上书，要求罢李邦彦等奸臣的官、复用李纲及抗金将士，迫使宋钦宗收回成命。但是不久李纲又被扣上“专注战议，丧师费财”，一贬再贬，谪至夔州(今重庆奉节白帝城)。

金人得知李纲被贬，认为灭宋时机已到，于是再次发兵南侵，很快包围开封，此时宋廷文武百官没有一人能挑起保卫京城的重任。宋钦宗此时才派人突围速诏李纲入京，任命他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但为时已晚。当李纲在长沙得知此命时，北宋已经灭亡。史称“靖康之难”。

宋高宗即位，史称南宋，任李纲为右相。李纲重整朝纲，组织抗金，反对投降，主张“一切罢和议”。他表彰抗敌死义将士；开放言路，置登闻鼓（有急事上奏时敲的鼓）于行在便门之外，并派专人负责转达士民对朝廷的意见；荐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将两河民间抗金组织“巡社”定名为“忠义巡社”，又收拢了义军，支持两河军民抗金；荐宗泽为开封尹兼东京留守，以便还都东京。李纲出任宰相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即上十疏，提出抗金救国十大措施，国内局势初步稳定下来；军事上，捷报频传，各地不断传来宋军打胜仗的喜讯。此间李纲不断地向宋高宗上奏章北伐抗金，但不被采纳。

朝廷忠奸不辨，主战派频受打击，正直之士屡遭贬斥。李纲在职仅七十五天即被罢相，被贬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今江西南昌）。李纲被罢相后，两河形势马上逆转，大部郡县皆陷于金人之手。他虽然一直被贬在外，但始终关心国事，一再上疏陈述，反对屈辱投降，支持岳飞抗金。

三、以文言志

李纲在诗文中表达出其忧国忧民之心、爱国之志。他强调文学的社会内容，即重道德实践，把道德仁义作为文章的出发点。他在《古灵陈述古文集序》指出文有君子、小人之分，其区别在于:“君子之文务本，渊源根柢于道德仁义，粹然一出于正，如星辰丽天，而光彩下烛；山川出云，而风雨时至；英茎韶濩（雅正的古乐）之谐神人，菽粟布帛之能济人之饥寒，此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小人之文以析悦人之耳目，其甚者朋奸饰伪，中害善良”“由是言之，文以德为主，德以文为辅，德文兼备，与夫无德而有文者，此君子小人之辨也。”

建炎年间他被贬广西象州，不久又奔赴贵州途中，看到当地久旱无雨、井水枯竭的景象，在《道旁井泉竭有感》诗中写下了“忠魂昭雪奸邪除，坐见为霖万物苏。”意思是除去奸邪，为忠良昭雪，这样就可见到雨至而万物复苏，一如他当年论水灾时所言:“夫变异不虚发，必有感召之因，灾害未易御，必有消弭之策。”

绍兴五年，李纲到洪州赴任，看到城池遭金人残破之后，城壁摧毁，昔日的物华天宝地，如今田业多荒，灾民遍地，写下了“落霞孤鹜齐飞处，望断楚天天尽头”（《南昌楼秋望》），感叹物是今非，飞云卷雨，明月清风中飘送着楚天望断的愁绪。他立即开仓赈济灾民，妥善安置，不久，使“流离归业，境内遂安”。他常想着北方沦陷区的同胞：“今年虏益横，春夏蹂京辅，万骑掠秦关，余毒被陈汝。”（《建炎行》）他得知著名抗金将领宗泽去世时，悲痛地写下了《哭宗留守汝霖》：“时危念人杰，济物须材雄。英英宗夫子，邈与古人同……梁摧大厦倾，谁与扶穹窿？”

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他写下了心中的忧思与壮志：“空余炯炯寸心赤，中夜不寐忧千端”；他在《苏武令》中写的“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表达了拯济苍生的抱负；他在《咏月》中写的“节义重泰山 ，富贵鸿毛轻”体现其高风亮节。他从京城被贬到湖南、福建、江西、云南等多地，虽历尽坎坷，但他从不计个人得失荣辱，始终心系天下，以百姓的安危为虑，对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他在《六幺令》中写的：“长江千里，烟淡水云阔。六代兴亡如梦，苒苒惊时月……纵使岁寒途远，此志应难夺”，体现出其“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体现出作为社会良心的一代知识分子自觉的道义担当。

（源自《宋史》《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