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6年07月31日】
唐太宗在《帝范》中有这样的论述，“人有云，非知之难，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终实难。是以暴乱之君，非独明于恶路；圣哲之主，非独见于善途。良由大道远而难遵，邪径近而易践。小人俯从其易，不得力行其难，故祸败及之；君子劳处其难，不能力居其易，故福庆流之。故知祸福无门，惟人所召。欲悔非于既往，惟慎祸于将来。......若崇善以广德，则业泰身安；若肆情以从非，则业倾身丧。且成迟败速者，国基也；失易得难者，天位也。可不惜哉？”
其大意是：有人说，难的不是明白道理，而是不易实行；更难的不是一时能够实行，而是能否坚持始终。所以说，暴虐荒乱之君，原本不是只懂得作恶，而是不能把善行推延下去；圣明哲智之主，也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但他们能始终行善备恶。确实是大路幽远而难以循行，小路近在眼前而极易遵行。小人因为只选择那些容易的事情去做，不愿努力去做较为困难的事情，所以他们常常难以获得成功，而倒霉的事情却往往与他们伴随。君子因为在困难面前无所畏惧，不愿毫不费力地去做容易的事情，所以他们能不断进步，福祉和祥庆也总是环绕着他们。因此可以知道，祸福无门，惟人所召。人们能够在祸福面前幡然醒悟，痛悔过往的缺失，虽然类似亡羊补牢，但这也是明智的做法。有了这样的认识，后来做事就会谨慎有加，不至招来灾祸了。......如果追求善道，弘扬美德，那么就会基业康泰，身位平安。相反，如果放肆情欲，贪嗜邪恶，那么就会基业倾危，身位丧败。要知道，国家的基业，确实是形成很慢而败亡很快；皇帝的大位，也确实是得到很难而失去很易啊！怎么能不珍惜呢？
唐太宗一生励精图治，文治武功，成就斐然；他雄才大略，经国济世，孜孜不倦。太宗崇善广德，善始善终，缔造了巍巍大唐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的繁盛治世，为世人咏颂千载，太宗的大德和功绩永载青史，万古长流。史籍中关于太宗崇善广德的史料相当丰富，仅摘选以下几例与读者共享。
三千宫女放出宫 大旱灾年救百姓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妇女被禁闭在深宫里，实在很可怜。隋代末年，隋炀帝不停地去挑选宫女，修建离宫别馆，在并非君主住宿的地方，也聚集了许多宫女。这都是耗竭百姓财力的行为，我从不效仿。况且，这些妇女除了打扫宫室之外，还有什么用处呢？现在我准备放她们出去，任凭她们选择配偶，这样不仅可以节省费用，而且还可以使百姓减轻负担，宫女自己也会满意。”于是唐太宗让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洹水人杜正伦在掖庭西门选择遣返宫女，前后共计三千余人。
贞观二年，关中大旱，五谷不收，老百姓发生了饥荒。唐太宗对侍臣说：“水旱不调，都是因为君王治国无道造成的。我没有修养品德，应该受到老天的惩罚，可是老百姓有什么罪过呢，却遭此困境！听说现在百姓中有很多卖儿卖女的现象，我对他们非常怜悯啊。”于是，派御史大夫杜淹出京巡视，用御府的资财替很多卖身者赎了身，并将他们送还父母家。
贞观二年，京城大旱，蝗虫成灾。唐太宗亲自到田野去看稻谷，看见蝗虫猖獗，就捡起了几只并骂道：“百姓视稻谷为生命，你却把谷子吃了，你是在危害百姓啊。如果说老百姓有罪过，那么责任也只在于国君一人，如果你真的有灵性，就应当只啃噬我的心脏，不要危害百姓。”说完就要把蝗虫吃掉，左右的臣子大惊，连忙制止说：“吃了恐怕要生病，万万不可。”唐太宗说：“我只希望把灾祸转移到我身上，还怕什么疾病呢？”说完便一口将蝗虫吞下。从此，蝗虫不再成灾。
珍重生命 刑法有度
太宗读《明堂针灸书》，书中写道：“人的五脏经络，均附在后背。”太宗因此下诏今后不得鞭笞囚犯的后背。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死了不能复生，所以执法务必要宽大简约。古人说，卖棺木的人希望年年发生瘟疫，并不是对人仇恨，而是利于棺木出售的缘故。如今，执法部门审理每一件狱案，总是力求苟严，以此博得好的考核成绩。现在该用什么办法，才可以做到公平恰当呢？”谏议大夫王珪进言道：“只要选拔正直善良的人，他们判断狱案准确，就增加他们的俸禄，赏赐金帛，那么奸伪邪恶自然会止息。”太宗于是下令按这个办法实行。
太宗曾说：“古时候判断狱案，一定要向三槐、九棘之官询问，当今的三公、九卿就有这样的职责。从今以后，遇有死刑，都叫中书、门下两省四品以上高官以及尚书、九卿来议处，这样做，才有可能避免冤狱滥刑。”由于实行了这样的措施，到贞观四年，全国被判处死刑的人只有二十九个，几乎做到刑法搁置不用。
贞观五年，唐太宗下诏说：“国家规定判处某人死刑必须经过三次审理，而现在京城的各个官府衙门，奏请判处死刑，虽然批报三次，一般来说都在一天内就决定了，没有经过片刻的思考审核，三次审理的规定不是形同虚设吗？这样做的话，即使事后有所反悔，也无可挽救了。从今以后，京城的官府判决死罪，必须在两日内经过五次上奏审核，京城外的，必须经过三次上奏审核。”不久，又亲自手谕下诏说：“过去有关部门判处案子，大都根据法律条文办事，有时候虽情有可原但又不敢违反律令，如果死守条款，恐怕会产生很多冤假错案来。从今以后，门下省如果发现根据法令该判处死罪，而情有可原的案子，应该写成状子上奏再审。”
贞观十四年，戴州刺史贾崇因为其部下有人犯了十恶之罪，被御史弹劾上奏。太宗皇帝听后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古代唐尧是大圣，他的儿子丹朱却非常不成才；柳下惠是大贤，他的弟弟盗跖却成了巨恶之人。他们以圣贤之训，以父子兄弟之亲，尚且不能使其子弟受到熏染而发生变化，去恶从善，现在要求刺史教化百姓都使他们走正道，这怎么可能呢？如果因此都给予贬降，恐怕今后都会互相隐瞒罪行，就发现不了罪犯了。因此各州有犯十恶之罪的，刺史不必连坐获罪，只令其明加查纠惩治，这样才可以肃清奸恶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