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6年12月20日】
三、国人丢了国本
引狼入室
一九一五年，日本用“二十一条”逼迫袁世凯政府，进一步扩大在华利益，埋下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当时的中国处在灾难之中，人们因失望导致绝望，“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分表现，“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排斥了西方文明和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却造成共产主义进入中国。
“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义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这真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在另一方面，近百年来，中国的文化，竟发生了绝大的弊窦。就是因为在不平等条约压迫之下，中国国民对于西洋的文化，由拒绝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转为笃信，极其所至，自认为某一外国学说的忠实信徒。自卑转为自艾，极其所至，忍心侮蔑我们中国固有文化的遗产。”（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蒋介石清醒地认识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就是最根本最强大的国力：
“我们简单的讲，现在国家到了这样衰弱的程度，社会、经济，到了这种破产的地位，人心到了这么麻木不仁的时候，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把固有的美德，很完备的立国治国的精神，很好的主义，统统都抛弃不要，只会今天东拉一点，明天西扯一点，不仅是忘了自己固有良好的立国精神，而且忘了他自己是一个人，更忘了他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所以弄得我们的民族道德精神，丧失得一丝不留。如果一个人没有精神，虽然活着，也如同死了一样；国家失了他的灵魂精神，名义上虽然存在，实质上也同亡了一样。现在社会破产，人心麻木，纪律荡然，秩序纷乱，毫无廉耻，不讲信义，这原因在什么地方？完全是因为我们的立国精神死了。如果我们再不想法子挽救，复兴我们的民族精神，那么灭亡就在目前！”（《中国的立国精神》，一九三二年）
“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精神民族精神之重要如此。民族精神失了，国家就有若无，存若亡！如果有了这民族精神，即使国家灭亡，也可以复兴起来！所以我们不怕日本人怎样侵略，而只怕我们自己没有民族精神。”（《中国的立国精神》，一九三二年）
中原内乱不止
此时，国民政府直接控制的只有中国华东精华区域，在中央政府有宁粤分裂，胡汉民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当时中国其他的地区虽然名义上属于国民政府，实际上有大小六十多个军阀割据。“军阀政客，其不欲使国家统一，而割据自私之心，传统相承，不能破除，此中华之所以不能立国于今世，而为帝国主义所陵﹝凌﹞侮不已也。”（《蒋中正总统困勉记》）外有日本，内有中共，中国不统一，陷于内战，无法抵御日本侵华。
北伐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控制广西、湖南、湖北等省；冯玉祥的西北军控制陕西、甘肃、察哈尔、河南；阎锡山的晋军控制陕西、绥远和平津内；张学良的东北军控制东北四省。各自的兵力都超过二十万。军阀的利益在于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国家和民族并不是军阀的考虑重点。军阀拥兵自重，养兵的军费超过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
一九二九年，蒋介石试图使用和平手段，让军阀裁军。军阀们开始武装叛乱，到了中原大战，阎锡山联合冯玉祥、李宗仁，三家军阀出动兵力总数高达七十万之多，加上中央军参战的六十万，超过百万之众卷入了军阀发起的中国内战。
张学良引东北军主力入关，控制京津地区，结束了中原大战，却引起了关内军力空虚，为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埋下伏笔。
中原大战硝烟尚未散尽，汪精卫、李宗仁又在广东另立中央，勾结日本，资助中共，发兵北上讨伐南京。同时，中共在江西策划建立苏维埃政权更让蒋介石寝食难安。只有他深知姑息中共，无异养虎遗患。中共有清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政治纲领，背后是共产国际，与军阀完全不同。军阀只求地方割据，做土皇帝，掌握地方生杀大权，中共则要在中国全国搞共产主义。
三民主义唤醒国魂
早在一九三四年，蒋介石用徐道邻的化名在十二月的《外交评论》上，发表重要论文《敌乎？友乎？》，劝说日本放弃强硬的对华政策，铸剑为犁。文中曰：“中国没有百世不可解的仇恨观念，而好恶友敌，完全可以事实相转移。日本如真能放弃土地侵略的行为，中国对西方各国，尚且愿引为朋友，何况同洲同种之日本？但日本为东方民族，应明了东方心理，东方人的特性，尤其是中国人，就是重感情，重气节礼貌与道义。”“吾人敢正告日本，凡是有特性有国家意识的国民，最难忍受的行为，即为欲消灭其民族性与历史文化。”
蒋公洞见了日本对中国的历史观判断错误，也就是日本人只看到中国的缺点，没有看到中国民族的优点。中国的固有文化和美德，就是三民主义的根本，也就是中国的国魂，只要唤醒国魂，中国人信仰三民主义，中国的精神力量就能战胜敌人的物质力量。
“胜败的重要关键，即在于平时能否‘知己知彼’。日本人对于中国的一切情形，虽然看得很透澈，但对于我们中国民族之历史观，却犯了一个很重大的错误。——就是判断我们中国民族是惯于做亡国奴的劣种。
“他们日本人尤其判断错误的就是民国元年以来看见袁世凯时代那一批军阀和官僚，都是自私自利，贪赃枉法，卑鄙恶劣，没有一丝一毫国家民族的观念，没有一丝一毫救国救民的精神，他们就由此认定：中国官吏和军人都是如此的。中国人个个是劣种，什么人他们都可以收买利用，可以控制压迫。
“因为抱定这种偏见，所以他们对于中国敢于横行无忌，以为中国，尽可不战而屈。他们日本人观察中国民族，只是就坏的一方面来看，对于优点，完全没有看到，或是看到而未能注意到。
“只看到宋亡而没有注意一般宋末殉国的忠臣烈士，更没有注意到明朝之所以兴者。只看到满清入关的情形而没有注意深蕴于民间的革命思想，更没有注意民国之所以兴。只看到民元以后袁世凯而没有注意到我们的革命领袖孙总理；只看到北洋军阀的军队，而没有注意我们革命军。他们看中国民族，是根据一部分坏的事实，抹煞一切，以为一坏便什么都坏，再没有好的了。
“这种逻辑的错误，固然由于他们民族狭隘的妄自尊大的心理与偏见所造成，大半还是由于对事物的认识不清。因为他们认识不清，判断错误，到将来情形演变的结果，当然要出其意外。
“三民主义完全是和平的王道，和帝国主义的野蛮的霸道处于对立的地位。我们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王道克服霸道，所谓‘仁者无敌’，‘仁’就是王道的根本精神，亦即三民主义的出发点。我们以三民主义来抵抗帝国主义，一定可以获得最后最大的胜利。所以三民主义不仅是我们雪耻御侮革命建国最高的原则，而且是最大的力量。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就是中国固有文化和固有美德的遗传，所以三民主义就是我们国家的国魂，我们要救转国家，一定先要唤醒国魂，要发扬国魂，就是要信仰三民主义，在三民主义的中心信仰之下，来坚定民族的自信，统一民族的意识，发扬民族的精神。我们物质上虽然不及敌人，以我们民族之精神的力量，一定可以战胜敌人一切物质的力量。”（《政府与人民共同救国之要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