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6年12月31日】
民族罪人
李克农和张学良三月第一次会谈的详细情报被军统得知。当时军统潜伏在东北军六十七军内部的刘宗汉就将情报汇报给戴笠，包括双方达成的具体协议内容。连六十七军内部散发的中共《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送到戴笠手中。
戴笠把这个情报告诉蒋介石，但蒋并不完全相信，让戴笠继续调查。随后张学良的秘书和幕僚宋黎、刘澜波、马绍周、孙达生四个共产党分子煽动学运，省党部奉蒋介石命令逮捕此四人。张学良派东北军冲击省党部，抢走共产党员和秘密资料。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到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议剿共。此时，张学良、杨虎城等却私下里与中共沟通，商讨如何逆转蒋介石的剿匪计划，打算投靠苏联，联合中共在西北割据。此前，张学良曾多次“劝谏”蒋介石放弃西北剿共。
张学良的“联共抗日”，遭到蒋介石否决。在他看来，中国消除内乱的最后时刻，就在眼前。而张学良的主张，只能祸国。蒋介石不知道，这个结拜兄弟，已经秘密申请加入中共，被共产国际拒绝。他更没有料到，在共产党的策动下张学良会谋反。
杨虎城给张学良出谋：“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黎天才劝张学良“做狮子”，也就是当领袖，反叛蒋公。
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回忆，“十二月十一日……黎天才等忽来求见，事前未约定，殊觉突兀。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张学良）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诫斥之。是晚招张、杨、于与各将领来行辕会餐，商议进剿计划。杨、于均未到。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殆以彼昨来见时受余责斥，因而不快欤？或彼已闻余训责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欤？临睡思之，终不明其故。以时迟，亦遂置之。”
十二月十一日晚，黎天才离开临潼回到家中，不久就接到张学良的电话，他赶到张公馆时已是十点多了，张学良开门见山地表明自己的决心：“你前些天，不是劝我要做狮子，不要做绵羊吗？我现在回答你，从今天起，我要做狮子了。”（《抗日战争研究》，二零零年三月）
十二月十一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照计划进行绑架行动，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行动部署上，包围华清池和西安至临潼间的警戒，归东北军担任；西郊市内和陇海路西安车站、西郊飞机场、包括解除中央宪兵、特务、警察、中央军驻在上述地区部队武装，扣留飞机，扣留住在西京招待所及散居各处的南京军政大员，都由杨虎成指挥十七路军执行。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五点半，张学良的东北军冲进蒋介石的行辕。委员长卫队拚死抵抗，蒋介石战场经验丰富，根据枪声判断前门和侧面都有叛军，只有后面没有枪响，蒋介石在侍从保护下，从窗子翻了出去，摸到了后门，翻过墙朝骊山上爬去。东北军见久攻不克，深怕蒋介石逃走，架起轻机枪朝着几个房屋猛烈扫射，子弹如雨，穿透门窗飞入屋内，蒋介石卫队六十七名卫兵罹难。叛军搜山后，将领袖劫持。
西安兵变，震动中外。胡适、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等纷纷谴责张、杨“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系国家民族之罪人；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在十二月二十日发表的《张学良的叛国》一文中，胡适说：“蒋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国的重要，真是……无可比拟的重要。”著名报人张季鸾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中强调：“全世界国家，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人才与资望，再找不出来，也没机会再培植。”爱国者无不万分担忧。国府在南京开始准备兵力，讨伐张、杨叛军。
层层出卖
共产党为了自己的利益，是高层以牺牲底层为代价的。共产国际和苏联为了共产党的全部利益，牺牲了中共的局部利益。中共为了自己的利益，又牺牲了张学良。
中共喜出望外，积极主张杀蒋。“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疽遗患。有的人主张经过人民公审，将这个反共刽子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张国焘，《我的回忆》）
斯大林知道，此事会给苏联招灾惹祸，蒋介石被杀，何应钦和汪精卫共组亲日政府的可能性突然大增，斯大林急电中共，以明确的口吻表示苏联不赞成这桩“阴谋”——暗示这是日本人幕后策动的。他命令毛与蒋友好谈话，找出和平解决办法，并释放这位国民党领袖。接到斯大林命令后，毛、周、朱通电全国，宣布中共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任何草率动作“只会如日本人的意”。
两天前才离开的周恩来，又坐着驴子前往延安、飞往西安。一见少帅，就告诉他，“不能动（蒋介石）一根汗毛”。和张交涉反蒋密约的周恩来，现在反过来告诉他，中国迫切需要蒋介石领导。他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求委员长继续领导中国。（[美]陶涵著，林添贵译，《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周恩来于十四日与张密谈，径行表示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最初的反应甚为愤慨，他似觉得为共方所卖，以往共方老是吹嘘苏联可以援助，现在他已成骑虎，中共竟临阵抽腿，不兑现了。”
“一年以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曾对我们说明这个电报的来历。他说西安事变后英美各国驻莫斯科大使，曾询问苏联外交部，苏联政府对此事的态度。苏联外交部答以这是日本的阴谋，苏联既未预闻，也不赞成。接着斯大林便亲自草拟这个给中共的电报，并向王明解释，其大意是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一时也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抗日中他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者。”（张国焘，《我的回忆》）
“张闻天曾向我指出‘这是为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全部利益，不得不牺牲中共的局部利益。’”（张国焘，《我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