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7年02月07日】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苏联出动一百五十多万兵力，进入中国东北，主攻牡丹江，辅攻哈尔滨、长春和沈阳。据东京审判时关东军参谋长笠原幸雄的证词，一九四四年底，由于精锐师团调往前线或防卫日本本土，关东军已没有一个受过高度训练的师团，当时的关东军靠日本侨民充数，已经左右不了大局。八月十七日，关东军“奉日皇之命停止军事行动”，向苏军缴出武器。
苏军没付出太大的战争代价，却拆运东北工业设备价值达8.58亿美元，总计掠夺近20亿美元。（《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
当时的东北，已经被日本建设成中国最为发达的工业基地和农业基地，有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三千八百万人口，是中国的最富裕地区，是一个欧洲强国的规模。
毛泽东知道苏联将出兵东北，在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我们的胜利。”
东北背靠苏联，左右是蒙古和朝鲜，当时有一句形象比喻：背靠沙发，脚踩地毯。
苏共军队在东北奸杀抢掠，“你要是遇见满洲人，他们二话不说就会把你抢个精光。可要是遇到苏联红军那可就太可怕了，他们直接就把日本人杀死，而且是为了杀人而杀人！我见到很多被刺刀戳穿的尸体，堆积如山……”（Ronald Spector, In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Japanese Surrender and the Battle for Postwar Asia）
美国战略指挥部分部（OSS）主任哈尔·赖斯（Hal Leith）目击沈阳苏军暴行后，有如下的记录：“俄国人对中国人实施抢劫和强奸。女人直接在公共汽车站火车站，有时就在大街上被红军强暴。有传言说，地方政府被要求每晚给苏军司令部提供一定数量的妇女。结果，女性被迫削发，涂脸和束胸以免受辱。”
中共东北局在给联共（布）领导人的信中指出：“红军的行为绝非无产阶级军队之作为，其中包括强奸和掠夺农民的余粮。”信中还敦促苏联：“建立军人纪律委员会，以此预防红军违犯军纪和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以便还信任于中国人民，他们现在确实对苏联士兵感到恐惧。”（《冷战与中国的分割》）
苏联允许中共部队进入东北并配合中共部队接管东北众多战略据点。中共军队在苏军的羽翼下迅速渗透东北，到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已经有十一万军队进入东北。中共并从苏联手中接管了日本关东军的大量军火。
据原八路军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回忆，沈阳苏军曾将日本关东军最大的武器仓库——苏家屯仓库交给他们看管。他们打开仓库，“拉了三天三夜，有步枪两万多支，轻重机枪一千挺，还有一百五十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
“苏联红军不仅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从而使这支过去因为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迅速成长起来，从而极大地缩短中共中央原先预计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朝鲜的特殊地理位置为中共军队建立一片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中共军队把辽东军区后勤部和部分后方医院设在朝鲜，中共军队军事失利后，非战斗人员甚至军人撤入朝鲜，国军无法跨过国界追击。
苏军占领的朝鲜向中共输送大量军用物资：“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朝鲜方面支援我们两千多车皮（铁路货运列车车厢）日本侵略军留下的作战物资，有的是无代价支援我们的，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换取得的。这些物资在战争中都是非常宝贵的，从南浦装船经大连转运山东，对支援山东以至华东解放战争发挥很大作用。”（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北朝鲜办事处》）
原在中国的“朝鲜义勇军”进入东北，直接发动朝鲜族人参加东北战争，这支朝鲜族部队的兵力一度达一万两千人。（中国朝鲜族历史足迹编辑委员会编，《胜利》，一九九二）
中共还得益于大批日本战俘。根据香港《凤凰周刊》二零零六年第二十六期傅乐平的文章《我认识的四野日本老兵：万余日籍解放军历史解密》，解放军接受了三万多日本军人，多数加入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帮助中共打内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记载说，当时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
在苏军配合下，中共军队捷足先登，抢占了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四平。蒋介石派白崇禧在东北迎战，东北国军士气大振。白崇禧督战指挥杜聿明属下孙立人新一军、廖耀湘新六军、陈明仁七十一军分三路向四平林彪部队进逼包抄。
国军只用三天时间，于十九日便彻底攻克收复四平，林彪化装成伙夫随残兵败将狼狈逃往松花江北岸。国军乘胜追击，又拿下长春，并追剿林彪部到松花江畔，直逼哈尔滨。
绝望中林彪于六月一日致电毛泽东：“准备游击放弃哈尔滨。”六月三日毛回电：“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方针。”中共军事天才林彪的劲旅顷刻间就要沦为游寇。
在决胜时刻，马歇尔连续三次致电蒋介石，叫停东北剿共，并威胁“如果继续追击，美国就不再帮国民政府运部队去东北了”。五月三十一日，马歇尔又写信给蒋：“事情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头，即我本人的立场是否正直成了严重问题。因此，我再次向您要求，立即下令政府军停止推进、打击或追赶。”
蒋介石为“勿伤对马个人之情感”，虽感“痛心与耻辱极矣”，而同意停战。（《蒋介石日记》一九四六年六月二－三日）
在马歇尔重压下，蒋介石于六月六日宣布停战十五天。之后不久，马歇尔又要蒋介石把停战期延长四个月。蒋介石当然不愿意，两人关系紧张。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马歇尔“态度暴躁异常”。
周恩来则一边博取马歇尔的同情和信任，表态中共可以停战，“证明拖打责任均在蒋”，另一边对马歇尔进行人身攻击，“连续发动新闻攻势”，“使调处执行部非宣告解散不可，则美军只有撤走”（《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
马歇尔手中没有能制约中共的牌，他只是一直向蒋介石施加压力，逼蒋谈和。（Memo by Butterworth to Marshall, 6 September 1946, FRUS, 1946, Vol.10, p.148）在蒋介石看来：“马歇尔不问我国之利害祸福如何，亦不顾其本国政策之能否实现，而惟以其个人之功利成败是图，一意对共党迁就，以致扬汤止沸，劳而无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十年后，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描述马歇尔停战令的危害：“从此东北国军士气日渐低落，所有军事行动亦陷于被动地位。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当时已进至双城附近之追击部队（距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其苏俄亦无法对‘共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
林彪则趁这个美国人创造的机会扩军练兵，建立炮兵和建立兵工体系。靠着苏联控制的大连和朝鲜兵工厂、苏联炮兵专家的训练和关东军的火炮等等，到一九四七年初，东北的中共军队已经有了一百六十多个炮兵连。一九四八年年初的四平攻坚战，国军主将、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回忆说，东北共军炮火的强大是他在八年抗战中从未见到的。
东北局势开始逆转，而前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接手东北后，按兵不动，固守沈阳。蒋介石在东北战局不利时，急飞北平亲自指挥，命卫立煌立刻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卫却借口“沈阳只能固守以自保”而不执行命令。（《郭汝瑰回忆录》，一九八七）蒋介石见卫立煌不动，急令卫打通沈锦线，将国军主力撤至锦州，并准备在必要时将东北全部兵力退守华北，卫立煌拒绝从命。
一九四八年十月，蒋介石飞沈阳，授命廖耀湘南下解锦州之围，同时命侯镜如指挥东进兵团强攻塔山。卫立煌则反其道而行之，告诉侯镜如不要攻坚。
十月十八日，蒋介石三飞沈阳，撇开卫立煌，命杜聿明为主将，亲自指挥侯镜如东进兵团和廖耀湘兵团东西对进，收复锦州。卫立煌则暗中做手脚，供应廖耀湘装甲兵团的燃料弹药不准超过一星期，使其无法快速推进。据卫夫人韩权华回忆，当时卫立煌告诉她：“看他盲人瞎马怎么走。”
蒋介石抓住塔山这个共军攻势中的致命弱点，令侯镜如率重兵攻击塔山，驰援锦州。塔山没有险要地形，易攻难守，塔山离锦州几十里远，共军久攻锦州不克，东进兵团只要攻克塔山，增援锦州，共军将腹背受敌，当时东北战局将有可能逆转，日后的华北华东战局也有改写的余地。
而侯镜如早在一九二五年就由周恩来和郭俊作介绍人，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侯镜如接受中共秘密指示，拖延战机，战术单调，战法失当。国军集中五个师的兵力，首次海陆空三军协同，携优势炮火，占尽地利，激战五天。国军中下级军官士兵三军用命，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九十五师甚至把阵亡士兵尸体堆起来做活动工事，向塔山阵地前沿步步推进，却因主官搅局，攻不破共军两个师据守的临时野战工事，无法拿下塔山，国军随后在锦州兵败。十八军军长胡琏总结说：“党国之败，始于塔山。”
其后，廖耀湘兵团战败，所部将领悉数被俘。蒋介石哀叹：“东北全军，拟陷于尽墨之命运。寸土焦虑，诚不知所止矣！”（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日记）
战后国军方面总结得失“东北之失陷，基于锦州之失守，由于沈阳援兵久而不至。沈援之不能速达，在于卫立煌之不能即时奉行命令”，卫立煌“贻误戎机达十三日之久”，“古今中外，除非作乱造反，否则，断未见有此种不受节制之将领”。（陈孝威：《为什么失去大陆》）
对于卫立煌接受任命的动机，他的夫人韩权华披露称“并不是想帮助蒋介石打仗，而是促成蒋介石失败”。（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
卫立煌曾致电中共，主要内容是：“为了尽快地结束中国的内战，我决心站到人民一方，和有关方面进行军事的、政治的及其他的一切合作。”该电报由汪德昭通过某国转到“有关方面”。
一九四八年初卫立煌得到回电，其内容大意是：“信已转到目的地，据革命权威人士的意见，将军应当自己选择时机并且利用当时情况，做有利于革命的事情。”（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
一九五五年三月，卫立煌从香港经广州回北京，任中共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称其为“起义将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