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3年01月07日】
我是1995年6月得法的大法弟子，原为某市机关副县级干部。1999年7.20邪恶开始迫害大法后，我与千百万个大法弟子一样，依据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到北京上访。我本着善心，冲破层层险阻，先后两次到国家信访办反映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的情况，想为大法、为师尊说句公道话。然而，信访办的工作人员不仅不接待，反而把我交给了驻在信访办的警察。没有说话的地方，不得已我便去了天安门。2000年10月6日，当我第5次进京，站在天安门广场炼法轮桩法时，几秒钟后，3名警察疯了般地扑上来，扭住我的胳膊，野蛮地对我拳打脚踢。我用力喊出了凝结着我千言万语的真心话──“法轮大法好！”一恶警用拳头猛击我的腮部，我仍然喊；它们又把我扳倒在地，用皮鞋朝我的脸和嘴乱踢，我还是喊；在被扭上警车拉去广场公安分局及密云看守所的路上，我与同修隔着车窗向路人高喊：“法轮大法好！”……那天记不清喊了多少遍“法轮大法好！”，到了晚上，我感到嗓子有些沙哑。
我无数遍地喊“法轮大法好！”不是在呼口号，这是对邪恶因素的否定与清除，也是对被欺世谎言蒙骗的世人的呼唤与挽救，同时，这更是我对给予自己新生命的师尊及大法发自心底的感激与颂扬。师尊与大法给予我的太多太多了，在此，主要说一说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在个人品行方面的升华。
参加工作后，受社会风气、周围环境的影响，原来还算纯朴、正直的我，慢慢被“修理”得较为世故、圆滑。心里虽然向往高尚与美好，但却无力挣脱名与利绳索的牵引，整日浑浑噩噩、毫无目标地随波逐流。也就是忙活了两年左右的时间，我本来当飞行员都基本合格的身体（只因耳膜内陷没选上），却莫名其妙地垮了。1994年检查患上了肝病、肾病等重疾，并且中西医都无治。那时我才刚30岁左右，就感到生命走到了尽头。
1995年6月初，我有幸接触了法轮大法。看完李老师在济南讲法录像后，我感到一下子进入了一个广阔而又美好的崭新天地。自己就象是在黑暗中摸索了几十年的盲人突然见到了光明，从一场惊悸恐怖的噩梦中猛然醒过来一样，激动与喜悦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得法不到一个月，我就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以前沉重的象灌了铅的双腿，变得异常轻快，有时走路都想蹦个高。亲身真实不虚的体验，更加坚定了我修炼的信心和决心。
读了《转法轮》等著作后，我对博大精深的佛法有了一定的理解。我知道了宇宙也是一个有着自己的精神（特性）的高级生命，他的精神就是“真善忍”。人做什么、想什么宇宙都一清二楚，只有顺应了宇宙特性“真善忍”的要求，宇宙才承认你是个好人，才让你有个美好的未来；我明白了人来在世上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挣多钱、出大名，追求这一生一世过得幸福快乐，而是为了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园。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去不断地重德修心，去掉不好的执著，最后回归到真正属于自己应该呆的那个美好的所在……
“真善忍”的法理，象清清的甘泉，滋润了我干裂的心田；似一股融融的春风，吹拂掉我灵魂上的蒙尘…… 我恨自己得法晚，却又庆幸在我生命濒临绝境时，闻得了这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我知道自己修炼的起点比较低，一开始就比较严地要求自己。从常人中的好人做起，按“真善忍”的标准重德修心，尽力地去掉不好的执著，不断向“无私无我”的境界上靠拢。
在工作单位，按照师父讲的那样，把心态摆正，本本份分、尽职尽责地干好本职工作。对能意识到的不符合“真善忍”要求的事不做。我从事的是干部管理工作。从1996年开始，曾多次参与干部考察活动。在一般人眼中，这可是个求之不得的“肥差”，可对我这个修炼人来说，只是多了一些洪法和考验的机会。
1997年下半年全市公安局长易地交流任职，我带一个考察组到7个县市区考察公安局长。几个地方给考察组送礼品都被我拒绝了，告诉他们我修炼法轮功，不能办这种失德的事，并且这也违反规定。有一次，在某市考察结束后正赶上礼拜天，当地公安局长派他的专车送我们回家。送完其他人，车开到我家门口时，司机下车从后备箱拿出一盒东西往地上一放，不等我说什么，就急急地开车跑了。我不得已提回家打开一看，该盒礼品标价1500元。我便打电话给这位局长，用比较严肃的口气让他派人来把东西取回去。他半开玩笑地说：“你还真这么认真，说到就做到啊？”我说：“是的，炼功人讲真，不说假话，我说不收礼就是不收。你如果不派人来取，我就坐车给你送回去。”这位局长一听我动了真的，有些慌，怕事情闹大了影响不好，不知该说什么，只是尴尬地向我道歉，请我原谅。我觉得他已经知道自己做错了，就别难为他了。于是，我便温和地说：“这样吧，你也别派人来取了，我也不去送了，我把这东西送给‘希望工程’办公室，让他们变卖后救助贫困学生怎么样？”那位局长连忙说：“行，行！”几天后，我妻子便将那礼品送给了当地“希望工程”办公室。
1998年8月我参加了市里一个4人考察组，到几个县市区考察某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组长是市直某部门的负责人。每到一个新地方，我解释不喝酒、不收礼的原因，便是我弘扬大法的过程。有时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考察组的其他人把给我的那份礼品也放在后备箱里捎回来了。谁替我捎回来的，我便让谁处理那些东西。考察了10天左右后，那位组长对我说：“听你介绍法轮功，开始只是觉着这个功健身效果不错，没怎么太注意。可通过这段时间与你的接触了解，才发现这个功确实不简单。做到滴酒不沾虽不太容易，但有可能做到，而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下要做到坚决不收礼，这一点太难了。上边整天吆喝，可谁能做得到？就是他表面做到了，暗地里他也做不到。而我观察了这么长时间，你还就真做到了，这一点就了不起。你说法轮功是‘心法’，我看这个功还真是能从内心改变人，而XX党只能做到从表面改变人。这个功好！我们三个人刚才背着你开了一个小会，决定向你这个炼法轮功的学习，以后不再收礼了。”他还表示如果不是应酬太多他也要炼法轮功（他后来虽然没修炼，但对大法很有好感，曾在多个场合称赞大法。而考察组的一位科级干部则从那时开始得了法）。以后去的地方，他们3个人还真是极力地拒绝收礼，但拒绝不了的时候，也就收下了。
接受吃请，在当今社会一般人都觉得这很正常，已见怪不怪。以前我也乐此不疲，认为此举不仅能解口腹之欲，同时，也能满足虚荣之心，何乐不为！所以有请必到。修炼后，我做到拒绝参加一切不正当的宴请。有一次，我参与考察了一位拟担任某区政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的干部。他私下托人请我的客，我没答应。后来他又委托我单位的某领导出面请我赴宴，我便向这位领导解释我不去的原因，虽然该领导觉得我让他没面子，但还是称赞了我的做法，并对大法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修炼后，在碰到确实需要帮助的人时，我毫不吝啬地伸出援助之手。
1998年上半年的一天中午，上小学的儿子回家说：他班有一名同学，父母都下了岗，无经济来源，而最近这位父亲又患了大病，家里的钱都花光了，这位同学上不起学了。班主任老师在班上动员全班同学每人能捐几元就捐几元，帮一帮这位同学。我与妻子听后感到这位学生和他的家庭确实需要帮助，便拿出500元钱给了孩子，让他送给那位同学。后来听孩子说，班里其他学生捐的钱大都没超过5元。
1999年元月的一天晚上9点左右，我妻子去她姐姐家回来，在寒冷的大街上碰到一对40多岁的夫妻在哭泣，旁边还有一个5、6岁的小女孩，她便上前问了问原因。原来他们是外省人，给人打工，到年底工头不仅没付给工钱，还撇下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只好拿着工头以前留下的地址找到这里，可找了几天根本没有这么个人，这才知道被人“涮”了。现在连回家过年的路费都没有了，已经好几顿没吃饭了，又没有人管。我妻子便将他们三口人领回了家，做了荷包蛋面条给他们吃。吃饱后，我又拿出几百元钱给他们，叫他们打车票回家，剩下的钱好好过个年。他们夫妻俩忽地跪下就要磕头，我俩连忙把他们拉起来说：“别这样，这是干什么。”他们流着泪说：“大兄弟，大妹子，你俩心肠咋这么好啊？”我说：“你们这种特殊情况，谁碰到了都应该帮一帮的。我们是炼法轮功的，修真善忍，师父要求我们要处处做一个好人，对谁都要好。碰到你们这事，帮助一下是很正常的。”他们不太了解法轮功，我与妻子便向他俩介绍了一阵子大法。他们夫妻虽然没表示要炼功，但对大法赞不绝口。走的时候，夫妻俩一会儿说：“谢谢大兄弟、大妹子！”，一会儿说：“谢谢法轮功！”
1998年11月，我暂时离开机关到某重点乡镇（副县级镇）挂职镇党委书记，并带一个扶贫工作组在一山区农村蹲点扶贫，时间一年半。住村后，尽管手头有10万元可供自己支配的扶贫资金，但我带头掏饭费，不在我们自己身上花一分扶贫款。在用了多个白天、晚上与村干部、村民集体座谈、个别交谈，摸清底子、选准路子后，我与扶贫组的其他几个人就铺下身子，实打实地帮村民解决困难。村里的人见我们办事实在，不玩花架子，渐渐地就把我们当成了自家人。春节过后我们返村时，村干部与一些村民站在村口燃放鞭炮迎接我们。
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扶贫组就帮村里铺修了几千米街道、让村民吃上了自来水，并为十几个特困户落实了脱贫项目。我所在的这个扶贫点也成了典型，当地的电视、报纸都给予了宣传报导。在这期间，有一个体老板，为了揽下投资将近10万元的自来水安装工程，一天晚上，他驱车150多里路找到我家，给我送钱送礼。我告诉他：我们考察了几个公司后，认为他们公司最合适，现在已经决定了用他们公司。但他拿的什么来，请他原封不动地带回去。那老板一听生意成了，更是高兴，只嫌自己带的钱物少，还提出要给我提成。我便给他谈了我修炼大法的情况，告诉他干这种事对谁都不好的道理，他理解了我的态度和做法。他临走时对我说：“在找熟人打探你的时候，人家就告诉说你炼法轮功，不收礼，我不太相信，现在是真信了。”
村里安自来水的时候，我与这个老板经常接触。工程结束后的一天，他当着众人的面，竖着大拇指伸直胳膊对着我说：“我活了50多岁，大小官遇到的也不算少，X书记是第一。”我笑着说：“过奖了，我如果不炼法轮功，也做不到这样。”
在扶贫期间，我经常向村里的人介绍大法，并将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像携带到村里让有缘的人看。村里不少人了解了大法，有的还得了法。1999年7.20大法遭受迫害、师尊遭受诬陷时，我进京上访，回来后被单位停了职，挂职扶贫的村镇也不让我去了。1999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村支书的一个电话，他开口就对我说：“X书记，我明天与村里其他干部要到你单位上访。”我有些吃惊，急忙问他为什么事上访？他对我说：“你这些日子没到村里来，我们最近才弄明白了你的事，我们都替你不平。现在象你这样的干部上哪儿去找？你又没做什么违法的事，向上边反映炼这个功好，说了句实话，有啥不对的？他们这样对你太不公了。今日村支部、村委开了个会，商量后定下来，明天我们村的全体干部要去你单位找领导上访，反映一下你在村里做的这些好事，也反映一下村里老百姓的意见，要求他们恢复你的工作。别人顺水推舟，我们这些乡下人要为你逆水推舟！”村支书有些激动，还说了其它一些很感动人的话。但由于我当时对正法的认识不到位，担心村干部如果这样做了，可能会给他们自己带来麻烦。所以，除了对村里的正义之举向村支书表示非常感谢之外，我在电话中极力地劝阻了他，没让村干部们到市里来上访。
1999年底的一天，单位的人陪着已被停职半年的我，驱车到扶贫村拉我的行李。朴实善良的山里人见到我后，份外地热情。中午，下起了大雪。村干部在一家小饭店招待我们吃饭，这也是我扶贫以来第二次接受村里的招待（第一次是村里欢迎扶贫组进村的那天）。饭店的房间里摆放着低档的卡拉OK音响，吃饭期间，村支书借着酒兴，拿起话筒，唱了一首电影《带手铐的旅客》插曲：“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
午饭后装上行李，我们上了车。我摇下车窗玻璃向伫立在风雪中送行的乡亲挥手告别。这时，村支书快步上前来拉住了我的手，他默默地流着泪，什么都没再说。车开了，他又跟着车急走了几步才撒开了双手。一句“X书记，多保重啊！”的喊声，伴随着飞雪，从车窗飘进沉闷无声的车里……
历史往往有些惊人的相似之处，我在进京上访被警察押解回来的途中，真的成了一名“戴手铐的旅客”。然而，在邪恶小丑失去人性迫害大法的3年多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我为了说真心话“法轮大法好！”、为了不放弃使我的道德升华、让我的品行高尚的法轮大法，我又何止是带过手铐！我曾先后被非法关押了12次。这12次的关押地点和期限分别为：单位办公室1次6天；派出所3次3天；治安拘留所3次37天；刑事拘留所3次63天；劳教所2次6个半月。这期间，我除了被强行带了多次手铐外，还遭到了恶警及劳教人员比法西斯还要残酷的折磨，有一次我甚至被摧残的昏死了过去。此外，我还被非法勒索12000元；住宅及办公室被非法查抄；开除党籍、公职；目前，我有家不能归，流落在外已整整一年了……
当然，丧心病狂的无端迫害，在一个已经明白了宇宙真理和人生真谛的正法弟子看来，只是小丑在做黔驴技穷的邪恶表演了。而恶人失去理智的施恶，只能使自己悲惨的结局更加悲惨。同时，客观上也在向全世界展示着：在当今的中国社会，要做一个问心无愧、品行高尚、不说假话的好人所付出的代价是如此之沉重巨大。
然而，乌云毕竟遮不住太阳的光芒；拂晓前的黑暗，又怎能阻挡天地复明的即将到来？！
善良的世人，如果您对法轮大法心怀憎恨、抵触，那必定是中了企图煽动仇恨的恶人们的阴谋诡计，被那黑白颠倒、无中生有的造谣诬陷蒙骗了。我记述的这段亲身经历，虽不能折射师尊及大法无边威德之万一，但如能帮助您认清孰正孰邪，消除心中对大法的误解，识透邪恶迫害的本质，那是我衷心之所愿。
其实，就任何人而言，对法轮大法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公正的评价，对自己只能是一件大好事！何乐不为呢？！反之，听信了谎言，面临的却是谁都不愿看到的结局。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
明白了真相、对大法持有正见的人们，不久的将来是会有机会见证这一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