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0年01月19日】
瑞士国家器官捐献和移植基金会主席弗朗兹•英墨（Franz Immer）先生
“二零零七年，我曾受邀去北京参加一个医学会议，其间有一家医院邀请我们去观摩一次心脏移植手术。我们当然愿意看看中国的医院，但是他们问我是要在那一天的上午或下午观摩手术。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这意味着器官移植有一个特定的日期，也就是说，那个提供器官的人将在特定的时间死亡，或者说被杀害。”这次经历让心脏外科医生，瑞士国家器官捐献和移植基金会主席弗朗兹•英墨（Franz Immer）先生意识到，在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后面有不为人知的内幕。
因为对于瑞士或欧洲的外科医生而言，从来都不会知道什么时候要做移植手术，因为手术的前提是有人死亡，而没有人会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突然有捐赠者，什么时候会有家属同意。手术可能得在夜间，周末进行，有时或许会连续两、三个手术，而有的时候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有一起手术。
英墨先生表示拒绝了那次观摩，因为：“我们不想被误认为我们支持那样的行为。”
在后来的会议中和中国同行的关于一些原则的讨论让他更为震惊。他试着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有一些线索，但是没有想到是如此大面积的器官摘取。直到他遇到了《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的作者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和一位亲身经历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在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五日关于器官买卖和器官捐赠的专家研讨会上，英墨先生也听到了法轮功学员刘巍女士的经历。刘巍女士在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的十六个月里，曾经被无故体检了四至五次。第一次体检在北京东城看守所，当时很多医生突然带着众多仪器来到看守所，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必须出去接受体检。体检的内容包括验血，心电图和照X光的。而体检后被检查者本人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听完这段经历后，更加证实了英墨先生的怀疑。“不仅仅有验血，还有照X光，这就是非常清楚的证据。他们（中共）不仅要摘取器官，他们还关注器官的质量。他们事先就对器官作出判断，心脏的结构是否正常，肝和肾脏是否正常，然后做成类似目录的东西。”
“这对专业人士而言，对我这个参与器官移植的医生而言，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证据，他们确实摘取器官。”
身为瑞士国家器官捐献和移植基金会主席的英墨先生非常清楚，瑞士约有一百多人在等待器官，根据每个国家差不多每百万人中有二十位捐献者的比例，在瑞士差不多有一百至一百五十位捐赠者。所以为等到合适的器官常常需要很长的时间。
但是中国的多家医院表示，病人的等待时间平均约为两周。而在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病人平均等候供肝的时间为一周。这对英墨先生而言也是非常有力的证据：
“在瑞士等到一个肾要等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同欧洲和其他国家比，情况都差不多这样。等到合适的心脏或肝脏差不多需要九至十二个月。如果血型特殊，等待的时间会更长。所以不可能在两周内就找到合适的供体，在中国也不可能。”
中共抢夺器官的罪行对英墨先生而言是人性灾难，他也曾听说过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对此他谈道：“我强烈地谴责，我强烈谴责它们如此对待民众，我更清楚地谴责把人作为活生生的器官库对待，从我的人性而言，当我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泪水就涌入眼眶，这让我非常悲伤，在当今的社会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表示虽然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已经被揭露，但是：“我要强调，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应该站出来，向所有侵犯人权的行径宣战。”他认为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样的情况，而且每个人都应该来制止活摘器官，制止迫害。
“只要这样的行为还存在，我，以及我的家庭将不会去中国。我对那里的民众感到很抱歉，因为这不是他们的错。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所表示，以便让那些执政者感到压力，在今后尊重人性，人道地去治理一个国家。我想如果（中国）能有所改善，他们现在拥有的知识和人才，对我们而言将是一个很好的搭档，但是必须从根本上尊重人性。”
他也谈到瑞士国家器官捐献和移植基金会有清楚的立场，不会接受及提供非法的器官，以及和非法器官交易相关的器官。他们会和等待器官的病患和相关人员沟通这方面的信息，让更多的人了解。同时他也希望政治家们能对中共施加压力，而不是光考虑经济利益，“了解是一方面，还需要采取措施，我们会一直与人沟通，那些政治家也应该积极地响应。在这方面，那些中国的经济方面的因素应该放到一边，而注重对人道、人性的尊重。我们不能和一个践踏人权的国家做交易，这是我作为一名医生，也是作为一个人的看法。”
他认为能够和国际人权协会一起主办专家研讨会以及给两位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调查员颁奖，是一种特殊的荣耀。“瑞士国家器官捐献和移植基金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人道主义组织，我们必须对这种行为（中共抢劫器官）作出表示，而且每个人都应该有所表示。这对我是一种特殊的荣耀，我们可以清楚地表明，我们有自己的原则。人的尊严、人权对我们而言是在第一位的，我们时刻都可以为此而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