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5年06月06日】
河北石家庄市市民王云曼，今年五十九岁。中共江氏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她五次被非法刑拘，数次非法抄家，遭公安恶警毒打折磨，二零零三年被冤判十年，在石家庄二监狱、保定满城监狱遭各种酷刑折磨，致使亲人在迫害的压力中离世……在二零一五年六月二日，王云曼向北京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用特快专递邮寄了对元凶江泽民的控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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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曼在控告书中写道：“我起诉江泽民并非出于个人积怨，他发动的这场迫害，劳民伤财，利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利用媒体的谎言和天安门自焚、一千四百例等毒害了全国乃至世界无辜的人民。在镇压中用利益胁迫所有的公检法、政府部门人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等于把这些人都拉入了地狱。江泽民是祸国殃民的元凶罪人，起诉江泽民也希望警醒那些参与迫害的人，反省自己，赎回罪错，才有未来。”
附：王云曼的刑事控告书中控告事实和理由
我叫王云曼，一九五六年十月出生。一九八六年六月参加工作，原是石家庄塑胶总厂工人。我身体有多种疾病，心脏间歇、胸闷、经常失眠；丈夫也有严重疾病，女儿上学，工作和精神上压力都很大。一九九六年，我在公园看到法轮功就跟着学炼起来，法轮功的法理让心里突然敞亮了，我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 “真、善、忍”成了我生命的信念和追求。而且身体的病症神奇般不药而愈，我和全家人都特别高兴。
所以，到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前几天，听说天津公安抓人，还要把法轮功如何如何，我觉得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这样，国家一定弄错了。
在四月二十五日，我毅然去了北京上访。可是，江泽民出于妒嫉，凭借他的权力非要镇压法轮功，还定成×教，六月十日成立专门的办公室。我是法轮功的受益者和见证者。法轮功利国利民，我必须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于是，我开始了我坚持不懈的上访路程。
一、上访遭迫害的过程——遭到非法拘禁、毒打酷刑、勒索钱财、非法入侵住宅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去北京，在府右街被抓，被押到石景山体育场，后被送到保定。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七日，再次进京上访，被石家庄市革新街派出所接回，身上一千八百元被乔志民所长抢走，后被行政拘留十五天。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六日，我到北京中办信访局上访，又被石家庄革新街派出所拘留十五天，绝食八天后释放。三天后被派出所抓到拘留所，被单位接回后软禁，十二月三十日家人去要人，才回家。同日被开除邪党籍。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再次进京上访，被刑事拘留三十天。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八日，我再次进京被铐被单位软禁，二十四小时有人看着，不让我回家，而且单位的上下级轮流给我洗脑，强迫我放弃信仰。因我坚持信仰，单位领导就无理把我开除了。
二零零零年三月十三日，中共开两会期间，被无故关押五天，绝食五天，才回家。
二零零零年五月四日，我公开炼功证实大法，被铐九个小时。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三日，我想进京上访，为法轮功喊冤，在火车站被抓回。革新街派出所的赵所长对我又打又铐，十四日晚上，他们提审我让我承认是我组织者，我不从，他们抢走我身上仅有的五十元，就开始打我，那个刘姓警察抡圆了胳膊抽我耳光，打的不计其数，最后把我的脸打得肿起老高。他们说：“这回我们就要屈打成招，就要屈打你了。”
他们找来带刺的警棍，给我戴上手铐，几个人轮番打，“砰砰”的声音在寂静的夜中传得很远，这样到子夜十二点，打了四个小时。我那时已不能走动，挪动一下身体都剧烈的疼痛，感觉死亡近在咫尺。即使这样，那个刘姓恶警还把我铐在了床头，不让我上厕所，我也没有一丝力气上厕所了。
那天晚上，他们还去抄了我的家。我的孩子才十几岁，丈夫是癫痫病继发，智力不全，对恶警的搜查无能为力。他们抄到缩印的经文，第二天就又开始“提审”，用拳头打脸、用警棍抽打、用警棍杵我的前胸，我的眼睛瘀青，肿的睁不开眼，胸部疼的咳嗽都不敢使劲。
第三天，他们还是要我说出经文的来源，就又开始打我。我不说，他们就用烧我师父法像来威胁我，我上去保护法像，被刘姓恶警把头发都揪了下来。我当时的承受也到了极限，我不明白“人民警察”为什么就这样狠毒的对待信仰“真善忍”的人，他们的良心到哪里去了？我说：“你们打吧，打死我吧。……我不起来了。”
那个姓赵的恶警就往地上倒开水烫我。我挣扎着，用手指着墙上的“政法委四条禁令”（第二条：绝对禁止对告状求助的群众采用冷淡、生硬、蛮横、推诿的官老爷态度；第三条：绝对禁止政法警察打人、骂人、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我善意的说：“打人犯法，这样做对你们的生命确实不好。”他们说：“我们不怕，现在是你违法了。”
那时我上下全身都是伤，他们又把我单手吊铐了三个小时。之后的提审还是被打了无数次耳光。石家庄新华分局政保大队副队长来视察工作说：“把她铐在这儿，加个横杆（示意把我吊铐起来），拾掇一会儿，问一会儿。”他还指示：“把她孩子叫来，不让上学了。帮我把她家抄了。”就这样，他们又三番两次的到我家翻箱倒柜后扬长而去。
我被派出所非法关押了二十八天，他们向我家要了五百元（五百元）保证金，要放我回家。我知道后坚决不走，他们就把我赶了出去，关上门。我无奈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子回到家中。两个月后我的左侧小腿一直肿着，右腿上鸡蛋大的肿块还没有消掉。
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晚，石家庄市革新街派出所副所长派来一名警察和保安让我去派出所谈话，说谈完就回来。没有带传唤证和其它证件。可是到派出所他们就非法扣留不让我回来。我绝食抗议，三天后才被居委会保出，并被居委会监视。
二零零零年七月七日，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共六人来我家，让我保证不上访。我不保证，他们就软硬兼施把我弄到派出所，非法关押了我七天，我绝食七天要求无条件释放。他们就让我孩子来给他们签字，我才被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八日，派出所警察又来我家用“收垃圾费”骗我开门。七月十九日晚，居委会的人先来，走之后，家里突然断电，孩子出来看时，几个人蜂拥而入要绑架我去派出所。我说我没有违法。梁保安说：“你炼法轮功就是违法。”他们五六个人就强行把我绑架到派出所。到派出所后，他们让我在“监视居住证”上签字。我拒绝签字，赵所长就打我耳光，让其他警察也打我两巴掌。刘姓警官揪我耳朵，姓段的司机拽着我的手强行按了手印。又被他们非法关押八天，家人去要人，才得以回家。
二零零零年十月，我再次受到骚扰，考虑到丈夫、女儿面临的压力，我不得不离开有病的丈夫和女儿，流离失所到外地，有家不能回。
在当时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抹黑中，法轮功学员没有地方说话。地方政府的一切渠道被堵死，江泽民以文件、政策施压各级部门，江泽民利用权力使自己一己之私“国家化”。为了证明大法，我只有上访，用生命“上谏”，唤醒良知和正义。但是，这并没有让江贼的镇压念头改变。公安部门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多次关押我。偌大的中国连说句真话的地方都没有了，江泽民发动和制造的暴力恐怖可见一斑。
二、讲真相 遭政保大队酷刑逼供
二零零一年十月份，为了让老百姓知道“法轮大法好”，我在街上张贴真相，被受中共媒体毒害的人举报，石家庄桥西西苑派出所绑架了我。派出所的恶警把我铐在派出所男厕所门口的水管上。水管漏水，我的一只脚泡在水里，穿着单薄的衣服，冻的浑身发抖，后来又被铐在大街的电线杆上半天。
我绝食抗议迫害，恶警用撕法轮功的书，逼我说姓名，我还是不说（说了又会连累家人），就用胶皮警棒打我，把我打的浑身疼痛，不能坐，不能翻身。
四天后，我被石家庄新华公安分局政保大队带走。在那里，郭姓警察揪着我的头发，强行照像，他们一伙几个人掰着我的手指，强行按手印，然后抢走了我身上仅有的五十元钱。
之后，新华分局政保大队姓宅和姓郭的警察就把我非法关押到石家庄市农林局招待所（秘密刑讯处），对我进行非法审讯，威逼我说出其他法轮功的事，以捞取功绩。我说我就是做好人，告诉世人真相，没有做坏事，不配合他们的非法手段。他们就强制我坐铁椅子（一种刑具），双手抱椅子铐上，白天晚上不让我睡觉，石家庄西苑和革新街派出所的人轮流看管我，不让我闭眼，一闭眼就用木棍敲铁椅，用这种“熬鹰”手段折磨我。我只能绝食，用生命抗议非法关押。他们几个人就强行捏鼻子，掰开嘴强行灌食。我当时赶上来例假，提出需用卫生纸，他们只是答应，就是不给买，故意刁难。在酷刑、威逼和欺辱中，他们折磨了我五、六天，然后就把我投进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
我被绑架后，我有病的丈夫受到多方压力和打击，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份去世。当时我被关在看守所，她丈夫去世时身边无人，是邻居见他几天没出来，就给家里其他亲属打电话，打开门后发现人已经死了。
三、在石家庄第二看守所遭毒打和六个月的野蛮灌食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左右，派出所硬把我送进石家庄二看。我坚持没有违法，不配合点名，不报数，不做奴工，不背监规，就遭到狱警操纵的恶徒的暴打，狱警还派人监视我，我想盘腿炼功，他们就拽开，晚上让我睡在潮湿的水泥地上，连纸片都不准垫，就一个薄褥子，有空床也不许我睡。
号长宋扬还指使另一个在押人员把我推进厕所，犯人刘秋针、沙淑红用冷水一盆又一盆的向我俩身上泼，从头到脚浇了很长时间，棉衣、毛衣全都湿透了。恶人沙淑红还不让她们往暖气上烤。还有一次因不报号，狱警就给监室号长施压，号长就让刘秋针、沙淑红用扫帚打我，专打头、背部，最后把扫帚都打烂了才罢休。
监室的人员受狱警唆使，她们经常百般刁难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二年正月十五，监室犯人不给一位法轮功学员打饭，我和其他两位法轮功学员抗议并绝食，看守所的狱警就让犯人对我强行野蛮灌食。恶人刘秋针、沙淑红经常是揪头发、捏鼻子，连推带打，每天灌两次，插管时要插好几次，经常带出血，灌的是玉米粥加冷水，灌完后我就恶心、呕吐。犯人还经常故意往我脸上头上甩稀粥，侮辱取笑我。他们经常让我睡在潮湿的水泥地上。
由于长期绝食，加上恶劣的环境，我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本来不胖的身体只剩下皮包骨了，连支撑身体的力量也没有，走路都困难。看守所警察害怕出事，基本上每天向市公安局打报告汇报情况，公安局姓曾的局长一周去一次看守所，了解我的情况。只要有官员去我就用尽力喊“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法轮大法是正法”。希望他们了解真相。
有一天我开始全身抽搐。他们把我送进医院检查，医院说身体缺营养。狱警就指使一个脾气厉害的吸毒犯给我灌食，每次灌很多很多，撑的肚子、胃非常难受。我为了反迫害坚持了六个月的绝食。
四、在石家庄二监狱、保定满城监狱遭残酷迫害
我被非法判刑后提起上诉，没有人答复。二零零三年五月份，我被劫持进石家庄二监狱，在非典期间，我被狱警关在禁闭室。后来我又被送到入监队背监规，强迫在暴烈的阳光下跑步二十多天。后来被强制送到车间劳动，每天十几个小时，我的膝盖处肿痛不能走路，蹲下起不来，上厕所都很艰难。我写上诉书申诉，却被严管队抢走。
二零零三年七月三日，我由石家庄二监狱转送到满城监狱继续遭受强制洗脑迫害。保定满城监狱的二中队是专门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手段有包夹：由犯人轮班看管，无论是上厕所、吃饭、睡觉都跟着，没有一点自由；围攻洗脑：在三楼一个房间，每天从早到晚就是让看污蔑法轮功的电视，对法轮大法的讲法断章取义进行歪曲污蔑，或被关在苫布堵上窗户的小黑屋里被一帮人围攻洗脑，打手高书平在一旁监视；熬鹰：晚上很少睡觉或是不让睡觉，熬到神志不清时，有人拽着手写所谓的转化“四书”。我在这折磨中被逼的大哭，在我迷糊时，她们就拽着我的手写，眼睛睁不开，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清醒时，我立即写了严正声明，还被她们给撕了。
中共当局就是这样没有人性用卑鄙和流氓的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而满城监狱狱政科科长刘新克、葛曙光因执行江泽民的迫害政策还受到中共当局奖励。
五、在河北女子监狱被奴役、抽血
二零零五年大约七-八月间，我又被转到石家庄河北女子监狱继续升级迫害。监狱为了发犯人的黑财，不顾犯人的死活逼做奴工，做羽绒服警服等。早六点起床，七点出工干活，直到晚上十点，中午半小时吃饭，不论是刮大风、下雨、下雪几乎都在外边吃，不让洗澡，有的偷洗一次，被狱警发现就要罚站到晚上十二点，还经常晚上收工后全体罚站。
狱中被关押的人员，每年要被抽血检查，很多人也不知道活摘器官的事情。在二零零八到二零零九年期间，全狱关押的很多人得了肝炎小三阳、肺结核。我抽血时，血已很难抽出来，抽出都是泡沫状。我两条腿膝盖以下冰凉，夏天穿绒裤、棉鞋，晚上出虚汗，上身、头发被汗水湿透，连被褥、枕头全被汗水湿透，下身盖棉被还是冷，全身疼痛，吃一点饭就感觉饱，胸胀、胃胀、打嗝、全身无力，就是这样，还要被强迫做奴工。
六、出狱后被剥夺应得的退休金的权利
我十年冤狱回到家中，家里空荡荡。丈夫去世了。当地居委会、革新街派出所有时还打电话叫我去，威胁我。
石家庄塑胶厂把我开除后，我一分钱也没有了。本来我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已到退休的工龄，但单位找各种借口不给我办退休手续，导致我连养老金也没有。街道给了两年的低保，后来也停了。
作为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我用真善忍要求自己，是个守法公民。可是江泽民非要迫害手无寸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法轮功学员。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多少好人被酷刑折磨死，还有江泽民指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买卖牟利的惊天罪恶，天理难容！我起诉江泽民并非出于个人积怨，它发动的这场迫害，劳民伤财，利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利用媒体的谎言和天安门自焚、一千四百例等毒害了全国乃至世界无辜的人民。在镇压中用利益胁迫所有的公检法、政府部门人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等于把这些人都拉入了地狱。江泽民是祸国殃民的元凶罪人，起诉江泽民也希望警醒那些参与迫害的人，反省自己，赎回罪错，才有未来。
希望最高检察院拿出应有的职业担当，用你们的良知和责任走出这历史的关键一步，把江泽民送上人类正义法庭，让善良、正义、美好回归人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