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6年06月23日】
中国的移植外科医生们完全被人体器官淹没了：有的医生抱怨要24小时连轴转、几台移植手术同时做；另一些则承诺，万一手术失败，他们还有新摘取的器官备用。有的医院只需数小时就可拿到器官供体，还有的则说手术失败，他们的备用器官多达两个至四个……
在没有自愿的器官捐献体系、每年只有几千死刑犯（中共官方所称器官来源）的情况下，上面描述的场景在中国已上演十多年。在电话中，医生们说，器官的真正来源是国家机密。与此同时，法轮功修炼者失踪案例层出不穷，许多人说，他们在被关押期间曾接受抽血化验。
经过不懈调查，6月22日，由三位作者组成的团队发布了一份里程碑式的报告，以令人惊讶的细节记录了自2000年前后以来中国各地数百家医院和移植机构的运作生态。
报告指，总体而言，过去16年来这些机构有能力完成的移植手术总数在150至250万例之间。作者们怀疑，2000年以来，每年器官移植手术的实际数字在6万至10万例之间。
6月22日，该报告的新闻发布会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新闻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举行，主要作者之一，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表示：“本份新报告的最终结论——其实是我们先前工作的总结——就是中共涉嫌大规模屠杀无辜。”
这份题为“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杀：更新版”（Bloody Harvest/The Slaughter: An Update）的研究报告，以作者们先前出版的同名著作为基础。继上周美国众议院通过谴责和呼吁制止中共强摘器官罪行的343号决议案之后，该项研究提出了一个爆炸性的问题：医疗系统的大规模屠杀是否一直在中国上演？
巨额利润
主要为中共高层和军队官员提供医疗服务的解放军总医院，是中国最先进、设施最齐全的医院之一。到2000年代之初为止，其大部分收入都来自器官移植。作为其临床医院的解放军309医院网站如是介绍：“近年来，中心作为医院的重点效益科室医疗毛收入由2006年0.3亿元增涨至2010年2.3亿元，5年增长近8倍。”
解放军总医院并不是抓住这一暴利商机的唯一医疗机构。重庆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大坪医院的利润，也从该院刚踏足器官移植产业的1990年代末期的3600万元，增长到2009年的近10亿，涨幅达25倍。
即便是中共器官移植发言人、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2005年年末在接受大陆《财经》杂志专访时也曾表示：“器官移植有成为医院挣钱工具的趋势。”
在缺乏自愿器官捐献系统、死刑犯人数逐年减少的情况下，病人的等待时间却可以周、天、甚至小时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中国的器官移植产业如何能获得如此卓著的成绩？这正是这份新报告所回答的问题。
医生反强摘器官组织（DAFOH）顾问委员会成员、德国美因茨约翰内斯‧古腾堡大学医疗中心李挥戈教授在阅读报告后表示，“这项研究的难度真是太高了。”
该报告涵盖了所有已知的700多家中国器官移植中心，逐一分析了其床位数、使用率、外科医生编制、培训计划、新设施、移植病人的等待时间、官方宣传的移植数字，以及免疫抑制剂的使用情况等。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几位作者估计，移植总数超过100万例。
而报告并未止步于这一结论。正如李挥戈教授在电话采访中所说：“这是个庞大的系统。每个医院都有那么多医护人员，那么多外科医生。这本身并不是问题，中国是个大国，只是，所有这些器官从何而来？”
圈养的供体
从尸体上摘取器官储藏备用，并不能满足器官移植所需；器官供体需要在人死前或刚死去时新鲜摘取，然后迅速移植到受体上去。对时间和运输的严苛要求，使得找到匹配的器官在多数国家都是个复杂领域，面对长长的排队名单，敬业的医疗团队会鼓励事故罹难者的亲属同意捐出遗体器官。但在中国，“捐助者们”则处于被拘禁状态，等待着“受助者”的出现。
中共解放军下属的一家主要医疗中心——上海长征医院称，该院在2006年4月进行了120例“紧急肝移植手术”（又称急诊肝移植手术）。这一术语是指，有生命危险的病患住院之后，在72小时之内即为之找到匹配的器官，这种情形在其它国家非常罕见。
而长征医院却在《临床外科》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Surgery）上发表专文，分享紧急移植手术的成功经验。文中写道：“最短时间为病人入院后4h（小时）即进行肝移植。”据悉，2005年4月22日至4月30日的一周内，该院进行了16例肝移植和15例肾移植。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也发表了类似的研究，称该院在2000年年初至2004年底之间为46位病患施行了“紧急肝移植手术”。
官方的“中国肝移植注册”也在2006年年度报告中用一组幻灯片比较了择期手术（即常规移植）与急诊手术的数量。报告中称当年有3,181例常规移植，急诊移植有1,150例，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强。
这些现象，实在难于解释官方的口径，却成为中共“圈养”犯人以待取用供体的初步证据。
“我对此有切身感受，”澳洲麦考瑞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温迪‧罗杰斯（Wendy Rogers）说，她的一位密友因肝衰竭需要在三天内紧急换肝才能活下来。“她非常幸运地在有限时间内找到了供体。但排队做46例？除了按需杀人外，很难有其它合理的解释。”
报告中来自举报者证词和中国医学论文的部分内容表明，一些器官来源人被摘器官时，可能根本没有死。证词中包括一位武警持枪警卫叙述自己目击不打麻药的移植手术，以及一位济南前医护人员的证词。
以灭绝为目标
依据早先的证据和最新的发现，这份报告的作者们提出，在中国被活摘器官的目标主要是良心犯，多数是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作为传统的佛家功法，于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洪传开来。法轮功包括五套功法动作，也要求在生活中遵循真、善、忍的原则。按中共官方的统计数据，到1999年，修炼者人数至少有7,000万，比中共党员的人数还多。
1999年7月，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了全国性的镇压，目标是彻底消灭法轮功。起初，中共高层均表反对，但很快江就将打压法轮功运动变成了巩固其党内权力、排斥异己的政治手段。而灭绝性的强摘器官似乎在次年就开始了。
距离中共强摘器官的证据最初被曝光已过去了十年，但将死亡人数估计得如此多，证据的绝对数量如此巨大，如此明确地显示出中共政权扮演核心推动者的角色，这都还是第一次。
这也是报告的三位作者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大卫‧麦塔斯和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第一次联手发布调查结果。连他们自己也为最终的结论感到惊讶。
“在孩提时代，你有没有拿起过一块大石头，发现下面藏着那么多的生命——蚂蚁和虫子？这就是进行这项调查的感觉。”独立调查记者，美国前智囊研究员葛特曼说，他撰著的《大屠杀》（The Slaughter）在2014年出版。
大卫‧乔高是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七届前国会议员、皇家检察官。大卫‧麦塔斯则是著名的国际人权律师，两位大卫继2006年7月率先发表题为“血腥的器官摘取”（Bloody Harvest）的独立调查报告后，于2009年合作出版了同名著作。
中共滥用器官移植的研究者们大多觉得，强摘器官在过去几年中已有所收敛，至少是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已不再是目标群体。几位作者却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他们造了一个‘剑圣’（注：juggernaut，漫画角色），”葛特曼说，“我们审视的是一只停不下来的巨大飞轮。我不相信这背后仅仅只是利润，我相信它和意识形态有关，是大规模屠杀，而掩盖这一可怕罪行的唯一途径就是继续杀戮知道真相的人。”
该报告的核心部分是对已确认的中国全部712家器官移植医院的完整盘点，包括对其中164家的逐一深入分析。引据的材料全部来自中共官方出版物，包括讲话、内部通讯、医院网站、医学期刊、媒体报导等等。
器官摘取中心
例如，位于南京军区的南京总医院占去了两页，该院肾脏研究中心是成长最快、实力最强的肾脏病研究所之一。报告中包括了该中心创始人、南京总医院副院长黎磊石的简历。受到中共倚重和表彰的黎，于2010年跳楼自杀。
在2008年的一次采访中，82岁高龄的他表示，自己过去每年做120台肾移植手术，现在只做70台。该院做肾移植的主刀医生共11名和6名副医师，每年的手术总量可达千例。其中一名主刀医生仅2001年就做了数百台肾移植手术。
令人咋舌的器官移植规模在这份报告中随处可见。
据中国医师协会网站上的资料，同样属于南京军区的福州总医院医生谭建明，到2014年为止已主持了4,200例肾移植。
位于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到2002年为止已做了2,590例肾移植，一天就曾做24例。
北京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朱继业在2013年表示：“我们医院曾在一年之内做过4000例肝肾移植手术……”
2004年6月发表于《武警医学》月刊的一篇论文附有一张很说明问题的表格，表明北京友谊医院和广州南方医院到2000年年底已进行了2,000多例肾移植手术；另外三家医院到当年年底也都做了1,000多例。多数手术应该是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的，因为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器官移植在中国还是非常小众化的医疗实践。
国家杀人机器
这些医院无一例外都报告从2000年开始出现器官移植案例的攀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医生培训计划，以及骄人的手术数量，都是从那时开始对外公布——那正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刚刚开始之时。
817页的报告，近2,000个注释，逐步引导出惊人的结论：在有了新的供体源头之后，整个产业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被创造了出来。
整个国家机器——中央和地方层面都普遍涉入这一产业。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医疗体系就在相当程度上走向了私营化，国家只负担基础设施，医院不得不自己融资。
以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移植中心为例，2004年在两周内就从13张移植病床发展到23张，到2007年和2014年，则分别增至90张和110张。
2006年，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则建起了一座17层的器官移植中心，设有500张病床。这样的医院屡见不鲜，报告中附有许多这类触目建筑的照片。
器官移植迅速成为有利可图的业务，中央和地方政府组织相关研发项目，资助移植设施建设、医生培训计划，数百名移植外科医生被送至海外接受培训。中国制造的抗排斥药物成为网络产业，中国的医院则开始研发供体防腐液。
正如沈阳中国医科大学下属移植中心在网站上所说，能完成如此数量的移植手术，与中共政权的支持分不开；该中心并称中共的“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以及民政部于1984年10月9日联合颁布有关法律，确立提供脏器是一项政府支持行为。这可谓世界绝无仅有”。
几位作者拒绝估计具体的死亡人数。虽然某些情况下多个供体可能来自同一名受害者，但到2013年为止，中国只有一个特设的、地方化的器官配型体系；中国的外科医生们也抱怨中国的移植行业浪费严重，往往一个“捐助者”只提供一个器官。如果每年进行6万到10万例移植手术的话，2000年以来，中国强摘器官的案例可能高达150万，死亡人数则难以推测。
在舆论气候发生转变的情况下，这份报告的发表可谓正当其时：媒体记者们更愿意关注这一议题；不止一部有关强摘器官的纪录片被授予奖项；获知中国器官移植情况而为之震惊的医生和医学伦理学家们也越来越多。
近日，美国众议院更一致通过343号决议案，其中直指中共的做法“残忍”又“令人恶心”。
美国PBS电视台眼下正在播出2015年的纪录片《难以置信》（Hard to Believe），检视了新闻界和医学界是如何开始正视在中国已发生15年以上的强摘器官问题。
澳大利亚学者温迪‧罗杰斯向记者转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她发现，要让别人相信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困难。“我不得不仔仔细细地解释给我的德国朋友听，她是一位探讨很多争议性话题的生物伦理学家，而她硬是不相信我，还问：‘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些事呢？’”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