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7年01月16日】
“四一二”清党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订立“清党原则”及组建“清党委员会”，进行反共清党准备工作。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对三千党员干部讲演，其中说到：“蒋介石还在服从命令。国民党是一个联合体，类似于一个革命议会，包括了右派、左派和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采取突然袭击的做法？为什么要在我们还占大多数，右派又听我们的话的时候赶走右派呢？只要还用得着，农民就不会舍弃一匹疲惫不堪的老马。他不会把它赶走。我们也是如此。当右派对我们没有用处时，我们会把它抛弃。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可用之人，他们正指挥着军队，率领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不同情革命，但他领导著军队，而且除了率领这支军队反对帝国主义之外，他还不会干别的。另外，右派人士和张作霖的将军们有各种联系，非常了解如何挫败他们的锐气，不必施以猛烈打击，就可以迫使他们完全站到革命这边来。这些右派还和富商们有联系，可以从富商那里筹集到资金。于是，当这些右派被利用完了之后，就将他们像一个柠檬一样挤碎，然后扔掉。”（[美]彼得‧兰德，《走进中国》）
此后，托洛茨基以此抨击斯大林，“几天之后被挤碎的柠檬掌了权和控制了军队”，他指的是“四一二”事变。
清党是中国人的要求。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提出，中共谋反，应行纠察，开展“护党救国运动”。蔡元培提出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的建议。
四月二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订立“清党原则”及组建“清党委员会”，进行清除共产党的准备工作。
为确保北伐成就，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决定清除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与中共决裂。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突袭中共领导的工人纠察队，通缉逮捕中共党员。
翌日，蒋介石发表宣言：“中正深信中国民族，当有处分中国本身命运之权，在系统上不应受任何外国所操纵；又深信此时我党不与共产党分离，则国民革命断难成功。”（《告中国国民党同志书》，一九二七）
四月十七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发布清党通电，通缉共党要员一百九十七人：首要为鲍罗廷、陈独秀，其次为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刘少奇、张国焘、彭湃、邓颖超、蔡和森、方志敏等。
蒋介石于四月十八日，率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发表告民众书，奋起清党。蒋介石通告国民：“现在中国民族只有三条路走：一条是还到军阀治下，任他们勾结帝国主义，无办法、无目的，为争个人权利而连年战争；一条是跟共产党走，受国外特殊团体的指挥，以实行赤色恐怖的专政。”“一条就是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堂堂大道，……用自己的力量，谋自己利益，求自己的解救。”（《建都南京告全国同胞书》，一九二七）
四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在《告全体将士书》中，列举汪共勾结的罪行：“我们国民革命军在江西拚命血战的时候，就是共产党在湖南湖北布置叛乱的时候；当我们前敌将士在浙江江苏战事最激烈的时候，武汉方面故意留难，把饷项分文不发，一粒子弹也不给我们。”
“最近他们还有一种离间我国民革命军将士的毒计，就是四处造谣说中正要独裁，是新军阀。”“他们为什么要造这种谣言，简单的说，本总司令是要拥护本党，实行三民主义，不许共产党来捣乱，……所以共产党要灭亡中国，非先破坏国民革命，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打倒不可。”
在苏共指挥下，中共于八月一日发动“南昌暴动”，失败后残军逃往广州，十二月在广州再次暴动，很快被平息。在戡乱中，国民军逮捕苏联副领事等人，并在领事馆查获苏共在中国挑起暴乱的秘密文件。十二月十四日，国府与苏联断交。
蒋介石说：“共产党实在是我们国民党唯一的敌人，他是破坏国民革命，阻碍三民主义实行的；我们要国民革命成功，就不能与共产党并存。”（《认识我们唯一的敌人》，一九二七年五月七日）
1927年4月18日由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与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对立，即宁汉对立。
汪精卫公开反对“四一二”清党，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并发通缉令，导致宁汉分裂，南京和武汉各有一个国民党中央。但不久后，汪看到斯大林给共产国际的密令，即所谓“五月指示”。“那决议案有几点很要注意的：第一点是说土地改革，主张不要由国民政府下命令，要由下面做起，实行没收土地。这实为湖南事变的原因，为农民运动脱离了国民党的原因。第二点对于军官和士兵的土地不要没收，以避免军官和士兵的反对。第三点要改造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执行委员会中增加农工领袖。其实即是要增加共产党人，他不说穿便了。并且公然的说，国民党现在的构造必须变更。第四点要武装二万CP党员，并挑选五万农工分子武装起来。他说的农工分子，其实也即是指共产分子。第五点是要国民党领袖组织革命法庭，来裁判反共产的军官。这是要国民党领袖替共产党做刽子手，来自己杀自己。”（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五日在广州中山大学的演讲）
汪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也已经大难临头，遂放弃亲共立场。七月，武汉政府开始和平清共，要求政府和国军内部的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否则被解职。但汪精卫仍视蒋介石为“党国唯一的敌人”。为顾全大局，蒋介石于八月再次辞职。
斯大林派来的罗明纳兹（Beso Lominadze）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确定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领导工作。这次会议确定的总方针是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中国国民党。（“党史百科”之八七会议）当时中共在中国各地发动了大小一百多次武装暴动，遍及十四个省一百四十多个城市。
武汉国民政府便也放弃和平分共，八月八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武力分共”决议案，在武汉国民政府控制区域，开始逮捕处决共产党人。在此次会议上汪精卫说“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全面清党后，大量中共党员登报退党，党员人数从六万骤减到一万。中共的城市暴动惨败，逃往农村和山区，武装割据。
直到一九二七年底广州暴动之后，汪才猛然醒悟，不过可惜为时已晚，汪也为此黯然下野。“以上的情形如此，在兄弟当时看来，以为蒋同志等是不对的。因为当时蒋同志等见兄弟不肯听他们阻止的话，定要往武汉去，不但对武汉同志失望，对兄弟也失望了。所以不待兄弟往武汉去的结果如何而马上就在南京干起来。而兄弟往武汉去的结果，都不出蒋同志所料，徒然增加了反对蒋同志的声势。所以兄弟事后批评，不说蒋同志不对，而说兄弟不对，这是事实，并不是什么违心之论。”（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五日在广州中山大学的演讲）
这时整个国民党的各个派系才发现，只有早先被逼引退的蒋介石，才具先见之明并果敢决断，于是群情澎湃，请蒋复职。
清党是蒋介石反共救国打响的第一枪，其重要性超过北伐。北伐结束了军阀割据的时代；而清党则掀开了二十世纪反对共产主义大战的序幕。
中共说蒋介石清党是“对工农和底层知识分子的血腥屠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这期间，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分子、江浙财阀和流氓势力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谈。帝国主义列强公然鼓动蒋介石‘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
真相当然不是如此。
中共的工人运动已经肆无忌惮展开，国际共产代表鲍威尔描述了那时武汉“罗马狂欢”状况：“成千上万在矿场、工厂和加工厂的雇佣工人，纷纷停止工作，在激进分子的领导下，不分白天黑夜地上街演讲、宣传和游行示威。”中共控制的湖北省党部在汉口召开大会，与会的省总工会纠察队呼喊“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引发与会的军校学生愤慨，导致斗殴。在苏俄的操纵之下，反蒋已经公开化。
鲍威尔继续描述道：由于频繁的罢工运动，“武汉地区的工业被迫倒闭”，经济最繁荣的中国中部大城市武汉，市景萧条，经济停顿。
罗亦农在《关于政治与本党工作方针的报告》里说：“在工人区域，自从区委决定举行红色恐怖以来，已有很大的效验，打死了不少工贼，工人气焰很高，现在要把此种红色恐怖的范围扩大，凡是反革命分子，如右派领袖、买办商人、学生走狗等都要尽量的打击。因为现在是革命的高潮时期，民众都有此要求。举行红色恐怖以为革命的保障，是很需要的。同时我们要用恐吓的手段，使许多反革命分子不敢居留在上海，这就叫做精神的红色恐怖。”
北洋势力退出上海后，罗亦农、赵士炎主持的中共上海区委在其宣传大纲里说：“上海革命的时机完全到了。”“但上次大罢工还只是举行一次示威，现在时机到了，我们应急速准备武装大暴动，夺取武装自卫，杀反动派，为死者报仇，为工人争自由。”（《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只是罢工示威而已，而第三次起义是武装夺取政权。
中共的教科书告诉后代：“当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时，蒋介石令反动军队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蒋介石既没有下命令，游行队伍也并非都是工人群众，更非个个手无寸铁，走在最前面的工人纠察队竟然还“保持了相当的武装”！中共掌控的工人纠察队经过整编，成立十四个大队共两千七百人，拥有机枪二十多挺、步枪四千余枝。
军队开枪，不是得到坐镇南京的蒋介石下的命令，而是守军情急之下的自卫。
第二师参谋长祝绍周回忆当时的情况为：“匪党在青云路举行集会大会，数虽有一万余人，但以长枪被缴，为祸不烈，故其先头匪徒众行经宝山路向本部直冲时，能为本部守卫所阻，惟其人众势大，蓄意谋乱，多持铁棒乱殴，中间尚杂有不少手枪，我卫兵遂有死一伤数，在此不得已情形下，卫兵始鸣枪自卫，当场伤毙百余人，余均作鸟兽散。经派队围截，捕得七百余人，身均藏有直鲁军符号，查系溃散军阀余部，为匪党以金钱收买，充作扰乱地方秩序危害党国人民者，何来真正之工人？”
蒋介石清党带来中国社会秩序的稳定，中国得以逃脱当时沦为苏俄的牺牲品。
“如果不是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广州定乱，和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全面清党，使中国的统一与独立，在我们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之下完成，那我中华民国早在这个时期，已成为布尔雪维克的试验场和苏俄的附庸国，不必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十年，莫斯科早已控制了这一千二百万方公里和四亿五千万人民，为其世界革命战争取之不竭、雄厚无比的基地与资源，向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安全挑战了。”（《苏俄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