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8年05月22日】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一部分 苏联的暴力、镇压和恐怖（38）
在“社会主义新社会”被剥夺公民权的其它社会类别中，神职人员的遭遇尤其糟糕。1929年和1930年的显著标志是，这个苏维埃国家对教会发起第二次大型攻势，跟进了1918年至1922年的袭击。上世纪20年代末，一些高级教士反对向苏联政权宣誓效忠。接替吉洪担任教会元首的谢尔盖大主教（Metropolitan Sergei）已宣布效忠。尽管如此，东正教会在苏联社会依然是一支重要力量。在1914年活跃的54,692座教堂中，1929年初仍有约39,000座在举行宗教仪式。“激进无神论者联盟”（成立于1925年）主席雅麦利安．亚罗斯拉夫斯基（Yemelyan Yaroslavsky）承认，在1.3亿总人口中，真正与宗教决裂的不足1000万人。
1929年至1930年的反宗教攻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29年春夏季，以重新推行并强化1918年至1922年的反宗教立法为标志。1929年4月8日，颁布了一项重要法令，加强地方当局对教区生活的控制，以此对宗教社团的活动施加新的限制。此后，任何“不止是满足宗教愿望”的活动，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值得注意的是，刑法典令人恐惧的第58条第10款规定，“任何利用群众的宗教偏见……来破坏国家稳定的行为”，都要被处以“最低3年徒刑，最高死刑”。1929年8月26日，政府创立新的每周5天工作制──5天工作，一天休息，这使得不可能把周日作为安息日来过。（译者注：苏联当时的历法废除了7天一周，改为6天一周，不设星期日。）刻意采取这项措施，是为了“推进消灭宗教的斗争”。
这些法令不过是反宗教运动第二阶段的序幕。此阶段要大得多。1929年10月，所有教堂的钟都被下令没收，因为“钟声干扰了城乡绝大多数无神论者和平的权利”。任何与教会密切相关的人，都像富农那样被对待，并被迫支付特别税。从1928年到1930年，宗教领导人缴纳的税款增加了10倍。这些领导人被剥夺了公民权利，这意味着他们失去了自己的配给卡和医疗保健权利。许多人被逮捕、流放或驱逐。据不完整记录，1930年有13,000多名神父被“去富农化”。在很多村庄和城镇，集体化是以教堂关闭象征性地开始的；去富农化则是以除去当地宗教领袖开始的。耐人寻味的是，1930年近14%的暴动和农民起义，都是由关闭教堂或挪走钟而引发的。反宗教运动在1929~30年的冬季达到了顶峰；到1930年3月1日，已有6,715座教堂被关闭或摧毁。在1930年3月2日斯大林的知名文章《胜利冲昏头脑》发表之后，中央委员会的一份决议愤世嫉俗地谴责“在反对宗教偏见的斗争中不能容许的偏差，特别是未经当地居民同意，用行政手段关闭教堂”。这一正式谴责，对以宗教理由被放逐的人的命运，并未产生任何影响。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些对教会的巨大攻势，变成了每日以行政手段对神父和宗教组织的骚扰。地方当局随意解释1929年4月8日政府法令的68条，且就关闭教堂而言，大大超出其授权范围，并以一系列理由继续其游击战：有问题的建筑“条件不卫生或太老旧”、“未付保险”、对宗教团体成员强加的无数捐款未缴税等等。被剥夺了公民权利和教学的权利，且没有可能从事其它有薪工作，这种地位让他们任意被划为“靠不劳而获的工资生活的寄生分子”。因此，很多神父别无选择，只得四处漂泊，在社会边缘过着一种隐秘生活。尽管谢尔盖大主教宣誓效忠于苏联政权，但教会内部从此产生分裂，特别是在沃罗涅日和坦波夫两省。
沃罗涅日主教阿列克谢．布伊（Aleksei Bui），因不懈地反对教会与政权之间的任何妥协，于1929年被捕。其追随者们建立了自己的自治教会──“真正的东正教会”。该教会有流浪神父作为自己的神职人员。他们此前被逐出了由牧首领导的教会。这个“沙漠教会”没有自己的建筑。信徒们总是聚在许多地方祈祷，比如私人住所、隐居处，甚至洞穴。这些“真正的东正教基督徒”（他们也这样称呼自己），遭到特别严重的迫害。其中数千人被逮捕，并作为“特殊移民”流放，或干脆送往集中营。尽管如1937年人口普查所显示的，70%的成年人继续认为自己有宗教信仰，但面对当局的持续压力，东正教会亲身见证了其追随者数量的明显下滑。1936年4月1日，苏联仅15,835座东正教教堂（占革命前总数的28%）、4,830座清真寺（占革命前数字的32%）以及数十座天主教和新教教堂仍在使用。登记的神父数量仅为17,857人，而1914年则为112,629人、1928年为7万人。用官方的话来说，神职人员已成为“一个垂死阶级的残骸”。
富农、资产阶级专业人员和神职人员，并非20世纪30年代初恐怖的唯一受害者。1930年1月，当局发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运动，“驱逐所有的企业家”。该行动尤其针对店主、手艺人和自由职业者。他们共有近150万人，于新经济政策下在微不足道的私营部门工作。这些小企业主的平均营运资金不超过1,000卢布。他们中98%的人没有一个雇员。尽管如此，他们的税收还是上涨了10倍，且财物也被没收，被迫离开这一行业。作为“社会不良分子”、“社会不必要”或“外来分子”，他们被剥夺权利，正如“贵族”、“有产阶级成员和旧沙皇国家机器成员”这群迥然不同的人一样。1930年12月12日的一项法令提到30多种不同类别的被剥夺公民权利者（lishentsy），包括“前地主”、“前店主”、“前贵族”、“前警察”、“沙皇时代公务员”、“前富农”、“前私人企业雇员或所有者”、“前白军军官”、前神父、前修士、前修女和“前政党成员”。对被剥夺公民权利者的歧视，需要剥夺他们的投票权、住房权、医疗保健权和配给卡。1932年，这些人连同其家人，总计约700万人。1933年和1934年，随着“护照化”的开始，这些措施也变得更加严厉，旨在清除城里的“社会不良分子”。
农村的强制集体化和加速工业化计划，通过摧毁社会结构和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促使大量农民向城镇迁移。以农民为主的俄国（Peasant Russia）充满了流浪者（Rusbrodyashchaya）。从1928年末到1932年末，苏联的城市被大批涌入的农民所淹没。据官方估计有1200万人。他们当时正逃离集体化和去富农化。仅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的周边地区，就因逾350万移民涌入而膨胀。这些人中，有众多富有创业精神的农民。他们宁愿逃离他们的村庄，甚至以被划为富农为代价，也不愿进入集体农场。1930年至1931年，大型公共工程项目不大费力地吸纳了这些农民。但在1932年，当局开始担心这种大规模而不受控制的流浪人口流动。这种流动可能破坏城市地区的稳定。他们的存在也可能危及自1929年以来精心构建的配给制度。要求获得配给卡者，从1929年的2600万人增至1932年末的近4000万人。移民们常常迫使当局把工厂变成巨大的难民营。渐渐地，这些移民被认为是造成越来越多负面现象的原因，诸如旷工、工作中的纪律过失、流氓行为、工作质量低下、酗酒和犯罪行为等，这些都对工业生产造成长期的不稳定效应。
为了对抗这个stikhia──一个用来描述自然灾害、无政府状态或任何一种混乱的概括性称呼，当局于1932年10月颁布了一系列镇压措施，从苛刻的新雇用法到对“社会外来分子”的清洗，一应俱全。1932年11月15日的法律，以立即解雇、没收配给卡甚至驱逐，来严惩旷工行为。它坚称其意图是揭穿“冒牌工人”。1932年12月4日的法令，让雇主对发放配给卡负责，目的主要在于清除所有的“死灵魂”（译者注：比喻冗赘人员）和“寄生虫”。他们被不当地纳入一些不大严格控制的城市配给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