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8年12月31日】
我今年九十三岁了。
从一九九六年初冬得法，成为一名大法弟子，到现在也二十多年了。大伙让我唠唠自己是怎么做好“三件事”的，那必须得从师父救我的这条老命说起。
（一）我被“殃”打了
那是一九九六年的冬天，天越来越冷了。我老伴的病也越来越重了。我没白没黑的在医院照看他。一切能挽留他生命的招儿都用尽了，也没耽误他离我而去的步伐。
那天晚上，大夫告诉我：老爷子不行了，张罗后事吧。当侄子从背后推起老伴，我从正面给他穿衣裳的时候，他的最后一口长气，对着离他最近的我，喷吐出来。我当时心里一沉，暗怨这老头太坏了。我这么辛苦的伺候他，把我都累出病来了，他生前对我千恩万谢的，没想到临死前还来这么一手，他死还要拉上我。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种死亡过程的后果太可怕了：我的亲姐姐，在她死亡的最后一瞬，她的那一口气就喷吐在我姐夫身上。接受这一口气的人，叫被“殃”打了。这口气喷到谁身上，谁在百日之内必死！我姐夫就是在我姐姐死后的一百天，睡死在床上的。这个令人惊悚的因果故事，在我的家乡，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这事儿轮到我身上了，我的心情也沮丧到极点。
我的思想压力很大，但那是我得法刚满一个月。出完殡，我照常到炼功点炼功，晚上去学法。但“被殃打了”的心里阴影，迟迟难以褪去。烧了“头七”，从墓地回来，嗓子开始红肿。两天后，腿也不能走路了。我就请同修们每天不间断的到我家来学法。随后舌头也肿了，开始不能吃东西。我说不了话，我就坐那儿听法。那时刚刚接触大法，每天就特别想听法。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件事，根本不知道求师父和解体迫害的法。
在我听了五天法、饿了七天的那天凌晨，我迷迷糊糊的感觉下巴痒。我就下意识的用手挠，我感到我手上有黏糊糊的东西。我觉着不对劲，我打开电灯一瞅，被子上、枕头上都是从我嘴里淌出来的血。我竟然完全没感觉，当时我也不知道害怕。我探身趴到炕沿上。因为这时我明显感到嗓子眼有点儿痒，有一个东西要从咽喉处被顶出来的感觉。我几乎没费什么劲儿，几下就咳出一个鸽子蛋那么大的血肉模糊的疙瘩。咽喉部立刻感觉轻松、舒服了。我的心里豁然开朗，高兴的从炕上要跳起来。我心如明镜，这是师父给我去了要我命魔呀！我跪在炕上，磕头、磕头、再磕头！我谢师父救了我这条老命！
到了傍晚，吐痰就不带血丝了。我也知道饿了，喝了香甜的二米粥后，我的病就完全彻底的好了！师父帮我把“殃”打跑了。那一年，我七十二岁。我这个七十二岁的新弟子，得法就蒙受师父的延寿之恩，我的福气得多大呀！我知道，父母给我的命结束了；师父给我延续的命，诞生了！
（二）两次退党
老伴儿走了以后，我也经历了师父的恩泽和死去活来的磨难，就我一人的家，就成了我们那一片最大的炼功点和学法点。同修们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我还是个喜欢热闹的人，一直坚持到现在，也二十多年了。
七•二O之前的修炼历程，是很让人留恋的。因为所有的修炼活动，都在我家进行，我也几乎全部都参与。那真是偏得啊！我的状态一直很好，因为法学的多，提高的就快。那时经常出去弘法，建炼功点啥的，我几乎全参加，一天到晚忙忙活活的，每天的心情都很好。
中共恶党明目张胆的迫害我们之后，大家不去我那儿炼功了，但学法照常进行。
相对平静的修炼岁月，在二零零二年陡然巨变。那年我们学法小组，来了一个从关里来的流离失所的同修。他和我们一起出去挂条幅时，被恶警绑架了。他向恶警说出了我们小组所有人的信息。他领着警察来绑架我。
我在市看守所被拘押时，一个同修感染了疥。她弄了点热水要洗，让我拿件衣裳把窗户遮挡一下。我举着衣服的时候，一件儿在我身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发生了。我毫无征兆的一阵眩晕，坐在地上，竟人事不醒了！看守所的医生，整不明白我的病情，就把我送到了劳教所医院。最后的结论是：放我回家。但前题是让我们单位盖章同意才行。我侄子去我单位找他们盖章，他们不给盖。还说，让我在里面呆着吧！家里人不干了，和他们一顿吵，吵的他们都办不了公了。公司百般无奈才给盖的章。我一个字没写，一个手印没按，出了拘留所。
我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上单位去找那个糊涂的、不分善恶的邪党书记。我给他讲真相：我为什么要学法轮功？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因为条件艰苦，坐了一身的病。严重时生活不能自理。单位给我治病，也花了很多钱。这个情况，书记也知道。我学了法轮功后，一身的病，不治自愈，我能自理了。我没儿没女的，能自己照顾自己，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单位又省心，又省钱，有什么不好呢？我以前，什么活也干不了，我连十斤东西都拎不动。现在，我能拎一罐煤气，从一楼拎到三楼。法轮功还让我做好人，行好事。现在能从我身上找出一点儿不是吗？我这样的好人，你还帮着警察迫害我！既然这样，从今天开始，我退党！不当这个党员了，退了！从我进屋到出屋，我说的时间也真不算短，可这个书记一句话都没说。平时你说一句，他有八句话等着你。他今天是眼珠乱转，就是一言不发。三天后，公司党委给我送来一份组织关系调转证明信。我当着送证明信的小姑娘的面儿，把证明信撕了个粉粉碎！
二零零四年大规模退党时，我又实名退了一遍！
（三）讲真相不分年龄
我是从心里发誓跟师父走的。师父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虽然做起来有时很艰难，但有师父撑腰，我也都走过来了。
我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也十多年了。刚刚开始的时候，畏难心思重，对自己没信心。那段时间学法时，一见到师父说的那个“救”字，我就会产生一种愧疚的心态。自己没去救人，就是没听师父的话，那算啥大法弟子呢？
在同修们的帮助和鼓励下，我走出去讲真相救人了。那天下午走进大商场，同修发正念帮助我。我和一个老年男子讲的很顺利，他很高兴的退了团、队。一个女中学生更痛快，也退了团、队。分手时，还不停的对我说：老奶奶，谢谢您！首战告捷！我知道，这是师父在激励我。讲真相劝三退的无形障碍让师父帮我一下子给清除了。
从那天开始，我走出门去劝三退救众生，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做三件事儿的排序，就是我的生活序列。我每天上午学法；四个正点发正念，经常延长发正念的时间；下午就出去讲真相救人了，每天三个小时。劝退的人不是太多，但我每天都有收获。一年下来，劝救千儿八百的众生还是没问题的。
我的个人生活没有困难，生活很简单。每天的主食，买几个烧饼、馒头，早晨做个菜，就够一天吃的。我从不在吃上浪费时间。
我对每天出去劝三退，有一种隐隐的期盼。我把这件事儿当成是对我这一天，学法、发正念的检验和收获。如果我这天能劝退几个人，那是师父助我，也是对我学法认真，心性有提高的肯定。如果忙活一下午，也救不了一个人。那就必须得向内找，自己在心性上，又有什么地方没过去？
有一天，下午我早早就出去了，一下午倒没少走。可是，碰上一个是损我的；一个和我翻白眼儿的。还有一个根本就不理我。我竟然一个也没救下来。怀着很扫兴的心情往回走，头脑中的第一念，就是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了。细思顿悟：昨天讲真相，收获颇丰。到家快五点了。身上感觉有点儿累，就想躺一会儿歇歇。等到正点发过正念后再吃饭。哪成想，等醒来一看，都快七点了。我一看时间已然是过了，那就吃饭吧。吃过饭，看了一会儿新经文，就早早的睡了。
今天的讲真相受阻，就应该和自己昨天不重视发正念有关系。以后，自己应该提高对发正念的认识，万万不可，麻痹大意。因为发正念里的内涵太深了，牵扯的面儿太广了。
向内找对了。第二天，没觉咋地就救了五个人。还有两人是标准的党、团、队三退。
我以自己是九十三岁的大法弟子，能走能撂的健康体态，出现在世人面前。本身就在证实大法。做好三件事，我虽然信心满满，万事无忧。但有时，自己感觉走的好好的，也会摔个跤什么的。尤其冬天，我的侄子就劝阻我，不要出去了。我笑而不答，我心里太有底儿了。我本身就是师父给延续的生命。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我必须按照师父说的去做，我会万事无虞的。有一次，我在一个大超市讲真相，不知被什么东西拌了一下，就摔了个大前趴子。旁边的人，都吃惊的望着我。我若无其事的站起身来，和周围的人说：谢谢大家关心，我没事儿。确实是没事儿！这时我就开始讲真相了。我实话实说，从我自身特色入题，劝退很有效，讲一个退一个。我对自己摔跟头，我不认为是偶然的，这个跟头里一定有让我提高的东西。我就主动向内找，实在找不出来，就请同修帮我找。我如果找对了，第二天身体所有的不适都消失了；如果我没找对，那得第三天才能好。但事后我会继续找的。
有的时候，师父当时就点醒我。有一次，我在医院讲真相。在门诊候诊室，有一个男的趴在椅子上。我就坐在他旁边，拍拍他问：老弟哪儿不舒服啊？又唠了一会儿，那人就退了。当时，旁边还有一个人，看着他就挺痛苦的。因为我刚退了一个，就没跟那个人说，抬腿我就走了。出门不太远，我就卡摔了一跤。
回家以后，我就琢磨，我又哪儿做错了？仔细一想，我不应该不管那个有病的人，应该和他说三退的事儿。我做的不对，错了！第二天我就没事儿了。一般我出去，被人撞了磕了，这种事儿我根本不在意，没把这当回事儿，当然也就没事儿了。我该干啥还干啥，从没耽误过，劝三退这件大事。
二十多年来，在修炼的路上，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人生的喜怒哀乐，都和大法连在一起。我活的心里扎实，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我应该就是活的最幸福的人。
因为我是大法弟子！
（整理：智诚）
